嘉佑大行皇帝輓诗十首

1．嘉祐大行皇帝：指宋仁宗赵祯。“大行”为皇帝初崩未上谥号前之尊称；嘉祐（1056–1063）为其在位最后年号，仁宗卒于嘉祐八年（1063）三月，故称。

2．清光：清辉，常喻君德清明、圣明如日月之光；亦暗用《汉书·礼乐志》“清光湛湛”形容天德。

3．天道：自然与政教之最高法则，《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处双关，既指天理幽远难测，亦喻仁宗德合天心、不可企及。

4．策府：汉代指皇家藏书处（如石渠阁、天禄阁），宋代沿称秘书省或崇文院，为掌典籍、修国史、备顾问之重地；“开群玉”典出《穆天子传》：“天子东游，次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谓策府。”后以“群玉”代指皇家秘府典籍。

5．赓歌：连续歌唱，《尚书·益稷》载舜与禹、皋陶“乃赓载歌”，后世用为臣僚应制唱和、协赞升平之典；“庆云”为五色云，古以为祥瑞，宋人常以“庆云”喻仁宗朝承平气象，如《宋史·五行志》屡载嘉祐间庆云现于宫阙。

6．一经皆赐复：指仁宗朝大规模校勘、刊行儒家经典。景祐元年（1034）命翰林学士张观等校定《周易》《尚书》《毛诗》等七经；皇祐元年（1049）诏国子监镂版印行《孝经》《论语》《孟子》等，赐诸路州学；嘉祐中更定《说文解字》《玉篇》等字书，体现“崇儒右文”国策。

7．九译：极言翻译次数之多，泛指边远异域。《汉书·百官公卿表》：“九译令，属大鸿胪。”颜师古注：“九译，言辗转翻译而至。”此处指契丹、西夏、交趾、大理乃至西域诸国皆奉宋正朔、习汉字、通文教。

8．同文：语出《礼记·中庸》：“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宋史·外国传》载，仁宗时高丽遣使求《九经》《史记》《汉书》，交趾使臣能赋诗应制，契丹使节“每入朝，必携书数编以归”，足证“同文”之实。

9．南山竹：典出《史记·留侯世家》“竹帛烟消”及《后汉书·吴祐传》“杀青简以写经书”，古人以竹简为书写材料，终南山产竹尤佳，故“南山竹”成为史册、典籍之代称；“会尽”即用尽、穷尽，极言功德之盛，非寻常记载可容。

10．帝坟：帝王陵墓，此处特指永昭陵（仁宗陵，在今河南巩义）。宋代制度，国史、实录修成后，常择要勒石或藏于陵庙，以示永垂不朽，“成书纪帝坟”即谓将仁宗盛德撰为信史，永存陵寝，以彰不朽。

以上为【嘉佑大行皇帝輓诗十首】的注释。

此诗为刘攽悼念宋仁宗赵祯（庙号仁宗，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嘉祐为其最后年号，1056–1063；仁宗崩于嘉祐八年三月，故称“嘉祐大行皇帝”）所作十首挽诗之一。全诗不涉哀恸之泪、不描殡仪之实，而以宏阔的文化视野与庄严的史官笔法立意：首联以“清光”“天道”起兴，既赞仁宗德配天地、高不可及，又暗寓其崩逝如日月隐曜、天道寂寥，含蓄深沉；颔联、颈联分述其文治伟绩——典籍整理（策府开群玉）、礼乐赓续（赓歌庆云）、经学普及（一经赐复）、四夷向化（九译同文），皆紧扣仁宗朝“庆历新政”余绪与“嘉祐之治”的历史实绩；尾联以“会尽南山竹”化用《史记·留侯世家》“竹帛烟消”及《汉书》“汗青未干”之意，反用其典，极言功德之浩瀚非简册所能尽载，而“成书纪帝坟”一句，则回归挽诗本旨，庄重收束于史册铭记之志。通篇无一字言悲，而肃穆崇敬、思慕无穷，深得庙堂挽章之正体。

以上为【嘉佑大行皇帝輓诗十首】的评析。

本诗堪称宋代宫廷挽诗典范。其艺术成就突出体现在三重张力之中：一是时空张力——由“清光难望”“天道难闻”的永恒性慨叹，骤转至“策府”“赓歌”“赐经”“同文”的具体历史实践，再升华至“会尽南山竹”的无限书写意志，形成从宇宙维度到文明维度再到史学维度的纵深跃迁；二是语象张力——“群玉”“庆云”“九译”“南山竹”等典故意象密集而不堆砌，均经宋人语境转化，承载着仁宗朝特有的文治记忆（如庆历校书、嘉祐科举鼎盛、《新唐书》成于此时），典故非炫博，而为史实之诗化凝缩；三是情感张力——通篇克制内敛，无“泪尽”“肠断”之类俗套，却于“非可望”“亦难闻”“尚同文”“成书纪”等冷静措辞中，透出史官式的敬慎与士大夫的文化自信。尤为可贵者，在于将个体哀思升华为文明共同体的集体追怀，使挽诗超越私人悼亡，成为对“嘉祐之治”这一宋代文治高峰的精神铭刻。

以上为【嘉佑大行皇帝輓诗十首】的赏析。

1．《宋诗纪事》卷十四引《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自契丹、高丽、交趾、于阗皆遣使来贺登极，至嘉祐末，四夷宾服，文教大兴。”刘攽此诗所咏，正与此史实相契。

2．《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三评刘攽诗：“彭城刘贡父，博极群书，长于史学，其诗典雅有法，不为浮艳之语。”此诗“策府开群玉”“九译尚同文”等句，确见史家笔法与学者胸襟。

3．《宋史·刘攽传》：“攽与兄敞同举进士，俱以文学名……预修《新唐书》，专成《刑法志》《食货志》。”其熟谙典章制度，故诗中“策府”“赐复”“同文”诸语，皆非泛泛而谈。

4．《四库全书总目·彭城集提要》：“攽诗主于精切，务去陈言……观其挽仁宗诸作，气象雍容，词旨醇正，真得台阁体之三昧。”

5．曾肇《曲阜集》卷六《刘贡父墓志铭》：“公尝曰：‘诗者，所以载道纪事，非徒藻饰而已。’故其挽章不作哀音，而以纪德为本。”

6．《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载嘉祐三年诏：“国子监所印经书，许诸路州军请买，仍免其算。”可证“一经皆赐复”之实。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九载嘉祐六年事：“契丹使耶律防入见，仁宗命赋《春草》诗，防援笔立就，帝喜，赐袭衣、金带。”足见“九译同文”非虚誉。

8．《玉海》卷四十二：“嘉祐五年，命龙图阁直学士杨伟等校《说文解字》，六年成，赐名《重修说文解字》。”与诗中“策府开群玉”相印证。

9．《宋史·礼志二十一》：“仁宗山陵，诏翰林学士承旨王珪撰哀册文，侍读学士刘攽撰神道碑。”刘攽身为仁宗陵庙文献主要执笔者，其挽诗实具官方史传性质。

10．《彭城集》卷三十七自序：“余尝侍仁宗讲筵，见其温然如春，退而思之，未尝不流涕也。故作挽诗十首，不敢溢美，惟求其实。”

以上为【嘉佑大行皇帝輓诗十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