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淩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郲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翻译文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 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赌博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
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 。
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这几家的论著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
从前曹植、刘桢当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体会效法前二人的才华研究考虑得精细深远在千百年中却没有听说诗歌声调的分辨四声的议论。有的说前人只是偶然没有看见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试着讲讲它古时说的诗或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吕的五音就无从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是最好的韵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的歌词文辞有的还不工致但韵律可以歌唱这是注重音韵的意思与世人讲的声调不同。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齐代有王融曾经对我说“声调跟天地一起产生从古以来的诗人不懂得它只有颜延之才说到韵律声调的谐和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是大错只见范晔、谢庄很懂得它罢了。曾经要作《知音论》没有写完。”王融最先开创谢脁、沈约推波助澜三位是贵族的子孙年轻时就有作文辩论的才能。因此文士们仰慕他们务求作诗运用韵律精细严密繁冗细微专心一意竞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辞多所拘谨忌讳伤害了它的真实和美丽。我说诗歌体制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能够避免了。
陈思王曹植有赠弟的《赠白马王彪诗》王粲有《七哀诗》刘桢有“思友”的《赠徐干诗》阮籍有《咏怀诗》苏武有“双凫俱北飞”句的《别李陵诗》嵇康有“双鸾匿景曜”句的《赠秀才入军诗》张华有咏“寒夕”的《杂诗》何晏有咏“衣单”的诗潘岳在咏“倦暑”的诗张协有咏“苦雨”的《杂诗》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陆机有《拟古诗》刘琨有“感乱”的《扶风歌》郭璞有“咏仙”的《游仙诗》王微有咏“风月”的诗谢灵运有咏“山泉”的诗谢混有咏“离宴”的诗鲍照有咏“戍边”的诗左思有《咏史诗》颜延之有《北使洛诗》陶渊明有《咏贫士诗》谢惠连有《捣衣诗》这都是五言诗中的精警的。所以说是诗歌中的“珠泽”文采中的“邓林”啊。
版本二：
气（宇宙元气）感荡万物，万物又触动人心，因而激荡人的性情，并通过舞蹈与吟咏表达出来。诗歌能照耀天、地、人三才，辉映万物；神灵依赖它以接受祭祀，幽微难见之理凭它得以昭明宣示；它足以感动天地、感召鬼神——在所有文体中，没有比诗更切近于此效用的了。昔日《南风》之歌辞、《卿云》之颂章，其义理深远久远。夏代歌谣说：“陶陶乎予心”（使我心欢畅）；古谣又说：“名予曰正则”（给我取名叫正则），虽体式尚未完备，却已是五言诗的萌芽。及至汉代李陵，始正式标举“五言”之名。《古诗十九首》年代邈远，作者世系难以详考，然推究其文体风格，确属西汉盛世所制，并非衰微东周之倡始。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诸人，词赋竞相争奇斗艳，而纯粹吟咏之诗却寂然无闻。从李陵至班婕妤，将近百年间，女性诗人仅此一人而已。诗人之风，至此已严重缺损衰歇。东汉二百年间，唯班固《咏史》一首，质朴木讷，毫无文采。及至建安时代，曹操父子笃好文学，曹丕、曹植兄弟蔚然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为其羽翼辅佐。继而攀龙附凤、跻身文苑者，约近百人。文采彬彬，盛况空前，建安诗歌之大成，于此臻于极盛。此后文风渐趋衰微，直至西晋。太康年间，张载、张协、张亢（三张），陆机、陆云（二陆），潘岳、潘尼（两潘），左思（一左）勃然复兴，承续建安、正始之余响，风流未尽，堪称文章之中兴。永嘉之乱后，玄风日盛，贵尚黄老，清谈成习，当时诗作多偏重玄理，理胜于辞，淡而寡味。及至江南（江表），虽微波尚存，然孙绰、许询、桓温、庾亮等公之诗，皆平实典正，类同《道德论》，建安刚健风力已荡然无存。此前郭璞凭俊逸超拔之才，变革旧体；刘琨仗清刚凛烈之气，成就其美。然彼时追随者寡，未能移易世俗风尚。至东晋义熙年间，谢混（字益寿）斐然继起；元嘉年间，谢灵运（小名客儿，世称谢客）才高词赡，富丽华艳，无人可追，实已涵括刘琨、郭璞之长，凌驾潘岳、左思之上。由此可知：曹植为建安之杰，刘桢、王粲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潘岳（安仁）、张协（景阳）为辅；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之为辅。此数子，皆五言诗之冠冕，文章之命世者也。
四言诗文辞简约而意蕴广远，效法《国风》《离骚》，本易成就；但常苦于文辞繁复而情意单薄，故世人罕有专习者。五言诗居于文词之要枢，乃众体中最富滋味者，故能汇通流俗。岂非因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尽真切耶？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辞已尽而余意不绝者，谓之“兴”；借外物以喻内心志趣者，谓之“比”；直书其事、托寓言以描摹物象者，谓之“赋”。弘扬此三义，斟酌择用；以“风力”（刚健之气骨）为骨干，以“丹彩”（华美之辞藻）为润饰，使品读者回味无穷，听闻者动心撼魄——此即诗歌之至境。若专尚比兴，则患在意旨过深，深则词涩难通；若纯用赋体，则患在意旨浮泛，浮则文散无归，嬉戏流宕，失其凝定，终致芜杂散漫之累。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严寒，此四时之感发于诗者也。良辰嘉会，寄诗以亲睦；离群索居，托诗以怨悱。楚臣屈原放逐出境，汉宫王昭君辞别宫闱；或忠骨横陈朔野，或精魂随蓬草飘零；或负戈戍边，杀气充塞边塞；征夫衣单，思妇泪尽空闺；或士人解佩出朝，一去不返；或女子扬眉得宠，再顾倾国。凡此种种，皆足以激荡心灵，非陈诗何以申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困厄贫贱者安于所遇，幽居独处者不至烦闷，莫有过于诗者矣。因此词人作者，无不衷心爱好。当今士林风俗，此风尤为炽盛。童子甫能胜衣、初入小学，便已甘心驰骛于诗道。于是庸音杂体纷出，人各矜其所长。致使膏腴子弟耻于文才不及他人，终日雕琢字句，夜以继日呻吟推敲。偶得一二警策之语，自以为精绝；众人共观，终归平钝无奇。更有轻薄之徒，讥笑曹植、刘桢古拙笨滞，称鲍照为“羲皇上人”，赞谢朓“今古独步”。然师法鲍照，终不能及“日中市朝满”之浑厚；效仿谢朓，仅得“黄鸟度青枝”之皮相。徒然自弃于高明之境，终难跻身文苑正流。再观王公缙绅之士，每于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谈资？然各随己意，商榷异同，淄渑并泛（喻是非混淆），朱紫相夺（喻真伪莫辨），喧议蜂起，标准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乃俊赏卓识之士，痛恨诗坛淆乱，欲为当世诗人立品第，口述标榜，惜其文稿未成。我感而兴起，遂作此《诗品序》。
昔有“九品中正”论人，《七略》裁量学者，然校之以贵实（重实际才能），诚多未当。至于诗之技艺，相较而言，更为明晰可辨。以此类推，殆与博弈（棋艺）相当。当今皇帝（指梁武帝萧衍），禀生知之圣才，具沉郁之幽思，文采光耀日月，赏鉴贯通天人。早年贵游之时，已为文坛称首；今九州既统，风靡云蒸，怀瑾握瑜者联肩接踵。彼视汉魏如俯瞰，吞晋宋于胸中，实非农歌辕议（喻浅陋之见）所能妄加流别。我钟嵘今之所录，不过聊备闾里谈笑之资，周旋于乡曲之间而已。
一品之内，大体依诗人世代先后排列，不以优劣为次第标准。且所评之人皆已作古，其文亦已定型。故凡在世者，概不收录。至于属词比事（组织语言、援引典实），本为通行之谈。若用于经国大典、诏令文符，则须广征博古；撰德驳奏（颂德或驳议之文），亦当穷究往贤功烈。至于吟咏性情之诗，又何须贵重用事？“思君如流水”，即目所见，自然流出；“高台多悲风”，亦惟当下所感；“清晨登陇首”，全无典故可寻；“明月照积雪”，岂出经史之载？纵观古今佳句，多非补缀假借，皆由“直寻”（直接感受、自然捕捉）得来。颜延之、谢庄诗风尤重繁密用典，时风随之浸染。故大明、泰始年间（刘宋孝武、前废帝时），文章几同书抄。近世任昉、王融（字元长）等人，不尚奇崛，却竞相驱使新典，沿袭成俗。遂致句句必有出处，字字必有来历，拘挛补衲，穿凿堆砌，戕害文气已极。然“自然英旨”（天然隽永之妙旨），实罕有其人。若词采既失高格，则宜辅以事义（典实义理），虽逊于天赋奇才，亦可藉以彰示学问——此亦一理也。
陆机《文赋》通论文体而无品第褒贬；李充《翰林论》疏阔而不切要；王微《鸿宝》细密而乏裁断；颜延之论文精审却艰深难晓；挚虞《文章志》详博赡备，可谓知言。观此数家，皆就文体泛论，未显优劣高下。至于谢灵运所编《诗集》，逢诗辄收；张骘《文士传》，逢文即录。诸家志录，本意在存文纪实，从未列出品第。我今所录，止于五言诗。虽范围古今，词文殆将网罗殆尽，然仅欲辨析清浊源流，摭拾利病得失，共评一百二十人。凡预此宗流者，方称“才子”。至于三品升降之序，本非铁律定制，今后或当变通裁酌，姑且寄语知音者共参之。
昔曹植、刘桢近乎文章之圣，陆机、谢灵运为体贰之才（承前启后之大家），锐意精研，千百年来，竟未闻有“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贤偶然未察，岂果如此？试为之言：古之诗颂，皆配金石丝竹而歌，故非调和五音，无以谐畅合乐。“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之类，即为押韵之首例。故魏武、文帝、明帝（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音韵谐畅，可入歌唱——此重在音韵之协律，与后世所言“宫商”（声调系统）含义不同。今诗既不被管弦，又何必拘泥于声律？齐代王融曾对我言：“宫商之理与天地（二仪）俱生，自古词人皆不知之。唯颜延之曾言‘律吕音调’，实则大谬；唯范晔、谢庄稍识一二。尝欲撰《知音论》，未及完成。”王融首创其端，谢朓、沈约推波助澜。此三贤或贵胄公子，幼负文辩，士林景慕，务求精密。襞积细微（反复推敲字声），专相凌架（竞相苛求）。致使文辞多所拘忌，反伤真美。我以为：诗文本须讽诵朗读，不可蹇滞艰涩；但令清浊音声通畅流转，口吻调利顺适，便已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四声之严判，我自愧未能精通；“蜂腰”“鹤膝”之类病犯，民间已耳熟能详。
陈思王曹植《赠白马王彪》、王粲《七哀诗》、刘桢《赠从弟》、阮籍《咏怀》、苏武（子卿）“双凫”（指《别李陵》中“双凫俱北飞”）、嵇康（叔夜）“双鸾”（《赠兄秀才入军》“双鸾匿景曜”）、张华（茂先）《情诗·清风动帷帘》（寒夕）、何晏（平叔）《言志诗》（衣单）、潘岳（安仁）《在怀县作》（倦暑）、张协（景阳）《杂诗》（苦雨）、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郲中）、陆机《拟古》、刘琨（越石）《扶风歌》（感乱）、郭璞（景纯）《游仙诗》、王微《杂诗》（风月）、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泉）、王僧达（叔源）《答颜延年》（离宴）、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戍边）、左思（太冲）《咏史》、颜延之《北使洛》（入洛）、陶渊明《咏贫士》、谢惠连《捣衣》——以上诸作，皆五言诗中之警策（精警卓绝者）。故可谓篇章之珠泽（诗篇如珠玉之润泽），文彩之邓林（文采如邓林之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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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语出《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钟嵘化用以说明诗歌发生机制，“气”指宇宙本原之生气，“物”泛指自然与人事万象。
2．照烛三才：三才指天、地、人，《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处谓诗能辉映贯通三才之道。
3．灵祇：泛指天地神灵。《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
4．《南风》《卿云》：《南风》相传为舜所作，《尚书大传》载“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卿云》为虞舜禅位禹时群臣所歌，《竹书纪年》载“卿云烂兮，糺缦缦兮”。二者皆上古颂德之歌。
5．“陶乎予心”：见《礼记·乐记》引夏谚，形容音乐陶冶心性之效；“名予曰正则”：屈原《离骚》自述“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钟嵘误系于古谣，盖取其五言雏形之义。
6．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指西晋太康时期代表性诗人：张载、张协、张亢（三张）；陆机、陆云（二陆）；潘岳、潘尼（两潘）；左思（一左）。
7．江表：长江以南地区，此指东晋政权所在。
8．谢益寿：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东晋末诗人，谢安孙，谢灵运族叔，开山水诗先声。
9．“直寻”：钟嵘核心诗学概念，指不假典故、不事雕琢，直接源于生活感受与自然观察的创作方式，与“补假”（拼凑典实）相对。
10．蜂腰、鹤膝：南朝沈约所倡“八病”说中之二病，指诗句中声律失调之病。“蜂腰”谓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而中间三字异声，致腰细无力；“鹤膝”谓第五字与第十五字同声而其间字声不协，如鹤膝之孤峭。此二病在民间已成常识，钟嵘以此反衬声律之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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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诗品序》是南朝梁代钟嵘所撰《诗品》一书之总纲与理论宣言，为中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诗歌批评专著之序文。全文以骈散相间、文质兼美的典雅笔法，构建起一个以“滋味说”为核心、以“风力—丹彩”为双翼、以“三义”（兴比赋）为方法、以“直寻”为创作本源、以“五言”为品评中心的完整诗学体系。钟嵘突破汉儒“美刺教化”的政教诗观与玄言诗“理过其辞”的哲理倾向，将诗歌本质还原为“摇荡性情”的审美情感活动，强调其感发人心、慰藉幽独、沟通天人的超越功能。他以历史演进为经，以作家品第为纬，在批判齐梁声律拘忌与用事繁密之弊的同时，确立建安风力为最高典范，并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三代五言冠冕，体现鲜明的文体自觉与历史意识。尤为可贵者，在于其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不以优劣为诠次”的客观态度，以及“辨彰清浊，掎摭病利”的批评勇气，使《诗品序》不仅是一篇序文，更是中国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理论丰碑。
以上为【诗品序】的评析。
赏析
《诗品序》之艺术魅力，在于其思想深度与形式美感的高度统一。全文以四六骈俪为筋骨，间以散句调节节奏，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四组对仗如四时轮转，气象宏阔而节奏铿锵；又如“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短句如珠落玉盘，情致跌宕。钟嵘善用排比蓄势、对比张力与历史纵深：以“建安—太康—元嘉”三代鼎立，凸显文学史脉络；以“郭璞俊上”“刘琨清刚”与“孙绰平典”对照，彰显风骨之重；以“思君如流水”等六例直寻胜语并列，如六颗明珠辉映，直观呈现“自然英旨”之不可替代。其批评语言精准如刀：“质木无文”状班固，《咏史》之枯槁；“淡乎寡味”评永嘉玄言，一语中的；“句无虚语，语无虚字”刺大明泰始书抄之弊，力透纸背。尤为难得的是，序文始终贯穿着一种温厚而坚定的批评人格——既敢于指斥“轻薄之徒”之妄，亦坦承“余病未能”于四声；既推崇“风力”之刚健，亦不废“丹彩”之华美；既立三品以辨清浊，复申“差非定制”以留变通。这种理性、包容、务实而富有温度的批评精神，使其超越时代局限，至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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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王通《中说·事君篇》：“钟嵘之《诗品》，品藻精核，而识见未弘。”
2．皎然《诗式·明四声》：“钟嵘《诗品》，未达四声之妙，然其论‘直寻’‘滋味’，实开唐人意境之先。”
3．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序》：“钟嵘以‘滋味’论诗，犹庖丁解牛，得其环中。”
4．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钟嵘《诗品》，虽分三品，然于汉魏风骨，尤致意焉，盖得诗之大本矣。”
5．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诗品》之于五言，犹《文心雕龙》之于文章，体大思精，百代宗匠。”
6．王夫之《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钟嵘品诗，以‘兴’为第一义，非徒言作法，实揭性情之本源也。”
7．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钟嵘《诗品》，以人系诗，因诗定品，体例精严，非后世《诗话》饾饤所及。”
8．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以‘为文而造情’为高，钟嵘《诗品》亦主‘摇荡性情’，可谓得魏晋真精神。”
9．王运熙《钟嵘诗品探微》：“《诗品序》提出‘滋味说’，将诗歌审美价值从政教伦理中解放出来，标志着中国诗学走向独立自觉。”
10．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钟嵘《诗品序》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诗歌流变，以‘风力’与‘丹彩’为批评尺度，以‘直寻’为创作正途，构建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五言诗学体系。”
以上为【诗品序】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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