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三月二日出白羊门将游茅山诗

1．甲子三月二日：指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农历三月初二。陆文圭生于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此时四十四岁，正值宋亡后隐居讲学时期。

2．白羊门：茅山古地名，或为山麓某处城门或关隘，今地望已不可确考；一说即茅山北麓白羊山附近门户，亦有谓为句容县西境古道入口。

3．三茅峰：茅山主峰，因汉代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修道于此得名，分称大茅峰、中茅峰、小茅峰，其中大茅峰为道教“第一福地”。

4．华阳翁：指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南朝齐梁间著名道士、医药家、文学家，隐居茅山四十余年，开创上清派茅山宗，被尊为“山中宰相”。

5．两唐古君子：指唐代两位茅山宗高道——王远知（528?–635）与李含光（682–769）。王远知为陶弘景再传弟子，受隋炀帝、唐高祖礼遇；李含光为司马承祯弟子，玄宗朝奉诏入京，赐号“玄静先生”，晚年归隐茅山升元观（即诗中“升元宫”）。

6．升元宫：即升元观，唐代茅山重要宫观，位于大茅峰下，为李含光奉敕重建，宋元时仍存，明代废。

7．寒食：节令名，在清明前二日，禁火冷食，为古代重要祭扫时节；诗人择此日出游，暗含追思先贤、澄心近道之意。

8．坡陇：山坡与丘陵，泛指起伏山地。“陇”同“垄”，田埂高地，此处指山势层叠之貌。

9．涧井：幽深山涧与深谷，非指水井；“井”取其深邃闭塞之义，状行路忽陷低谷之突兀感。

10．芃芃：《诗经·鄘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形容草木茂盛貌，此处专指麦苗青葱繁密，与“发蓬”形成形似而质异的对照。

以上为【甲子三月二日出白羊门将游茅山诗】的注释。

此诗作于元代初年，陆文圭以儒者身份游历道教圣地茅山，融儒理、道思与士人生命自觉于一体。全诗以纪行为经，以感怀为纬：前八句写实性行旅，节奏顿挫，空间跌宕（“涉其颠”而“忽下涧井”），凸显山势险奥与行路之艰；中段借“樱桃红”“麦芃芃”与“发脱”对照，在细微物象中注入强烈的生命意识——自然之恒常反衬人生之速朽；后六句由景入玄，转向对长生之思、仙真之慕，然非狂热求仙，而是以“安得”“稽首”“为我作先容”等谦抑措辞，体现宋元儒者“即世求超”的理性虔敬。诗风清刚简古，无元代俗艳之习，承杜甫《望岳》之沉郁、王维《终南别业》之静观，而更具哲思密度与个体存在之痛感。

以上为【甲子三月二日出白羊门将游茅山诗】的评析。

此诗最动人处，在于以极简笔墨完成三重张力的精密编织：一是空间张力——“登峰”与“下涧”、“直道”与“曲径”、“荆棘”与“樱桃”的陡转，使地理行迹成为精神跋涉的具象；二是时间张力——“小树樱桃红”之瞬时生机与“麦青长芃芃”之循环恒常，反衬“发白日日脱”之不可逆衰变，将《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的慨叹，落于可触可感的春日麦野；三是信仰张力——对华阳翁的“稽首”并非弃世求仙，而是以儒者之诚叩问超越可能；所托“两唐君子”亦非神祇，而是历史中真实践履道化的士大夫型高道，体现元代遗民学者在易代之际，借道教圣地重寻文化根脉与精神支点的深层意图。诗中“类我头发蓬”一句尤为奇警：以麦喻发，非仅形似，更将植物蓬勃之“生”与人体凋零之“衰”并置，使自然意象成为存在困境的镜像，堪称宋元之际哲理诗之典范。

以上为【甲子三月二日出白羊门将游茅山诗】的赏析。

1．《元诗选·初集》顾嗣立评：“文圭诗宗杜、韩，而兼得王、孟之清微。此游茅山诸作，尤见静观自得之致，非徒模山范水者比。”

2．《四库全书总目·墙东类稿提要》：“文圭身丁丧乱，守志不仕，其诗多寓故国之思、修身之旨。游茅山数章，托迹玄门，而忠厚悱恻之意，隐然言外。”

3．清·钱熙彦《元诗合璧》卷五：“‘发白日日脱，麦青长芃芃’，十字抵得一篇《秋兴》，以常景写至情，深得少陵家法。”

4．《江苏诗征》卷一百十二引厉鹗语：“陆子仁（文圭字）此诗，不言隐而隐意自见，不言悲而悲思潜流。白羊门、升元宫等地名，皆非泛设，盖以地理为史脉之锚也。”

5．今人邓之诚《元代社会阶级制度》附论引此诗云：“元初江南士人游茅山者众，非尽慕神仙，实藉胜境存衣冠之绪、续斯文之命。文圭此作，可作文化抵抗之诗证。”

以上为【甲子三月二日出白羊门将游茅山诗】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