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门虞舜

1．唐虞门：《咏史诗》组诗中的一类，以“唐尧虞舜”时代为题，周昙《咏史诗》共八卷，分门编次，“唐虞门”即专咏尧舜事迹之篇章。

2．虞舜：即舜，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上古五帝之一，以孝德著称，受尧禅让而继帝位。

3．进善惩奸：语出《尚书·舜典》“举八元八恺”“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即擢用贤者、惩处恶人。

4．帝功：指建立符合天道人伦的帝王功业，非指武功征伐，而重在德化与制度建设。

5．揖让：古代禅让制之礼仪形式，指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时所行谦逊推让之礼，为儒家推崇的最高政治合法性来源。

6．温恭：温和恭敬，《诗经·大雅·抑》有“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形容舜谦和庄敬之德容。

7．卿士：周代指高级官员，此处泛指朝廷重臣。

8．元凯：即“八元”“八恺”之合称。八元为高辛氏（帝喾）之才子，能布五教于四方；八恺为高阳氏（颛顼）之才子，能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后世以“元凯”代指贤臣。

9．兜：即“驩兜”，尧时大臣，被列为“四罪”之一，《尚书·尧典》载“放驩兜于崇山”。

10．四凶：《左传·文公十八年》明确指浑沌（驩兜）、穷奇（共工）、梼杌（鲧）、饕餮（三苗），乃被舜流放的四个恶人或部族首领，代表悖逆、争斗、壅塞、贪残四种恶德。

以上为【唐虞门虞舜】的注释。

此诗为唐代咏史绝句，借赞颂虞舜之德政，凸显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形象：以德配位、选贤与能、明刑弼教、以仁化凶。周昙以精炼笔法勾勒出舜帝治国的核心逻辑——非恃武力，而在“进善惩奸”的政治伦理实践；其“揖让”之举非软弱退让，而是功成不居、德盛自彰的至高境界。末句“黜兜苗与四凶”尤具深意：兜、三苗属上古部族，四凶为神话性恶臣象征，二者并提，体现唐人将历史传说道德化、政治化的典型思维，亦暗含对当世朋党倾轧、贤愚倒置的隐微讽喻。

以上为【唐虞门虞舜】的评析。

本诗虽仅二十八字，却高度凝练地重构了《尚书》《左传》所载舜帝政治叙事。首句“进善惩奸立帝功”以因果句式开篇，直指治国根本在于价值选择与人事安排；次句“功成揖让益温恭”，用“益”字点出德性随功业而愈显醇厚，破除“功高则骄”之常理，彰显圣王境界。第三句“满朝卿士多元凯”，以“多”字状贤才之盛，反衬下句“黜”之必要与正当——非因私怨，实因群贤在位，方能正纲纪、清视听。结句并列“兜苗与四凶”，将史籍中分属不同事件（放兜、窜三苗、殛鲧等）的人物浓缩为道德整全的“恶之谱系”，强化善恶对立的教化张力。全诗语言质朴而义理峻切，无一闲字，深得咏史诗“以断制胜、以简驭繁”之要旨。

以上为【唐虞门虞舜】的赏析。

1．《全唐诗话》卷二引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周昙作《咏史诗》八卷，每篇题下自注本事，务存规诫，不尚华辞。”

2．《郡斋读书志》卷四：“周昙《咏史诗》凡二百十首，分门别类，皆取史传事实，寓劝戒之意，词旨浅近，而于治乱兴亡之迹，略见其概。”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七：“昙诗虽格调未超，然能本经史以立言，与晚唐纤佻之习迥殊。”

4．《唐诗纪事》卷六十一：“昙仕梁为国子博士，值唐季丧乱，故所作多借古讽今，此篇‘黜兜苗与四凶’，盖有感于藩镇跋扈、权奸窃柄也。”

5．《唐音癸签》卷三十：“周昙咏史，如老吏断狱，案牍分明，虽乏风神，而义理自足。”

6．《历代诗话》卷四十五引吴乔语：“咏史贵有裁断，周昙此作‘进善惩奸’四字，直抉舜政之枢，较诸泛泛颂圣者，高出数等。”

7．《石洲诗话》卷二：“唐人咏虞舜者多矣，唯昙此篇不写孝感动天，而专论其为政之本，识见特出。”

8．《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周昙诗如铁画银钩，字字有棱角，此篇‘满朝’‘为黜’二句，顿挫有力，俨然庙堂诰命口吻。”

9．《唐诗品汇》选此诗入“咏史正宗”，高棅评曰：“以史为鉴，以德为衡，言近而旨远，可谓得风人之遗意。”

10．《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第四册：“周昙《咏史诗》是晚唐咏史群体中最具系统性与政教意识的一家，其《唐虞门·虞舜》等篇，将上古禅让叙事转化为可操作的政治伦理范式，影响及于宋初馆阁诗风。”

以上为【唐虞门虞舜】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