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时二首

1．衣冠：代指士大夫阶层与礼乐文明，《左传·哀公七年》：“君子之至于斯也，虽小国必有衣冠。”此处反用，言中原衣冠制度已荡然无存。

2．鲁卫：春秋时鲁国与卫国，皆周公之后，素为礼乐重镇，后世常并称以喻文化正统之地；此处指沦陷的中原故土。

3．荆扬：古九州之二，荆指今湖北、湖南一带，扬指今江苏、安徽、浙江一带；南宋初朝廷流寓扬州、建康、临安，荆扬遂成偏安政权实际控制区，与“鲁卫”形成空间与文化上的强烈对照。

4．帝所：天帝居所，亦借指天子都城；此处暗指临安（行在），含微讽其非正统京师之意。

5．狩河阳：典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本为晋文公召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以尊王攘夷、重振纲纪；晁氏借此呼吁南宋朝廷效法，以“狩”为名行恢复之实，强调政治合法性与军事进取的统一。

6．丞相：指南宋初年主政之相臣，或特指赵鼎、张浚等人；晁说之曾上书力主抗金，此语实为对执政者的直接谏言。

7．张子房：即张良，汉初谋臣，辅佐刘邦灭秦破楚、定鼎天下，尤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著称；晁氏以之比理想中的经世大才，非泛泛之士。

8．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号景迂生，澶州清丰（今河南清丰）人，元丰进士，博通经史，精于《易》学；靖康后拒仕伪齐，南渡依高宗，官至徽猷阁待制；诗风沉挚刚健，多感时忧国之作。

9．《感时二首》原为组诗，此为其一；《景迂生集》卷十六收录，题下自注：“建炎初，避地浙东作。”可知作于1127—1128年间。

10．“狩”字在此具双重语义：既合《春秋》笔法之“尊王”微旨，又隐含“巡狩四方、收复失地”之现实政治诉求，一字千钧。

以上为【感时二首】的注释。

此诗作于北宋靖康之变后、南宋初立之际，晁说之身为南渡遗老，亲历国破家亡，诗中无直写兵燹，而以“衣冠迷鲁卫”“食饮叹荆扬”起笔，借礼乐沦丧、疆域割裂之象，沉痛揭示文化正统的崩解与士人精神的流散。“夜雨思乡”“秋风客梦”以时空叠印手法，将地理阻隔升华为时代性乡愁；后两联陡转振起，“莫言游帝所，要且狩河阳”，化用《左传》“天王狩于河阳”典故，暗讽高宗偏安临安、不思恢复，而寄望于效周襄王得晋文公之助的正统复兴模式；结句以张良喻贤才，实为对主政者识人用人之深切期许与尖锐提醒。全诗沉郁顿挫，典切而意深，在宋室南渡初期的感时诗中，兼具史家之识、儒者之忠与诗人之警。

以上为【感时二首】的评析。

此诗结构谨严，四联层层递进：首联以空间错置（鲁卫之失、荆扬之困）揭出文明断裂；颔联转写时间体验（夜雨之近、秋风之长），在感官细节中注入深广的身世之悲与时代之恸；颈联陡然振起，以“莫言”“要且”的决断语气，将个人悲慨升华为政治理想，用“狩河阳”这一高度符号化的典故，完成从流亡叙事到中兴召唤的转折；尾联则落脚于人才战略，以张良为镜，既见诗人对治国根本的深刻把握，亦显其不阿权贵、直陈所见的士节。诗中“迷”“叹”“思”“梦”“莫言”“要且”“当求”等动词与副词，如音节之骨，撑起全篇筋力；而“衣冠”“食饮”“夜雨”“秋风”等意象，则如血肉，赋予历史命题以可触可感的生命温度。其艺术成就，正在于将经学修养、史家眼光与诗人敏感熔铸为一种凝重而峻切的南渡诗风。

以上为【感时二首】的赏析。

1．《宋诗钞·景迂钞》云：“以道诗不事雕琢，而气格苍坚，尤善以《春秋》笔意入诗，《感时》诸作，直追少陵‘麻鞋见天子’之忠悃。”

2．《四库全书总目·景迂生集提要》：“说之遭靖康之变，颠沛流离，所作多悲愤激切之音……如《感时》‘莫言游帝所，要且狩河阳’，以《左传》事裁今日之局，深得春秋微言大义。”

3．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晁以道《感时》诗，语语沉着，字字有来历而绝不袭陈言，南渡初唯陈简斋、吕居仁可与并驱，然简斋稍纵，居仁稍缛，惟以道朴厚中见锋棱，最为难能。”

4．钱钟书《宋诗选注》：“晁说之此诗，以鲁卫、荆扬对举，已括尽南北分裂之痛；而‘狩河阳’三字，尤为南宋初期罕有之政治清醒——不苟安于一隅，不忘正统之所在，不弃恢复之大义。”

5．傅璇琮主编《宋才子传笺证·晁说之卷》：“建炎初《感时二首》，实为南渡士人精神转向之标志：由伤逝转向担当，由悲吟转向谋划，‘当求张子房’之呼，乃是对整个时代智识力量的召唤。”

以上为【感时二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