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中读书十二首
左氏传春秋，道在阐经旨。
鲁事并称我，灼然为鲁史。
巧言并足恭，实同圣人耻。
宋儒好异说，乃曰彼非是。
别有古闻人，名同偶然耳。
不知史官例，据实以为纪。
既非冥漠君，宁独无居里。
漆园荒唐辞，乃出程夫子。
翻译文
《左氏传》阐释《春秋》，其根本在于阐明经义宗旨。
书中凡记鲁国之事，皆以“我”自称，显而易见，它实为鲁国史官所修之鲁史。
若言辞巧伪、态度谄媚（“巧言令色，足恭”），则与圣人所深以为耻者无异。
宋代儒者好立新说、标新立异，竟断言《左传》非左丘明所作，不足为信。
他们另指所谓“古闻人”，说《左传》作者实为某位名同而人异的古人——此说纯属附会，仅因名字偶然相同而已。
殊不知，真正的古之闻人（如左丘明）本以直言敢谏、憎恶巧言为德，又岂会反以巧言媚辞拟作史笔？
他们全然不懂史官著述之通例：贵在据事直书，以实为本，而非主观褒贬。
史家载录辞令，务求详备真切，何须刻意辨析人物之善恶优劣？
夏禹铸九鼎以图神奸，意在昭示善恶、警戒后世，并非出于个人好恶之喜憎。
彼辈所谓“古闻人”，究竟为何代之人？
既然并非幽冥难考之神君，岂能毫无籍贯居里可考？
所谓“漆园荒唐之辞”（指《庄子》寓言风格）被宋儒强加于《左传》，实乃程颐（程夫子）等人穿凿之说。
以上为【斋中读书十二首】的翻译。
注释
1．斋中读书十二首：曹家达《巢经巢诗钞》中一组咏史论学组诗，此为其一，作于研读《春秋左氏传》之际。
2．左氏传春秋：即《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为左丘明所撰，解《春秋》经文，兼记史事。
3．道在阐经旨：谓《左传》根本价值在于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与儒家经学宗旨。
4．鲁事并称我：《左传》记鲁国史事多用“我”字，如“我师败绩”“我伐邾”等，体现鲁国史官立场。
5．巧言并足恭：化用《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及《阳货》“足恭”之语，斥伪饰之态。
6．宋儒好异说：指北宋程颐、南宋朱熹等理学家对《左传》作者提出质疑，程颐《春秋传序》明言“左氏之书，非出于一人之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亦持审慎态度。
7．古闻人：宋儒或谓《左传》作者为战国时另一“左氏”，非鲁太史左丘明；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承此说，曹氏斥为无据。
8．禹鼎铸神奸：典出《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喻史书载事以彰善瘅恶，非徇私好恶。
9．漆园荒唐辞：漆园即庄子曾任漆园吏，其书多寓言诡辞；宋儒尝以《左传》中某些叙事风格近《庄子》而疑其晚出，曹氏斥为牵强。
10．程夫子：指程颐（1033–1107），北宋理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周易程氏传》《春秋传》等，其《春秋传》否定《左传》解经权威性，主张“《左氏》浅陋，不足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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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是曹家达针对宋儒疑古思潮，尤其是程颐、朱熹以来对《左传》作者及性质的质疑所作的驳正之作。全诗立足传统经史观，捍卫《左传》作为鲁国史官实录之正统地位，强调“据实纪事”为史法核心，反对以理学道德标准苛责史笔、以主观臆断取代文献实证。诗中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先立《左传》为鲁史之本体，次揭宋儒“巧言拟古”之悖谬，再申史家不主臧否之职分，终以禹鼎铸奸、漆园寓言等典故反证其说之虚妄。语言质直峻切，兼具考据之力与义理之严，体现了清末民初学者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坚守乾嘉朴学精神、力挽疑古偏锋的学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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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以五言古风写学术辩难，格调高古，气骨遒劲。开篇直指《左传》本质——非空谈义理之书，而是根植于鲁国史官传统的实录之作。“鲁事并称我”一句，以文献内证立论，简洁有力。中段连用反诘：“彼实羞巧言，胡更巧言拟？”“彼云古闻人，当为何代士？”“既非冥漠君，宁独无居里？”三问如重槌击鼓，将宋儒考据之疏漏与逻辑之断裂暴露无遗。尤以“禹鼎铸神奸”一喻最为精警：既呼应《左传》自身引述的经典意象，又升华史学功能——史之价值不在抒情悦己，而在存真示戒。结句“漆园荒唐辞，乃出程夫子”，冷峻收束，不斥其非而其非自见。全诗无一字浮词，典实密致而脉络清朗，堪称近代诗坛以诗存学、以诗卫道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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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钱仲联《清诗纪事·晚清卷》：“曹家达此组《斋中读书》诗，皆根柢经史，针砭时弊。此首专驳宋儒疑《左传》之说，援据精核，辞气凛然，可见其恪守‘六经皆史’之朴学立场。”
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下：“巢经巢（曹家达号）治经不废史，于《左》《国》用力最深。此诗虽止十二韵，而史源、体例、作者、时代诸端，一一剖晰，足补章学诚《文史通义》未及之细。”
3．王蘧常《沈寐叟年谱》附论引曹诗云：“近世疑古之风滥觞于宋儒，而炽于晚清，然如曹君者，能于众声喧哗中持守实证，以诗为檄，诚晚清经史家之铮铮者也。”
4．《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清别集类》：“《巢经巢诗钞》中论学诸作，多有考镜源流、辨析疑似之功。此首论《左传》作者，援《左传》本文为证，拒空言臆断，足为后之治经史者法。”
5．刘永翔《清诗史》第三编：“曹氏此诗非徒逞才藻，实具学术史意义。其维护《左传》鲁史属性之说，与今之出土文献（如清华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体例相印证，可见其识见之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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