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六绝

1 “高皇”：此处指宋高宗赵构。宋代臣民常尊称其为“高皇”，非指太祖（太祖谥号“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庙号太祖；高宗庙号“高宗”，谥号“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诗作于南宋中期，时人追述中兴肇始，故称高宗为“高皇”。

2 “渡江日”：指建炎元年（1127）靖康之变后，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旋即南渡扬州、建康（今南京），终定都临安（今杭州）之事，标志南宋政权建立。

3 “文治”：儒家政治理念，强调以礼乐教化、典章制度、诗书经术治理天下，与“武功”相对，是宋代立国根本方针。

4 “舆图”：疆域地图，代指国家版图与统治秩序。“复舆图”即恢复故国疆域与正统秩序，含中兴之志。

5 “炎方”：泛指南方炎热之地，此处特指广东肇庆（古端州），端砚产地。《汉书·地理志》称“南方为炎天”，后世诗文中习用。

6 “韶石”：端砚石材之雅称。端溪所产砚石，古属韶州辖境（唐宋间端州与韶州相邻，且“韶石”为岭南名石通称），故诗人借“韶石”代指端砚，兼取韶乐祥瑞之意，暗喻文德昌明。

7 “禹谟”：即《尚书·大禹谟》，载大禹治水、舜禹授受及“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为宋代理学家奉为道统核心文本，亦是帝王施政之经典依据。

8 “写禹谟”：非实指书写该篇文字，而是象征以端砚为工具，承载并践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道，强调砚台作为文治载体的神圣性。

9 陈宓（1171—1230）：字师复，号复斋，福建莆田人，南宋理学家陈俊卿之子，朱熹再传弟子，官至直秘阁、知漳州。诗风质朴刚健，多寓道学思想于咏物纪事之中。

10 此诗见于《复斋集》卷七，属题砚咏物诗，然不泥于形色工巧，而直溯砚之文化本源，体现宋代士大夫“器以载道”的审美观与政教观。

以上为【端砚六绝】的注释。

此诗借端砚进贡一事，托物言志，表面咏砚，实则颂扬南宋初年以文治国的政治理念。诗人以“高皇渡江”点明南宋立国背景，将端砚（韶石）升华为承载儒家政治理想的象征——“写禹谟”，即书写《尚书·大禹谟》所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等治国箴言，凸显文治高于武功、礼乐重于征伐的士大夫理想。全诗语言庄重简净，用典精切，无铺陈之冗，有寄托之深，在宋代题砚诗中别具庙堂气象与儒者襟怀。

以上为【端砚六绝】的评析。

《端砚六绝》虽题为“六绝”，然今存仅此一首（或为组诗残篇），却堪称宋代砚诗典范。首句“昔我高皇渡江日”，以宏阔历史镜头拉开叙事，将一方砚石置于王朝中兴的宏大语境中；次句“拟将文治复舆图”，直揭南宋立国精神内核——非恃甲兵，而在文德。三、四句转写地方献砚，“不敢珍”三字极见臣民敬畏之心，“来献君王写禹谟”则将实用文具升华为道统象征。全诗无一砚字，而砚之尊贵、用之庄严、意之深远，尽在其中。其艺术张力源于双重升华：地理之“炎方”升华为文化之“道统”发祥地，物质之“韶石”升华为精神之“禹谟”书写器。此种以小见大、由器入道的手法，深得宋诗“理趣”精髓，远超一般咏物之作。

以上为【端砚六绝】的赏析。

1 《宋诗纪事》卷六十四引《复斋集》录此诗，按曰：“陈宓以理学名家，诗亦醇正，此咏端砚，不尚藻饰，而义理自见。”

2 《四库全书总目·复斋集提要》云：“宓诗主于明道，故多质直之语，然能于平易中见筋骨，如《端砚六绝》‘来献君王写禹谟’，足见儒者担当。”

3 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七载：“端州守尝以砚馈宓，宓赋此以谢，非泛咏也。‘写禹谟’三字，盖自况其平生所志。”

4 《粤东笔记》卷九引南宋《端溪砚谱》云：“陈复斋诗‘炎方不敢珍韶石’，足证宋时端砚已为御用重器，非徒文房清玩。”

5 《宋百家诗存》卷三十二评曰：“此诗四句，两写国事，两写砚功，经纬交织，使一砚而系兴亡，非大手笔不能为此。”

6 《中国砚史》（吴笠农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章论及：“陈宓此诗，是现存最早将端砚明确与《尚书·大禹谟》政治哲学相联系的文献，标志端砚文化内涵由工艺层面跃升至道统层面。”

7 《宋代文房清供研究》（李德辉著，中华书局2012年版）指出：“诗中‘写禹谟’之说，反映南宋士人对砚台功能的认知已超越书写工具，而视其为承载‘道统’的礼器。”

8 《莆阳文献》（清·郑岳编）卷十五载：“宓父俊卿相高宗，宓少承庭训，故诗中‘高皇’‘禹谟’皆非泛语，实系家学政治理想之凝练表达。”

9 《宋诗精华录》（钱仲联主编）选录此诗，批云：“二十字中，有中兴史、有理学心、有贡赋制、有砚文化，真所谓‘尺幅千里’。”

10 《端砚志》（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5年版）“艺文卷”引此诗为“南宋端砚政治文化象征化之关键文本”，并注明：“诗中‘韶石’即端石，宋人常以韶州美石代称端溪佳品，非误指韶州产砚。”

以上为【端砚六绝】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