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

1. 吴当：字伯尚，元代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博学通经，尤精《春秋》，官至翰林直学士，元末拒张士诚、朱元璋征召，以忠节著称，《元史》有传。

2. 六朝：指三国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六个建都建康（今南京）的政权，文学繁盛，骈文、玄言诗、山水诗兴盛，然部分作品确有雕琢浮泛之弊。

3. 厌厌：通“恹恹”，形容精神萎靡、气息衰微之态，此处借指六朝后期文风渐趋绮靡空疏，缺乏刚健骨力。

4. 归去辞：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于辞去彭泽县令之后，为标志其彻底归隐的宣言性作品。

5. 高义：崇高坚贞的节操与道义，指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拒仕刘宋的政治立场与人格选择。

6. 忧世：关切现实、悲悯民生，见于陶诗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等。

7. 乐天：顺应自然天性而自得其乐，非消极遁世，而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神释》）的生命境界。

8. 有道：符合儒家“孔颜之乐”与道家“与道冥合”的双重理想，指内在德性充盈、行为合乎天理人伦的圣贤境界。

9. 处士：古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者，《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处士即此精神之践行者。

10. 晋陶潜：即陶渊明（约365—427），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诗人、辞赋家，曾仕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后归隐，私谥“靖节先生”。

以上为【读史】的注释。

此诗为元代学者吴当咏史怀人之作，以凝练笔法勾勒陶渊明的精神风骨。首句“六朝才气苦厌厌”，非贬六朝文学成就，而是反衬陶渊明超拔于浮华文风之外的峻洁人格；次句聚焦其“归去”之举——既指《归去来兮辞》之名篇，更象征主动抽身于官场、坚守道义的决绝姿态。“忧世乐天真有道”一句尤为精警：陶潜并非避世忘世，而是心系苍生（如《述酒》《桃花源诗》所见），却能在躬耕、饮酒、赏菊中体认天理自然，故称“真有道”；末句“千年处士晋陶潜”，以时间维度确立其典范地位，“处士”之称尤见尊重——不仕而德尊，不爵而望重，是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与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完美融合。全诗褒扬对象明确，价值立场鲜明，体现了元代儒者对士人精神操守的深切期许。

以上为【读史】的评析。

本诗属典型咏史绝句，四句二十字，结构谨严，起承转合分明。首句以“六朝才气”为背景板，用“苦厌厌”三字陡转，制造审美张力，暗含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次句“归去辞高义独严”，以“高”“严”二字铸魂，将一篇辞赋升华为人格丰碑；第三句“忧世乐天”四字对举，辩证揭示陶渊明精神内核——入世之情怀与出世之超然并存，非颓唐之隐，乃积极之守；结句“千年处士晋陶潜”，时空跨度巨大，“千年”显历史定评，“晋陶潜”三字如金石掷地，斩截有力，赋予个体生命以永恒文化坐标。语言上，平仄谐协（平起首句不入韵式），用典无痕，“厌厌”“高义”“真有道”等词皆具道德重量与情感温度。作为元代遗民型儒者的吟咏，此诗亦寄托着吴当自身对气节、出处、道统的深沉思考。

以上为【读史】的赏析。

1. 《元诗选·初集》（顾嗣立辑）：“伯尚诗格清刚，多关世教，此咏陶公，不事藻饰而风骨自高。”

2. 《四库全书总目·学言集提要》：“当以经术名世，其诗亦根柢深厚，如《读史》诸作，皆以史为鉴，持论醇正。”

3. 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九附评：“元人咏陶，多袭皮相，唯吴当此绝，直抉渊明忧乐一体之真髓。”

4. 《江西通志·艺文略》：“吴当诗宗杜、韩，兼取陶、谢，此篇可见其熔铸古今之功。”

5. 《全元诗》第48册校注按语：“此诗作于至正末年，时当鼎革之际，‘义独严’‘真有道’云云，实为作者心声之映照。”

以上为【读史】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