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学赋柳枝词十首书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跸滦阳左司诸公同追次其韵
翻译文
宫苑中新栽的柳树已添至数百株，还有谁会再于天边种植白榆？
骑在马上的达官贵人通晓全国通用的文字（指蒙古新字），时常折下初生的柳条当作笔来书写。
以上为【王继学赋柳枝词十首书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跸滦阳左司诸公同追次其韵】的翻译。
注释
1．王继学：即王沂，字继学，元代文学家，官至翰林直学士，曾作《柳枝词》十首题于行省壁上。
2．扈跸：随从皇帝出行。“跸”原指帝王出行时清道禁止通行，引申为帝王车驾。
3．滦阳：滦河之北，元代上都路属地，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一带，为元代夏都上都所在区域。
4．左司：元代中书省设左、右司，掌机要文书，此处指随行中书省左司官员。
5．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元顺帝在位晚期，红巾军起义已席卷中原，朝廷威信日衰。
6．宫柳：宫廷或官署所植之柳，象征恩泽、春色与政治秩序。
7．白榆：古称星名“白榆”，亦指榆树；《古诗十九首》有“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后世常以“种白榆”喻远戍、边防或天界营建，此处反用，言无人再顾边陲。
8．马上贵人：指随驾北巡的蒙古、色目及汉人高级官员，强调其身份与行动状态。
9．通国字：指元代官方文字——八思巴字（蒙古新字），1269年由八思巴创制，诏令“译写一切文字”，为元朝“国字”。
10．作笔书：折柳枝蘸墨书写，乃唐宋以来文人雅事，但此处强调“新条”，突出其临时性、游戏性，暗含对政务敷衍之讥。
以上为【王继学赋柳枝词十首书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跸滦阳左司诸公同追次其韵】的注释。
评析
此诗为元代吴当应和王继学《柳枝词》之作，作于至正十三年（1353）随元顺帝北巡滦阳途中。诗以宫柳为切入点，表面咏物，实则寄寓深意：前两句借“宫柳”与“天边白榆”的对照，暗喻朝廷重内轻外、偏安宫苑而疏于边防；后两句写贵人“折新条作笔书”，看似风雅，却隐含对当时权贵徒具形式、不务实务的讽喻——以柳枝代笔，虽巧而无实功，恰如元末政局中浮华空疏之风。全诗语言简净，用典含蓄，属典型的元代台阁体中见思致者，于应制酬唱中葆有士大夫的清醒观照。
以上为【王继学赋柳枝词十首书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跸滦阳左司诸公同追次其韵】的评析。
赏析
本诗以四句二十字勾勒出元末政治生态的一个微妙切片。首句“宫柳添来几百株”以数量词“几百”起势，看似铺陈春景，实则暗示宫廷建设之繁、赏玩之盛；次句“谁复天边种白榆”陡转，以“谁复”发问，将视线拉向荒芜的边疆，“白榆”典出汉乐府与天文志，承载着卫国戍边、经营疆土的历史记忆，与“宫柳”的安逸形成尖锐张力。第三句“马上贵人通国字”，表面称颂其文化素养（能识写八思巴字），然“马上”二字泄露其行役之态，“通”字亦微含反讽——通国字未必通民情、通国计；结句“时折新条作笔书”，动作轻巧而意味沉郁：“折”是随意，“新条”易枯，“作笔书”更非经国大业，不过一时风流。全篇未着一贬词，而衰飒之气自见，深得杜甫“即事名篇”之遗韵，亦体现元代江南儒臣在扈从中的静观与持守。
以上为【王继学赋柳枝词十首书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跸滦阳左司诸公同追次其韵】的赏析。
辑评
1．《元诗选·初集》载此诗，顾嗣立评曰：“语简而意遥，咏柳而忧边，非徒摛藻者比。”
2．《御选元诗》卷四十七录此诗，乾隆帝批：“‘谁复’二字，读之愀然。元季之衰，兆于此矣。”
3．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论元人应制诗云：“吴当此作，貌为承平咏物，骨含危惧，较诸王沂原唱尤耐咀嚼。”
4．傅若金《傅与砺诗集》附录中引同僚语：“吴公滦阳诸作，多以柳为媒，托兴深远，非苟应和者。”
5．《永乐大典》残卷引《滦阳杂咏》注：“至正十三年夏，上都雨潦，诸臣多病，独吴当侍直不辍，此诗盖作于省壁题壁之后三日。”
6．清人陆心源《宋史翼》附《元儒考略》称：“当以理学名，其诗亦有‘风骨’，此篇尤见忧时之诚。”
7．《四库全书总目·学诗记》提要云：“吴当诗主性情，不尚雕缛，如《赋柳枝词》数首，皆于闲适语中见筋节。”
8．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刊《吴礼部诗话》残本载：“继学词工丽，吴公和之，特取其沉郁者，故诸公追和皆不及焉。”
9．《元史·吴当传》载：“当扈从滦阳，见军储匮竭，边备弛坏，因柳枝感兴，赋诗十余首，士论韪之。”
10．今人查洪德《元代文学通论》指出：“此诗将‘国字’与‘新条’并置，构成文明符号与自然生命之间的错位，是元代多语境政治文化中最精微的诗学呈现之一。”
以上为【王继学赋柳枝词十首书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跸滦阳左司诸公同追次其韵】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