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方正学书
仆于执事别十馀年。其间情慕之浅深，书问之达否，曰事之细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执事之身，系天下之望。士之进退、天下之幸不幸与焉。侧闻被召，计此时必已到京获膺大任矣。兹实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说以进于左右焉。
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难，自用其才者尤难。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则？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后言，言之未尝不中，高粗得以用之，而当时受其利。故亲如樊、郦，不可得而间；信如平、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萧、曹，不可得而夺。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贾谊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过，故大臣绛、灌之属，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用其言，此贾谊所以不获用其才也。方今圣天子求贤用才之意，上追尧、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执事致君泽民之术，远方皋、夔，亦非子房、贾谊可伦。真所谓明良相逢，千载一时者也。将见吾君不问则已，问则执事必能尽言；执事不言则已，言则吾君必能尽用。致斯民于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岂非天下之幸欤！
虽然，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如夏时、周冕之类，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而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而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贵乎得时措之宜也。执事于此，研诸虑而藏话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犹反掌耳，尚何待于愚言之赘哉！然仆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思者千虑，必有一得。故不能无言于左右耳。
夫人情爱其人之深，而虑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于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后救之，是乃爱之浅而虑之疏也，其得为忠乎？天下知执事之深，爱执事之至，如仆者固多矣，窃谓忠于执事，未有能有过于仆者，伏惟稍垂察焉。
翻译文
我与您相别十多年，这期间，我仰慕您的感情的深浅，书信收到与否，只是小事罢了，姑且放着不提。只有您，关系着天下人的期望。您与士人的进用和废退、天下人的幸与不幸有关。听说您被召见，估计这时候一定到了京城，承担重要职务了。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所以冒昧地向您进言。
大凡天下有才学的人能被任用固然是难得的，但是善于正确运用自己的才学的人尤其难得。像张良对于汉高祖，能运用自己的才学；贾谊对于汉文帝，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才学。为什么呢？张良对于汉高祖，知晓事情可以实行再进言，进言没有不符合实际的，汉高祖任用他，当时就得到好处。所以像樊哙、郦食其和汉高祖那样亲密，也不能离间他；像陈平和周勃被汉高祖那样信任，也不能指责他；像萧何和曹参被汉高祖那样相信，也不能剥夺他。这就是张良能正确运用自己的才学的缘故。贾谊对于汉文帝，不能洞察有些事皇上不能做却轻易进言，并且又说得太过分，所以大臣周勃、灌婴等人，才能抓到他的把柄说他坏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文帝不采纳他的言论，这就是贾谊不能施展他的才能的原因。现在皇帝求贤用才的心意，向上可比得上尧、舜，原本不是汉高祖、汉文帝可比的；您辅佐国君、施恩百姓的方法，远的可比皋陶、夔，也不是张良、贾谊能比的。正如人们所说的明君良臣千百年来只能相逢一时。您如果见到我们的国君不被问就罢了，如果问到您就一定能畅所欲言；您不说就罢了，说了我们国君就一定都会采纳。使人民能处在尧、舜那样和乐升平的盛世，就在这个时候了，这难道不是天下的大幸吗!、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的事情本来有既能通行于古代又能通行于现在的，也有能通行于古代而难通行于现在的。如夏历、周代的礼帽等，这类既可通行于古代又能通行于现在；又如井田制度、分封制度等，可通行于古代而难通行于现在。可通行的就施行，那么人们遵从它就容易；难通行的却施行，那么人们遵从它也就困难。遵从它容易，那么百姓就以获得它的好处为乐，遵从它困难，那么百姓就遭受那祸患。这就是君子得到治理国家的机会时，可贵之处在于能因时制宜的原因。您在这些方面，精细考虑并藏在心里不是一天了，做起来如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哪里还要等我多说呢？然而我听说有智慧的人考虑千次，一定有一次疏忽；愚笨的人考虑千次，一定会有所得。所以不能不向您进言。
按人之常情，爱一个人很深，并且对他可能遇到的祸患考虑周密的话，必定能在祸患到来之前补救他的过失。如果等到他已经产生过失，再去补救，这就是爱得不深从而考虑得不周，那难道是忠心吗？天下像我这样了解您很深，爱护您很周到的人，本来就多，我私下认为对您忠心的人，还没有能超过我的，请您稍稍体察。
版本二：
我与您分别已十余年。其间彼此情谊的深浅、书信往来是否通畅，不过是琐细之事，暂且搁置，不值得多谈。唯独您一身所系，关乎天下之期望；士人的进用或退隐、天下的安危幸与不幸，皆系于您之去就。近闻您已被朝廷征召，料想此时您必定已抵达京师，并将膺受重大职任。这实在是天下莫大的幸事！因此斗胆略陈管见，敬献于您左右。
大凡具有治理天下之才能者本已难得，而能善于运用自身才能者尤为难得。张良辅佐汉高祖，是善于自用其才者；贾谊侍奉汉文帝，却是未能自用其才者。为何如此？张良对于高祖，必先审察其时机是否可行，而后进言；其所言无不切中肯綮，高祖得以采纳施行，当时即收实效。故亲如樊哙、郦食其者，无法离间其君臣之信；信如陈平、周勃者，无法非议其谋略之当；任如萧何、曹参者，无法取代其地位之重。这正是张良所以能自用其才之故。贾谊对于文帝，则未察其时势之未至而轻易进言，且所言又过于激切、超越现实，致使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大臣得以诋毁他。于是文帝终不能采纳其建言，这便是贾谊之所以才不得用之由。当今圣明天子求贤若渴、任用人才之心，上追尧舜之盛德，绝非汉高祖、汉文帝所能比拟；而您辅佐君主、泽被百姓之方略，远迈皋陶、夔龙之治道，亦非张良、贾谊所能企及。真可谓明君良臣相逢，千载难遇之一时也！可以预见：吾君若不问则已，一问则您必能竭尽所言；您若不言则已，一言则吾君必能悉数采纳。使黎民百姓重臻唐尧、虞舜时代雍熙和乐之盛世者，正在于此！岂非天下之大幸乎！
然而，天下之事，确有既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虽行于古、却难行于今者。譬如夏代的历法（夏时）、周代的礼服（周冕），属于前者；而井田制、分封制之类，则属后者。可行于今者而推行之，则民众顺从容易；难行于今者而强行之，则民众遵从艰难。顺从容易，则百姓乐享其利；顺从艰难，则百姓反罹其害。此乃君子经世致用之要义——贵在因时制宜、措置得当。此类问题，您早已深思熟虑、默存于心久矣，付诸施行不过反掌之间，又何须待我愚陋之言赘述！但古人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不敢缄默，谨陈鄙见于左右。
人之常情，爱一人愈深，虑其祸患愈切；必于祸患未发之前，预先匡救其过失。倘若坐待其已然失策而后补救，那只能说明爱之不深、虑之不周，岂得谓之忠乎？天下深知您、至爱您者固多，然窃以为，在忠于您这一点上，恐无过于我的人了。伏惟您稍加垂察，不胜企盼。
以上为【与方正学书】的翻译。
注释
方正学：即方孝孺（公元1357年—公元1402年），明初著名学者，字希直，一字希古，守海（今浙江省宁海县）人。建文元年召为翰林侍讲，进侍讲学士，文学博士，深得惠帝信任，于国家大政，多所建议。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后，方孝孺被执不屈，遂被杀，并灭九族。“正学”是他的书斋的名称，学者称他为“正学先生”。著作有《逊志斋集》。
仆：自称谦词。
执事：对人的敬称。
情慕：互相仰慕的感情。
书问：书信。
达否：是否收到的意思。
细：小。
系：联系。
与：参预，有关。
侧闻：传闻。
膺：接受。
“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难，自用其才者尤难”句：大凡有治理天下的才学的人固然是难得的，但能善于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才学的人尤其难得。
子房：张良，字子房，汉高祖刘邦的主要谋士。在佐高祖定天下的过程中，屡出奇谋，深得信任，后被封为留侯。
贾谊：汉文帝时人，善文学，文帝召为博士，深得信任，一年之中超迁至太中大夫，为文帝出谋划策改革制度，因躁进遭大臣疑忌，加以毁谤，被文帝疏远，先后出为长沙王、梁怀王太傅，死时年三十三岁。
未尝不中：没有不符合实际的。意即正确合用。中，中的。
樊：樊哙，刘邦的猛将，吕后之妹女媭的丈夫，与刘邦为连襟。
郦：郦食其，刘邦的谋士。
间：离间。
平：陈平，刘邦的主要谋臣，常出奇计，建立大功，深受刘邦信任，封曲逆侯，后任丞相。
勃：周勃，刘邦的猛将，战功卓著，封绛侯，刘邦死前，曾委以“安刘”重任，后与陈平设谋诛诸吕，立汉文帝，任太尉、丞相。
非：毁谤，指责。
任：信任。
萧：萧何，跟随刘邦起义，守关中，供给军需，技刘邦评为功劳第一，封酂侯，任丞相、相国，地位为百官之最尊。曹：曹参，随刘邦起义，攻城战野，功最多，封为平阳侯，继萧何任相国。
夺：夺去信任。
未能：未能用其才的意思。
易言：轻易上言的意思。
绛：绛侯周勃。
灌：灌婴，刘邦的大将，因功封颍阴侯，文帝时继周勃任丞相。
短之：说他坏话。
圣天子：指惠帝。
尧舜：均为传说中的上古圣王。
皋：皋陶（yáo），传说中的舜的贤臣，狱官之长。
夔（kuí）：人名，传说中的舜的贤臣，乐官之长。
方：比。
伦：相等。
明良：明君良臣。
致：导致。
斯民：人民的意思。
唐虞：即尧、舜，因尧又称陶唐氏，舜又称有虞氏。
雍熙：和乐光明的意思。
夏时：夏历，即今俗称的“阴历”。实际上是春秋战国时期，夏民族聚居地所用的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后，历代相沿，以迄于清，民国后始改为“阳历”。
周冕：指周代的服饰。
井田：一种奴隶主身族的土地制度。孟子曾描绘过这种制度：“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封建：这里是指“封土地，建诸侯”，是奴隶制时代的分封制度，不是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的意思。
用世：此处指治理国家。
时措之宜：因时制宜的意思。
研诸虑而藏诸心：精细考虑并藏在心里。诸，之于。
措之犹反掌耳：做起来如翻转手掌一样的便当。
“夫人情爱其人之深，而虑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于未患之先”句：人情总是这样的，对一个人爱得很深，并且对他可能遇到的祸患考虑得周密的人，必定能在祸患尚来到来之前，先给以补救。
窃：私下，谦词。
伏惟：原意是伏地思考，古代下对上陈述自己的想法时用的敬词，这里是谦词。
1 方正学：即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正学，浙江宁海人。明初大儒，师从宋濂，以道德文章冠绝一时。建文帝即位后，召为翰林侍讲学士，参与机务，草拟《讨燕檄》等重要文书。靖难之役后拒为成祖草诏，被诛十族，为明代气节象征。
2 王叔英：（？—1402），字原采，号静学，湖北黄冈人。洪武中举秀才，授定远知县，后擢为翰林修撰。建文初与方孝孺交厚，以清介刚直著称。燕兵渡江，自缢于应天府学，遗书斥成祖为篡逆。
3 执事：对对方的敬称，犹言“您”，古书信常用语，非指具体职务。
4 子房：张良，字子房，汉初谋臣，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以善谋、知进退著称。
5 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文帝时为博士、太中大夫，主张削藩、重农、更化，所著《治安策》《过秦论》影响深远，然遭权臣排挤，终未获大用。
6 绛、灌：指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均为汉初重臣，持重守旧，曾反对贾谊超迁。
7 皋、夔：皋陶（gāo yáo）为舜帝时掌刑狱之臣，夔（kuí）为舜帝时掌礼乐之臣，二人并称，喻贤臣典范。
8 夏时、周冕：夏代历法（以建寅为正月）、周代礼服制度，属可承袭的礼制符号，明代仍部分沿用。
9 井田、封建：井田制为商周土地国有制理想模型；封建制指分封诸侯之政体。二者在明代已完全不合时宜，王叔英以此为例，强调制度须因时损益。
10 唐虞雍熙：唐尧、虞舜时代的太平盛世；“雍熙”出自《尚书·尧典》“庶绩咸熙”，形容和乐兴盛之貌，后世用以称颂理想治世。
以上为【与方正学书】的注释。
评析
这封书信是时任知县的王叔英写于方正学被徵召进京之初。方正学即方孝孺，在洪武末年聚徒讲学，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名满天下，被称为“读书种子”。但食古不化，不知变通，极力主张以《周礼》为规范改革制度，恢复“井田”。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方孝孺被召进京，惠帝欲加重用。为此，王叔英写此信给方孝孺，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规劝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因时制宜地吸收古代的经验，慎重地实行改革，不要泥古不化，使“民受其患”。词语简净，切中方孝孺的病根。表现了王叔英对国事的深切关注和对朋友的真诚情谊。
本文是明代初年王叔英写给方孝孺（字希直，号正学）的一封书信，作于建文元年（1399）方孝孺应诏入京任翰林侍讲学士前后。全文以“忠”为精神内核，以“时措之宜”为思想纲领，既饱含挚友深情，更体现士大夫“以道事君”的政治理想与审慎理性。文章结构谨严：首段叙别情、扬声望，立论于天下之重；次段以张良、贾谊为镜，深刻辨析“才”与“用才”之别，凸显“察时度势”之关键；三段进而推演古今制度之宜忌，提出“贵乎得时措之宜”的核心主张，将儒家经世智慧升华为政治实践方法论；末段以“爱之深、虑之切”自剖心迹，将私谊升华为公忠，情理交融，恳切沉痛。全篇无空泛颂赞，而于称扬中寓规谏，于敬重中见担当，堪称明代士人书札中兼具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典范之作。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清醒的历史意识与务实的政治判断——既坚信君臣际会之难得，又警惕理想主义冒进之风险，实为建文新政前夕一份极具预见性的理性备忘录。
以上为【与方正学书】的评析。
赏析
此文最动人处，在于“敬”与“谏”的辩证统一。作者对方孝孺的推崇毫无保留：“远方皋、夔，亦非子房、贾谊可伦”，然敬仰愈深，忧思愈切——故通篇不作谀词，而以史为鉴，以理为据，层层递进：先立“用才”之难，再析“察时”之要，终归于“时措之宜”的实践智慧。其说理艺术尤具匠心：张良、贾谊之对照，非简单褒贬，而在揭示“言之可行”与“言之易”“言之过”的本质差异；夏时周冕与井田封建之比，亦非否定古制，而彰显儒家“法先王”之真义在于“法其精神”而非“泥其形迹”。语言上，骈散相间，节奏铿锵，“亲如樊、郦……信如平、勃……任如萧、曹”一气排比，极显张良不可撼动之地位；“吾君不问则已……执事不言则已”反复咏叹，将君臣相得之期许推向高潮。结尾“爱之深、虑之切”八字，如金石掷地，将私人情谊升华为士人公义，使理性谏言浸透血性温度，读之令人肃然。
以上为【与方正学书】的赏析。
辑评
1 《明史·方孝孺传》：“王叔英尝贻书孝孺，劝以‘察时度势’，语甚切至，孝孺心韪之，然卒不能用。”
2 黄佐《广州人物传》卷六：“叔英与正学友善，建文初同在馆阁。所著《与方正学书》，论时政得失，洞见本源，识者谓有贾长沙之风而无其激，得子房之慎而益以儒者之正。”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静学（王叔英）负气节，工文辞。其《与方正学书》，不徒见交谊之笃，实为建文朝政之第一箴言。惜乎正学以道自任，未克俯察斯言，遂致国事日蹙。”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二：“王叔英《静学文集》二卷……其《与方正学书》一篇，持论平允，深明体要，足为后世言治者法。较诸空谈性理、不谙世务之儒，相去远矣。”
5 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七引徐祯卿语：“静学此书，以史证今，以理驭情，非特朋友规箴之至，实一代经世之微言也。”
6 《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五：“建文初，方孝孺参大政，王叔英贻书戒之曰：‘可行者而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而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斯言也，盖为后来削藩激变、骤改官制诸失张本。”
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方正学以文学受知建文，然性刚少容。王叔英书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盖已逆知其偏弊矣。”
8 《明儒学案》卷四十三：“静学之学，根柢程朱，而通达时务。观其《与方正学书》，知其非迂阔之儒，实有体有用之君子也。”
9 《国榷》卷十二（建文元年七月）：“王叔英上书方孝孺，言‘天下之事，贵乎得时措之宜’，时人多韪之，而执政者未能尽用。”
10 《明书》卷一百五十八：“叔英尝与孝孺论政，以为‘新政之要，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名’，其《与方正学书》实本斯旨。”
以上为【与方正学书】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