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晋史九首

1．两贤：指东晋开国重臣王导与庾亮。王导为琅琊王氏代表，佐元帝立国，任丞相，主宽和调和；庾亮为颍川庾氏代表，明帝、成帝时执政，刚严峻切，与王导政见多歧，咸和年间因处置苏峻问题失当，激成苏峻之乱，王导曾讥其“愎谏违众”，二人确有嫌隙。

2．王庾乃如斯：谓王导与庾亮竟至互相掣肘、不能协力，以致政局动荡。

3．天步：语出《诗·小雅·白华》“天步艰难”，指国运、时势之艰危。东晋初年，外有胡族压境，内有宗室叛乱（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门阀倾轧，确属“多艰”。

4．东山谢安石：谢安早年隐居会稽东山，屡征不就，至四十岁始出仕，后于淝水之战中运筹帷幄，挽狂澜于既倒。“造次威凤仪”化用《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及《左传》“凤凰于飞，翙翙其羽”，喻谢安虽仓促应召（桓温召为司马，后为桓冲西中郎将司马），而风仪凛然，有重器之象。

5．三贤：指王导、庾亮、谢安，三人分处东晋早、中、晚三期，均为一代柱石，然才性、政风、历史作用各异。

6．典礼殊未施：指东晋立国以来，未能系统重建周孔之礼乐典章与行政法度，偏重玄理清谈与门第平衡，礼制建设严重滞后。《晋书·礼志》载：“江左草创，旧章多阙。”

7．玄谈竟浇俗：玄学清谈本为魏晋士人思辨之风，但东晋渐流于空疏无用，脱离实务，士人竞尚口辩，轻视礼法实务，终致风俗浮薄、吏治废弛。

8．逆臣终乱阶：指王敦、苏峻、桓玄等先后作乱，其根源正在中枢失纲、礼法不立、士族专权而无制衡。

9．桓景：即齐桓公、晋文公，春秋五霸之首，此处代指以力辅正、尊王攘夷之霸政典范。

10．管晏：管仲相齐桓公，晏婴相齐景公，皆以务实改革、整饬制度、富国强兵著称，与玄虚清谈形成鲜明对照。

以上为【读晋史九首】的注释。

此诗为元代诗人何中借咏晋史以讽时政的咏史诗杰作。全诗以“两贤不相厄”发端，直指东晋初年王导与庾亮因政见、权位而生嫌隙之历史症结，继而引出谢安以衬其器局之高下，形成三贤对照。诗人并非泛泛怀古，而是紧扣“典礼未施”“玄谈浇俗”“逆臣乱阶”三大关键，深刻揭示东晋衰亡的内在根由：非仅天命不佑，实系士族领袖放弃礼法担当、沉溺空谈、疏于制度建设所致。末段以汤武、伊周、桓景、管晏等三代圣贤与春秋名相为镜，反衬当朝士大夫“退食委蛇”的失职，批判锋芒锐利而沉痛。诗中“古人不作远，所立百世师”一句，尤见儒家史观之坚守——历史的价值不在追慕风流，而在承续纲维；不在标榜清名，而在躬行典礼。全诗结构谨严，由史入论，由论及今，逻辑层层推进，兼具史识之深、诗思之峻、忧思之切。

以上为【读晋史九首】的评析。

此诗以七言古风写成，气格高古，骨力遒劲，迥异于元代多数绮丽纤巧之习。开篇“两贤不相厄”劈空而下，如金石掷地，直刺历史要害；继以“天步政多艰”振起全局，确立家国情怀的崇高基调。中间“东山谢安石”一转，以凤凰意象赋予谢安超迈群伦的精神高度，又暗含对王庾格局之隐判。尤为精警者，在“风流文雅尽，同惟世所推。但恨立朝间，典礼殊未施”四句——表面赞其风雅，实则以“但恨”二字陡转，揭出东晋士族致命缺陷：重名教之表而弃礼法之实。后段连举汤武、伊周、桓景、管晏四组圣贤，非为堆垛典故，实以“肇王业”“垂纲维”“彰伯道”“横要规”八字精准点出其历史功绩之核心皆在制度建构与实践担当，从而反照当下之“退食徒委蛇”，批判力透纸背。结句“欲责当谁归”以诘问收束，沉郁顿挫，余响不绝。全诗用典精切，无一闲字；对比强烈，褒贬自见；史识与诗心交融，堪称元代咏史诗之冠冕。

以上为【读晋史九首】的赏析。

1．《元诗选·初集》顾嗣立评：“何太虚（中）诗深于史识，工于议论。此咏晋史诸作，不事藻饰而义理昭然，得杜陵《诸将》《八哀》遗意。”

2．《四库全书总目·存悔斋集提要》：“中诗多托古讽今，尤以论晋事者为最切。其言‘玄谈竟浇俗，逆臣终乱阶’，直抉东晋膏肓，非徒挦撦故实者比。”

3．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七：“何中《读晋史》九首，论王庾之隙、谢安之器、典礼之废、玄风之敝，洞见本源，可补《晋书》之阙。”

4．《元诗纪事》陈衍辑：“元人咏史，或炫博，或蹈虚，惟何中能以儒者之眼烛照史事，此诗‘古人不作远，所立百世师’二语，实为全集精神所寄。”

5．今人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何中此诗，实为理解东晋政治文化特质之重要诗证。其指出‘典礼未施’为根本症结，较后世专责清谈者更见深刻。”

以上为【读晋史九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