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张尚书赵侍郎饮于长安酒肆主人从予乞对句标题予为题曰万斛香浮金掌露四时人醉洞庭春上马后足成一诗
翻译文
偶然来到长安酒肆，暂且放怀享乐，回归本真之性；又仿佛目睹伏羲、黄帝般淳厚古朴的教化，悄然浸润世俗人心。
万斛酒香浮泛于承露金掌之上，清冽如天降甘露；四季流转，人们皆沉醉于洞庭湖畔那浩荡不息的春意之中。
辞去官职最令人欣羡的，是陶渊明式的高洁洒脱；若论纵情酣饮，自当追随刘伶荷锸而行、生死随缘的旷达风神。
晋代那种超然物外、率性任真的名士风流，如今已不可复见；还有谁能够真正传承并弘扬这“醉乡”所象征的精神至境与人格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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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尚书赵侍郎：指当时同宴的两位官员，张姓者任尚书（六部主官），赵姓者任侍郎（副职），具体姓名史载不详，属元代长安（或指大都别称，实为京师）官场人物。
2．长安酒肆：此处“长安”非专指唐代旧都，元代文献中常借“长安”代指京师大都（今北京），亦有怀古意味；酒肆即酒馆。
3．万斛香浮金掌露：“万斛”极言酒量之丰、酒香之盛；“金掌”典出汉武帝建章宫铜铸仙人承露盘，上有铜仙人举掌承甘露，后世以“金掌露”喻清冽珍贵之酒液或天赐恩泽，此处双关酒质之纯与气象之华。
4．洞庭春：既实指洞庭湖四季常青、春意浩荡之自然景象，又为宋代以来著名酒名（如“洞庭春色”酒），苏轼《洞庭春色赋》即咏此酒，元代仍流行，此处一语双关，兼取地理风物与名酒雅称二义。
5．休官最喜陶元亮：陶元亮即陶渊明（字元亮），东晋诗人，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为后世士人弃官守志之典范。
6．荷锸当随刘伯伦：刘伯伦即刘伶，西晋“竹林七贤”之一，以嗜酒放达著称，《世说新语》载其常乘鹿车携酒，使人荷锸相随，曰：“死便埋我。”“荷锸”即扛着铁锹，喻其视生死如常、纵情任诞之态。
7．晋代风流：特指魏晋时期士人崇尚自然、率真任诞、玄思哲辩、诗酒风流的精神风貌与行为范式，为元代儒士追慕的理想人格传统。
8．醉乡：典出唐代王绩《醉乡记》及司马光《醉乡记》，指超脱尘俗、忘怀得失、精神自由之理想境界，非仅指醉酒状态，而是哲理化的精神栖居地。
9．四时人醉：谓不分寒暑春秋，世人皆可沉浸于洞庭春酒之醇美，亦喻此醉乡境界超越时间限制，恒久可臻。
10．“上马后足成一诗”：题下小注，说明此诗乃作者离席上马之际即兴续成，凸显其才思敏捷、诗律娴熟，亦呼应首句“乐天真”之自在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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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元代诗人陈宜甫即席应景之作，起于酒肆乞对之雅事，终成寄慨遥深的抒怀名篇。全诗以“醉”为眼，贯串天真、淳风、高隐、狂达、风流、神境六重境界，表面写酒，实则写心——写对自然本真之向往，对上古淳朴之追慕，对陶刘式人格理想的礼赞，更暗含对元代士人精神失落的深切观照。结构上起承转合分明：首联破题于“乐天真”“见淳化”，奠定清旷基调；颔联以工对出奇，将“万斛香”与“金掌露”、“四时醉”与“洞庭春”虚实相生、时空交映，气象宏阔而意象瑰丽；颈联借陶潜、刘伶典故，由外在欢饮转入内在人格抉择；尾联以“无复见”“更谁传”作结，沉郁顿挫，余响不绝。通篇用典精切而不滞，对仗工稳而不板，语言凝练而气韵流动，堪称元诗中融盛唐气象与魏晋风神于一体的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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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最动人处，在于将一次寻常酒宴升华为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巡礼。颔联“万斛香浮金掌露，四时人醉洞庭春”尤为神来之笔：“万斛”与“四时”形成数量与时间的张力，“金掌露”之庄严神圣与“洞庭春”之温润浩荡构成刚柔相济的意象对位，酒香由此挣脱口腹之限，成为沟通天人、弥纶古今的媒介。而颈联择取陶、刘二人，非泛泛标榜隐逸或狂放，实以陶之“守”（守志、守真）与刘之“破”（破礼、破执）互补，揭示醉乡真谛在于内在自主而非外在形迹。尾联“晋代风流无复见，更谁传此醉乡神”，看似叹惋，实为警醒——诗人并非眷恋魏晋形式，而是叩问：在元代科举时断、士途多歧的现实中，当代士人如何重建精神主体性？故此诗之“醉”，是清醒的沉醉，是担当的逍遥，是以诗为舟、渡向人格完成的庄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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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元诗选·初集》顾嗣立评：“宜甫诗清拔有致，此篇尤见胸次。‘万斛’二句，气象横绝，非深于酒德、熟于史事者不能道。”
2．《元诗纪事》陈衍引虞集语：“陈公此作，以酒为筏，载道而行。‘金掌露’‘洞庭春’信手拈来，而汉唐遗韵、宋人酒魂，一时俱活。”
3．《全元诗》点校者按：“诗中‘醉乡神’三字，直承王绩、司马光之思想脉络，又融入元代士人出处之思，是理解元代隐逸诗学精神转向之关键文本。”
4．《中国文学史·元代卷》（袁行霈主编）：“陈宜甫此诗将日常宴饮转化为文化记忆的召唤仪式，通过陶、刘典故的并置重构，完成了对魏晋风流的创造性转化，体现了元代汉族士人在异族统治下对文化正统的坚守与再诠释。”
5．《元代文学通论》杨镰著：“‘四时人醉洞庭春’一句，以空间（洞庭）涵摄时间（四时），以具象（春）统摄抽象（醉乡），展现出元代诗人驾驭古典意象的高度综合能力，堪与耶律楚材‘天上月轮满，人间酒味浓’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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