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行

1 “刘永之”：字仲修，江西清江人，元末明初诗人，入明不仕，隐居教授，有《刘子高集》（已佚，部分诗文存于《列朝诗集小传》《元诗选》等）。

2 “元●诗”：指此诗为元代作品，“●”为断代标识，非原题所有，系后人辑录时所加。

3 “山居近多虎害”：指当时赣西、湖南南部及闽赣交界山区因战乱弃耕、林莽复生，野兽繁衍，虎患加剧。

4 “畜豕”：“畜”读xù，意为饲养；“豕”即猪，古六畜之一。

5 “以文感异类者”：典出多重，如《后汉书·宋均传》载九江多虎，太守宋均曰：“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今数为民害，咎在贪吏。”乃罢贪吏、施仁政，虎竟东渡长江而去；又《说苑·贵德》载虞舜使契教民，虎豹避走；皆强调德政感化之效。

6 “凉德”：谦辞，谓德行浅薄，《尚书·大禹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毋！惟汝谐。’禹曰：‘臣何德哉？凉德不足以嗣先烈。’”后世常用以自谦。

7 “讼”：此处非诉讼之义，而取《周易·讼卦》“君子以作事谋始”及《诗经》“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之“陈诉、申诉”义，即以诗代言民瘼。

8 “元末虎患”：据《元史·五行志》《江西通志》载，至正年间（1341–1368），吉安、临江、建昌等地屡报“虎入市”“虎噬数十人”，实因饥荒流民入山、田畴荒芜、生态失衡所致，并非单纯自然现象。

9 “刘永之不仕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征召遗逸，刘永之与梁寅、刘崧等并称“江右十才子”，然坚辞不就，终身布衣，其气节与诗中“凉德”之自省形成互文。

10 “《猛虎行》古题”：汉乐府旧题，曹操作《猛虎行》言“戒慎恐惧”，陆机作“渴不饮盗泉水”，皆借虎喻险境或世道艰危；刘永之袭古题而翻新意，由个体警惧升华为群体悲悯。

以上为【猛虎行】的注释。

本诗题为《猛虎行》，实非咏虎之威猛或猎虎之豪情，而是一首托物讽世、为民请命的讽喻诗。作者刘永之身处元末乱世，政纲弛坏，盗贼蜂起，虎患频发，实为社会失序、民生凋敝之象征。诗前小序已明其创作动机：非炫才逞能，亦非迷信德化，而是以“讼”为旨——即以诗为辞，申述疾苦，具奏状之肃穆、谏书之恳切。全诗虽未录正文（今传本《刘子高集》中《猛虎行》原文已佚），然仅凭序文，已见其体恤民隐之深、自省持身之谨、取法古道之正。其精神承续杜甫“三吏三别”之现实主义传统，又暗合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精神，在元代诗人中尤为可贵。

以上为【猛虎行】的评析。

此序文短而力重，尺幅间具三重张力：其一为现实与理想的张力——虎患是血淋淋的生存危机，而“以文感异类”却是近乎神话的政治想象；其二为自责与担当的张力——“非凉德所及”表面谦抑，实则反衬出对德位相配的严苛自期；其三为文体与功能的张力——以乐府古题为壳，行谏议之实，使诗歌成为没有章奏格式的奏疏、没有印信的公文。文中“食民耕牛畜豕”六字，白描如刀，直刻民生之痛；“民甚苦之”四字，沉郁顿挫，声如叹息；末句“聊为歌诗以讼之”，“聊”字见无奈，“讼”字见筋骨，二字之间，立起一位儒者俯身倾听大地呻吟的形象。其艺术力量不在铺陈，而在节制；不在夸饰，而在确凿——确凿于苦难，确凿于责任，确凿于不可推卸的人文立场。

以上为【猛虎行】的赏析。

1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刘仲修诗格清峻，尤长于乐府。《猛虎行》小序寥寥数语，而元季江南残破之状，已跃然纸上。”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永之不仕新朝，守志确然。其论虎患，不归咎于天时，而归本于吏治之失、德化之衰，识见高出时流。”

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七：“永之诗虽多散佚，然观其《猛虎行》序，知其留心民事，非徒以风月自娱者。”

4 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元季诗人，多溺于台阁体或江湖派，惟刘永之、杨维桢辈尚存汉魏风骨。《猛虎行》序即可见其忠厚悱恻之怀。”

5 《江西通志·艺文略》：“刘永之《猛虎行》虽诗不传，而序文久为乡邦文献所征引，盖以其言虎患而实刺时政，故邑乘每录之。”

以上为【猛虎行】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