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翻译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叫做不和自然争职能。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这叫做能够互相并列。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相并列的治理方法，而只期望于与自己相并列的天、地，那就糊涂了。
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阳月亮交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着节气，阴阳二气大量地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各自得到了阴阳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阴阳化生万物的工作过程而只见到它化生万物的成果，这就叫做神妙。人们都知道阴阳已经生成的万物，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致力于了解天的。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绩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就产生了，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这些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就其功能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感受对象而不能互相替代，这些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处于身体中部空虚的胸腔内，用来管理这五种感官，这叫做天生的主宰。人类能够控制安排好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万物，用它们来供养自己的同类，这叫做天然的供养。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这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绩，这叫做大凶。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了天。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对于上天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测定气候变化的天文资料罢了；对于大地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种植庄稼的地文资料罢了；对于四季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规律中可以安排农业生产的节气罢了；对于阴阳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和气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罢了。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所做的只是去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实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
祭神求雨而得雨，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即便不祭神求雨而照样下雨。发生了日食、月食而能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活动，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认为这是一种宣传形式是好事，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是件好事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阴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各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国家有时衰微有时兴盛，但君主都凭这种常规惯例去应付它。治理好这种常规惯例，国家就不会混乱。如果不了解这种常规惯例，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变化。这种常规惯例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消失过。社会的混乱，产生于这常规惯例的实施出了差错；社会安定，全在于这种常规惯例的实施十分周详。所以，政治原则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为好的东西，如果符合这种常规惯例，就可以依从；如果偏离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不可以实行；如果违反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会造成极大的迷惑。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这种标志不明确，就会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君主用标准来表明政治原则，如果这种标准不明确，就会造成混乱。礼制就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违反了礼制，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就会大乱。所以，政治原则没有照不亮的地方，它对外对内都有不同的标准，对隐蔽之事或显露之事都有永久不变的规定，那么民众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万事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种事物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认识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就自以为知道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无知。慎子对在后服从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在前引导的一面却毫无认识；老子对委曲忍让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墨子对齐同平等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等级差别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宋子对寡欲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多欲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只在后服从而不在前引导，那么群众就没有继续前进的门径；只委曲忍让而不积极进取，那么高贵和卑贱就不会有分别；只有齐同平等而没有等级差别，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只求寡欲而不见多欲，那么群众就不易被感化。《尚书》上说：“不要任凭个人的爱好，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道；不要任凭个人的厌恶，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路。”说的就是这个。
版本二：
大自然的运行有其恒常规律，不会因为尧的贤明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的暴虐而消亡。用合理的治理去顺应它就吉祥，用混乱去违背它就凶险。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用度，那么天也不能使人贫穷；衣食充足而又行动合乎时节，那么天也不能使人患病；遵循正道而不犯错误，那么天也不能使人遭祸。因此，水灾旱灾不能使他们饥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们生病，怪异现象不能使他们遭遇不幸。相反，如果农业荒废而又奢侈浪费，那么天也无法使他富裕；养生不足而又懒惰少动，那么天也无法保全他的健康；背离正道而胡作妄为，那么天也无法使他吉祥。于是还没等到水旱到来就已饥荒，寒暑尚未逼近就已生病，妖异尚未出现就已遭祸。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太平之世相同，但灾祸却与治世不同，这不能归咎于天，而是由于人为之道背离了自然法则所致。所以，真正明白“天”与“人”各自职分的人，才可以称为至人。
有些事情无需作为就能成就，无需追求就能获得，这就叫做“天”的职能。对于这类事情，即使再深奥，人也不必加以思虑；即使再广大，人也不必试图掌控；即使再精微，人也不必刻意察究，这就叫做不与天争职。天有时令，地有资源，人有治理的能力，这三者并立协调，就叫做“能参”（与天地相配）。如果舍弃人之所以能参与天地的功能，反而去羡慕天地本身的作为，那就是糊涂了。
群星围绕北极旋转，日月交替照耀，四季轮流主宰，阴阳广泛化育，风雨普遍施布，万物各自得到和谐而生长，得到滋养而成熟。看不见它的运作过程，却能看到它的成果，这就叫做“神”。人们都知道万物如何形成，却不知道那无形的力量在起作用，这就叫做“天功”。只有圣人不去强求了解天。
当天的职责确立、天的功业完成之后，形体具备，精神也就产生了，喜怒哀乐等情感蕴藏其中，这就叫做“天情”。耳目鼻口及身体各有感知功能而互不替代，这就叫做“天官”。心居于身体中央虚空之处，统率五官，这就叫做“天君”。利用非人类的万物来养育人类自身，这就叫做“天养”。顺应这种养育关系就是福，违背就是祸，这就叫做“天政”。如果蒙蔽了“天君”，扰乱了“天官”，抛弃了“天养”，违背了“天政”，背离了“天情”，从而丧失了“天功”，这就叫做大凶。圣人则清明其“天君”，端正其“天官”，完备其“天养”，顺从其“天政”，涵养其“天情”，以保全其“天功”。如此，就知道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于是天地各司其职，万物皆为人所用。行为处处得当，供养处处适宜，生命不受伤害，这才叫做“知天”。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所不为，最高的智慧在于有所不虑。对于天，我们只需关注那些可以观测并预测的现象；对于地，我们只需关注那些适宜耕种、可以繁衍的地方；对于四时，我们只需掌握其规律以安排事务；对于阴阳，我们只需理解其调和之道以用于治理。官员守候天象，而人自己则应坚守人事之道。
国家的治乱是天造成的吗？回答说：日月星辰和祥瑞历法，禹和桀时代都是一样的，禹用来实现太平，桀却导致混乱；可见治乱不在天。
是时节的原因吗？回答说：春夏万物生长繁茂，秋冬蓄积收藏，这也是禹和桀共同经历的，但一个治一个乱；可见治乱不在时节。
是地理的原因吗？回答说：得到土地就能生存，失去土地就会死亡，这同样是禹桀所共有的事实，但他们治乱不同；可见治乱不在地理。《诗经》说：“上天造就高山，太王加以开拓；他已开始建设，文王使之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不会因为人怕冷就停止冬天，地不会因为人嫌遥远就缩小广阔，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哗吵闹就停止自己的德行。天有恒常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久的行为准则。君子遵循这些常道，而小人只计较眼前利益。《诗经》说：“礼义上没有过失，何必担忧别人的议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楚王拥有千乘车马，并不是因为他明智；君子吃粗粮喝清水，也不是因为他愚蠢；这只是时势节制的结果。至于志向高洁、德行深厚、思虑明达，虽生于今世却向往古代圣贤之道，这才是取决于我自身的。所以君子尊重自己所能掌控的事，而不羡慕那些属于天命的东西；小人则忽略自己能努力的部分，反而去羡慕天命。君子尊重自身可为之事而不慕天命，所以日益进步；小人忽视自身责任而仰望天命，所以日渐退步。君子之所以日进，小人之所以日退，原因就在于此。君子与小人之所以相差悬殊，关键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响声，国人都感到恐惧。问：这是怎么回事？答：没什么！这只是天地的变化、阴阳的转化，是事物中罕见的现象罢了。感到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就不对了。日月发生蚀变，风雨不合时节，怪星频繁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一个时代不曾发生过。如果君主贤明、政治清明，那么即使这些现象同时出现，也无妨害；如果君主昏庸、政治险恶，那么即使一种都没有出现，也毫无益处。流星坠落、树木鸣响，不过是天地变化、阴阳转化中的罕见现象而已；觉得奇怪可以，但畏惧就不应该了。
已经发生的灾异中，真正值得畏惧的是“人妖”：粗耕损害庄稼，浅锄导致歉收，政令险恶失去民心；田地荒芜、作物恶劣，粮价高涨、百姓饥饿，道路上出现饿死者——这叫做“人妖”。政令不明，举措失时，根本事务不理——这也叫做“人妖”。礼义不修，内外不分，男女淫乱，导致父子相疑，上下离心，外敌内乱一齐爆发——这也叫做“人妖”。妖异产生于混乱之中。这三种“人妖”一旦交错发生，国家就没有安定可言了。这种说法看似平常，但带来的灾难极为惨重。如果劳役不停、不合农时，连牛马都会生出畸形后代，六畜反常，虽可惊怪，但也确实可怕。古书说：“万物的怪异现象，经典并不记载。”那些无用的辩论、不急的考察，应当舍弃而不加研究。至于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分别，则应天天切磋琢磨，不可放弃。
举行祈雨祭祀就下雨了，为什么呢？答：没什么特别原因，就像不祭祀也会下雨一样。日月食时进行救护，天旱时举行雩祭，重大决策前占卜问筮，并不是认为这样做就能达成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仪式。所以君子把它当作礼仪文饰，而百姓却以为是神灵感应。当作文饰来看待就吉祥，当作神灵来迷信就会带来灾祸。
在天上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在地上没有比水火更显著的，在万物中没有比珠玉更珍贵的，在人间没有比礼义更重要的。如果日月不高悬天空，光明就不会盛大；如果水火不积聚，光辉润泽就不会广博；如果珠玉不显露在外，王公就不会视之为宝；如果礼义不施行于国家，功业名声就不会彰显。因此，个人的命运在于天，国家的命运则在于礼。统治人民的人，推崇礼制、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重视法治、爱护百姓，就能称霸诸侯；贪图私利、多行欺诈，就会陷入危险；玩弄权谋、倾轧颠覆、阴险狠毒，终将灭亡。
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万物当作资源加以畜养和控制！与其顺从天而歌颂它，哪里比得上掌握天命加以利用！与其观望时机等待它，哪里比得上顺应时节加以驱使！与其依赖万物自然增多，哪里比得上发挥人的才能加以改造！与其空想占有万物，哪里比得上治理万物而不致丧失！与其希望了解万物生成的根源，哪里比得上促成万物的实际成就！所以放弃人为的努力而去空想天命，就会迷失万物的真实情况。
历代圣王都不曾改变的根本原则，足以成为贯通古今的“道”。无论世事兴废起伏，只要用这个根本原则来应对，就能条理清晰而不紊乱。不懂得这个贯通的原则，就不懂得如何应变。这个根本原则的大体从未消失。混乱产生于偏差，太平来自于详尽落实。因此，道所肯定的，符合中正就可以遵从；偏离中正的就不能实行，隐藏不显的就会造成巨大迷惑。涉水前行要靠标志测深度，标志不清楚就会陷溺。治理人民也要有明确的标准，标准不明确就会混乱。礼，就是这样的标准。没有礼，就是昏暗之世；昏暗之世，必然引发大乱。因此，“道”必须明确昭示，外在与内在一致，隐与显都有常规，民众才不会陷入困境。
万物只是“道”的一个方面，每一物也只是万物的一个局部。愚昧的人拘泥于某一事物的片面认识，就自以为掌握了大道，其实是无知的表现。慎子只看到“后退”的好处，却看不到“前进”的必要；老子只看到“柔弱屈服”的价值，却看不到“刚强伸张”的作用；墨子只强调“平等同一”，却忽视了“差别区分”；宋子只认识到“欲望少”的优点，却看不到“多数人需求多”的现实。只讲“后”而不讲“先”，群众就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只讲“屈”而不讲“伸”，贵贱就无法区分；只讲“齐”而不讲“畸”（差异），政令就无法推行；只讲“少”而不讲“多”，群众就无法教化。《尚书》说：“不要凭个人喜好行事，要遵循先王之道；不要任意作恶，要走先王之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为【荀子 · 天论篇】的翻译。
注释
1 天行有常：指自然界的运行具有恒定不变的规律。“常”即恒常、规律。
2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意谓自然规律不会因统治者的贤明或暴虐而改变。尧代表圣君，桀代表暴君。
3 强本而节用：加强农业根本，节约开支。“本”指农业。
4 养备而动时：生活资料充足，行动合乎时节。
5 修道而不贰：坚持正道而无差错。“贰”通“忒”，差错。
6 祆怪：即“妖怪”，指反常怪异的现象。此处荀子认为此类现象属自然变化，不足为惧。
7 明于天人之分：清楚地区分天（自然）与人（人事）各自的职责范围。
8 参：指人能与天地并列为三，即“与天地参”。语出《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9 列星随旋：众星围绕北极星运转。
10 神：此处非指鬼神，而是形容自然功效之妙不可测。
11 天情：天生的情感，如好恶喜怒哀乐。
12 天官：天赋的感觉器官，如耳目鼻口等。
13 天君：指心，因其居中枢而统摄诸官能。
14 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利用其他物种来供养人类自身。“财”通“裁”，支配之意。
15 天政：自然赋予人类的社会治理法则，顺之则福，逆之则祸。
16 曲治、曲适：处处得当、无不合宜。“曲”意为周遍、全面。
17 官人守天：指专职人员观测天象，但治理仍须依靠人事之道。
18 繁启蕃长：蓬勃兴起，茂盛生长。
19 大王荒之：太王开拓疆土。“荒”意为开辟。
20 礼义之不愆：礼义上没有过失。“愆”即过错。
21 啜菽饮水：吃豆类喝白水，形容生活清贫。
22 志意修：志向端正，意志坚定。
23 星队木鸣：流星坠落，树木作响。古人视为凶兆。
24 怪星之党见：怪异之星屡次出现。“党”通“傥”，偶然或频繁之意。
25 人祆：人为造成的灾祸，区别于自然现象。“祆”同“妖”。
26 楛耕伤稼：粗劣耕作损害庄稼。“楛”音kǔ，指粗糙、劣质。
27 田薉稼恶：田地荒芜，庄稼不好。“薉”同“秽”。
28 雩而雨：祈雨之后下雨。雩，古代求雨之祭。
29 卜筮然后决大事：通过占卜决定重大事务。
30 以为文则吉：作为礼仪形式则有益；若信以为真则有害。
31 隆礼尊贤而王：推崇礼制、尊重贤人便可称王。
32 制天命而用之：掌握自然规律并加以利用。此为荀子核心命题之一。
33 道贯：贯穿百代的根本原则。
34 表：标志、标准，引申为治国的准则。
35 中则可从：合乎中道者可以遵从。“中”即中庸、适度。
36 畸则不可为：偏颇极端者不可实行。“畸”即偏斜。
37 慎子：战国时期道家人物慎到，主张“尚法”“贵因”“重后”。
38 诎：同“屈”，屈服、退让。
39 信：同“伸”，伸展、进取。
40 墨子有见于齐：墨子强调平等（兼爱）、整齐划一，忽视等级差异。
41 宋子：即宋钘，战国思想家，主张“见侮不辱”“情欲寡浅”。
42 无有作好……遵王之路：出自《尚书·洪范》，强调遵循传统而非个人好恶。
以上为【荀子 · 天论篇】的注释。
评析
《天论篇》是《荀子》中极具哲学深度的重要篇章，集中体现了荀子的自然观、社会观与政治思想。全文以“天行有常”开篇，明确提出自然界运行有其客观规律，不因人事善恶而改变，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神秘主义观念。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并非被动承受者，而是可以通过“治道”“修政”“隆礼”来主动应对自然与社会挑战。他批判盲目崇拜天命、畏惧怪异的心理，指出真正的危险来自“人妖”——即政治腐败、民生凋敝、道德沦丧。文章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积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同时，荀子高度重视“礼”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认为“国之命在礼”，将礼视为治国的根本准则和衡量政治清明的“表”。整篇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既有宇宙论的高度，又有现实政治的关切，展现了荀子理性务实、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特色。
以上为【荀子 · 天论篇】的评析。
赏析
《天论篇》以其雄辩的逻辑、鲜明的立场和深刻的哲理，构筑了一座中国古代理性主义的思想高峰。文章开宗明义提出“天行有常”，打破神学天命观的束缚，确立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具有启蒙意义。荀子并未否定天的存在与作用，而是将其限定在“职”与“功”的范围内，强调人应在认清“天人之分”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命题，展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文中对“人妖”的系统论述尤为深刻，揭示出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失道、民生困苦，而非天降灾异，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语言上多用排比、对比、设问，气势磅礴，如“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治乱非天也”等句反复强调，增强说服力。结尾引用《尚书》收束全篇，体现其“法后王”“重礼义”的儒家立场。整体结构严谨，由宇宙论推及人生论，再落脚于政治实践，层层递进，浑然一体，堪称先秦哲理散文的典范之作。
以上为【荀子 · 天论篇】的赏析。
辑评
1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2 刘向《孙卿书录》：“卿之仕齐，三为祭酒焉；荀卿之学，最为高弟。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卿独好儒术，以为仲尼、子弓之学未衰。”
3 杨倞《荀子注·序》：“荀子之书，其论天道性命，不及《易》；其言制度典礼，亦不如《礼》。然其持论切实，务在修身治国，有补于世。”
4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七：“荀子只见得个礼法制度，便以为道之极致，不知上面更有性与天道在。”
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荀子之言礼也，严而近刻，然其辨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卓乎有识。”
6 梁启雄《荀子简释》：“‘制天命而用之’一语，实为中国古代唯物思想之最高表现，足与西方培根‘知识即力量’之说遥相呼应。”
7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荀子知天人之分，故主尊礼义而贱阴阳；其言‘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可谓破迷启智。”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荀子虽属儒家，然其天论已近乎自然主义，与孔子之敬鬼神而远之、孟子之尽心知性知天皆不同。”
9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荀子之‘天’是物理之天、自然之天，非宗教之天、主宰之天，故其思想具理性精神。”
10 钱穆《国学概论》：“《天论篇》扫除迷信，提倡人力，谓治乱在人不在天，实为先秦思想一大转进。”
以上为【荀子 · 天论篇】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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