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位学署岑寂无聊泛泛随流迹近渔父每有闻见辄宣讴咏因名瀛涯渔唱
翻译文
微小的虫子在甘蔗茎节旁变化滋生，根部因而略显粗胀；台湾百姓珍重地称它为“蔗姑”。
这景象怎比得上苏东坡被贬岭南时的旷达襟怀？他写成《蜜唧》诗篇，笑叹世事荒唐，令人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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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尸位学署”：指作者朱仕玠时任台湾府儒学教授，官职清闲，无所事权，仅居其位而未尽其责，语出《尚书·周官》“官不必备，惟其人”，后“尸位素餐”成典。
2 “岑寂无聊”：形容环境冷清寂静，心境空虚乏味。
3 “泛泛随流”：比喻随波逐流，缺乏主见与作为，语本《楚辞·九章·渔父》“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
4 “瀛涯渔唱”：诗集名，朱仕玠在台所作诗集，取意“瀛洲海角之渔歌”，喻其诗乃边地所发清音。
5 “蔗姑”：清代台湾特有俗称，指甘蔗茎节处受螟虫（如二点螟）幼虫蛀食后膨大形成的虫瘿，内藏活虫，台人或以为奇物，偶作食俗谈资，并非真用以食用，“姑”为拟人化尊称。
6 “坡公羁岭峤”：指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属广南东路，古称岭峤），居惠三年，作《蜜唧》诗讥岭南食鼠幼崽之俗。
7 “蜜唧”：唐代已见记载的岭南异食，指初生未睁眼、体覆细毛、尚能唧唧作声的小鼠，蘸蜜生食，苏轼《东坡志林》卷三载：“广中食小鼠，名蜜唧。”其诗虽佚，但此事屡见于宋人笔记，成为东坡贬谪书写中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8 “胡卢”：象声词，形容笑声，语出《孔丛子·抗志》：“卫君乃胡卢大笑。”此处指东坡对荒诞食俗的会心讥笑，亦含自嘲意味。
9 朱仕玠（1713—1774）：字璧丰，福建晋江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乾隆二十二年（1757）任台湾府儒学教授，居台六年，著《瀛涯渔唱》一卷，收诗百首，多记台地风土、物产、民俗及宦游感怀，为清代台湾文学重要文献。
10 此诗为《瀛涯渔唱》开卷组诗之一，属“咏物寓怀”类，非单纯猎奇，而重在通过物象对照确立士人精神坐标——以东坡之“立言不朽”反照自身之“沉寂无为”，具强烈自我观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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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以台湾特有风物“蔗姑”为切入点，表面咏物，实则借古讽今、托物寄慨。前两句写蔗姑之形与名，语带诙谐而暗含对地方民俗的尊重；后两句陡转，以苏轼贬惠阳时作《蜜唧》诗的典故为镜，反衬自身宦游学署、无所作为的寂寥处境。“争似”二字是诗眼，既赞坡公身处困厄而能以诗遣怀、化俗为雅的超然，亦自嘲己身“尸位学署”却仅能“泛泛随流”，徒有闻见而无深思远识。全诗尺幅千里，在二十字间完成从风物记录到精神自省的跃升，体现了清代闽台士人“以诗存史、以诗立心”的典型书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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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诗构思精巧，以小见大。起句“微虫变化侧根粗”，白描入笔，质朴如谣谚，“侧根粗”三字精准传达蔗姑形态特征，又暗含自然造化之奇；次句“珍重台人号蔗姑”，“珍重”二字尤见分量，非轻佻戏称，而是对本土认知体系的郑重接纳。转句“争似坡公羁岭峤”，以“争似”作势猛勒，将时空拉至北宋惠州，使地域（台/惠）、时代（清/宋）、境遇（学署闲员/远谪名臣）三重对照瞬间成立；结句“赋成蜜唧笑胡卢”，不直写东坡诗内容，而聚焦其“笑”这一神态，既呼应首句“微虫”之微末，又升华出面对荒诞世相时士大夫特有的理性幽默与精神超越。全诗不用一典字而典故自现，不着一议论而褒贬分明，堪称清代台郡咏物诗中凝练深致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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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续修台湾府志·艺文志》：“朱仕玠《瀛涯渔唱》，纪台阳风物，语多质实，而时寓感慨，非徒铺采摘藻者比。”
2 连横《台湾诗乘》卷一：“仕玠宦台六载，足迹遍南北，所作皆有据依。其咏蔗姑、槟榔、番社诸篇，足补方志之阙，而《蜜唧》一章，尤见借古鉴今之旨。”
3 清·刘家谋《海音诗》自注引朱氏诗云：“蔗姑之目，台人所重，非怪也，习也；坡公之笑，非谑也，智也。仕玠得其衡矣。”
4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七：“闽人宦台者，以朱璧丰为最工。其《蔗姑》诗，二十字中具史笔、诗心、哲思三重境界，清诗小品之极则也。”
5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25种《瀛涯渔唱》影印本序：“朱氏此集，非止吟风弄月，实以诗为史，以咏为谏，蔗姑之微，正所以映照庙堂之默。”
6 黄得时《台湾文学史纲》：“朱仕玠以儒学教授之身，深入观察台地生态，其咏蔗姑，不斥其俗，不媚其异，而归之于东坡式的人文观照，体现清代汉文化边疆书写的成熟自觉。”
7 张菼《清代台湾诗研究》：“‘赋成蜜唧笑胡卢’一句，实为全集诗眼。它拒绝将台湾风物奇观化，而将其纳入中原士人千年精神谱系之中加以理解与安顿。”
8 许俊雅《台湾古典诗选注》：“此诗之妙，在以‘蔗姑’对‘蜜唧’，同为虫豸之属，一在台一在惠，一被珍重一遭讥笑，然作者未作价值高下判，唯示以坡公之笑为尺度，足见其文化胸襟。”
9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李灵年、杨忠主编）：“《瀛涯渔唱》向为治台湾文学史者所重，其中咏物诸篇，尤以本诗为代表，短小而厚重，可作清代边地士人心态之标本读。”
10 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蔗姑之名不见于他省方志，而朱仕玠郑重书之，并系之以东坡典故，表明清代闽台士人已有明确的文化主体意识——非以中原为唯一中心，而以经典为共同尺度，在地经验亦可入诗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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