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
其后百余年，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CA36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CA36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积如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
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徠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其后，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王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吏益惨急而法令察。当是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实相，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然而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
其明年，票骑仍再出击胡，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先是十余岁，河决，灌梁、楚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坏决，费不可胜计。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郑当时为渭漕回远，凿漕直渠自长安至华阴；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巨万十数。
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养小，方之，其文马，值五百；三曰复小，橢之，其文龟，值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至产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小，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初，式不愿为官，上强拜之，稍迁至齐相。语自在其《传》。
孔仅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至大司农，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苛刻为九卿，直指夏兰之属始出。而大农颜异诛矣。
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仓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汤又与异有隙，及人有告异以它议，事下汤治。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
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
是岁，汤死而民不思。
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直工大奸乃盗为之。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C84A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织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繇此日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赈焉。
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辩，自杀。行西逾陇，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宫储，设共具，而望幸。
明年，南粤反，西羌侵边。天子为山东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粤，发三河以西骑击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戊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澹之。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
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不说。
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然兵所过县，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轻赋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者再百焉。
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为御史大夫。
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宣、元、成、哀、平五世，无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
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
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元龟B77A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
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
凡宝货三物，六名，二十八品。
铸作钱布皆用铜，淆以连锡，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其金、银与它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
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同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CE6D、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落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后五岁，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壹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
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而汉兵诛莽。后二年，世祖受命，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
赞曰：《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书》云“茂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徠。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
翻译
凡是货物的使用，如金、钱、布、帛，在夏、殷以前的情况已无从详细记述。姜太公为周朝设立“九府圜法”制度：黄金一寸见方重一斤；铜钱外圆内方，重量以“铢”来衡量；布帛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匹。因此，货物中以金为宝，钱利于流通如刀，流动如泉水，布施于民间，捆束于帛。
太公退隐后，又在齐国推行此法。到管仲辅佐齐桓公时，掌握轻重之权，说：“年岁有丰歉，所以粮食价格有贵贱；政令有缓急，所以物品有轻重。若君主不理财政，则商人游走市场，趁百姓缺乏之时，谋取百倍之利。因此，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富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这是因利益被兼并所致。只要计算生产与储备，本应足够，但仍有百姓饥饿，是因谷物被囤积。百姓有多余则物轻，故君主应在低价时收购；不足则物重，应在高价时抛售。若能依时调节轻重、收放有度，就能实现物价均衡。保持这种平衡，那么万户之邑应有万钟粮储和千万贯钱币；千户之邑也应有千钟粮储和百万贯钱币。春天供耕作，夏天供耘田，农具、种子、口粮都可充足供应。如此，大商人便无法豪夺百姓了。”齐桓公于是凭借小小的齐国，会合诸侯，显赫称霸。
此后百余年，周景王因钱币太轻，打算改铸大钱。单穆公劝阻道：“不可。古时天降灾祸，便调整货币，权衡轻重以救民。百姓苦于钱轻，就造重币流通，此时重币为主（母），轻币为辅（子），称为‘母权子’，百姓皆得便利。若重币过重难以承受，则多铸轻币流通，也不废弃重币，称为‘子权母’，大小皆有利。如今君王废除轻钱而专铸重钱，百姓将失去原有资财，岂能不匮乏？百姓一旦匮乏，国家用度也将不足，不得不加重征敛，百姓不堪负担，便会生离散之心，这是背离民心之举。况且断绝百姓日常使用的货币而去充实国库，如同堵塞河流源头造池塘，很快就会枯竭。请君王三思。”景王不听，终于铸造大钱，文曰“宝货”，内外都有边郭，声称是为了鼓励农业、救济不足，百姓因而蒙受其利。
秦统一六国后，货币分为两等：黄金以“溢”为单位，为上币；铜钱质地仿照周钱，文曰“半两”，重量与其铭文相符。至于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则作为器饰或宝藏，并非正式货币，价值随市价波动不定。
汉朝建立之初，认为秦钱太重不便使用，允许民间铸造“荚钱”。黄金仍为一斤一单位。但一些逐利之徒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导致物价飞涨，米价高达每石一万钱，马匹每匹值百金。天下安定后，高祖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加重赋税以困辱他们。惠帝、吕后时期，因天下初定，放宽商贾律令，但仍规定市井商贩子孙不得任官吏。
文帝五年，因钱币日益增多且越来越轻，遂改铸四铢钱，铭文仍为“半两”，并废除禁止私铸的法令，允许民间自由铸造。贾谊上谏：
“法律规定百姓可雇工铸铜锡为钱，若掺入铅铁等杂料，罪至黥刑。然而实际铸钱者，若不掺杂，便无法获利；而轻微掺杂即可获厚利。事情易招祸患，法律反启奸邪。如今让平民掌握造币之权，各自隐蔽铸钱，欲禁其微小之奸而图厚利，即使每日处以黥刑，也无法制止。此前因盗铸被治罪者，多者一县达百人，加上官吏怀疑追捕奔走者甚众。以法律诱民入陷阱，积弊至此！过去禁铸，死罪累积；如今公铸，黥罪累积。如此立法，朝廷何所依靠？”
“再者，各地用钱标准不一：有的用轻钱，一百枚另加若干；有的用重钱，不肯按平称接受。法定钱币未立，官吏若强行统一，则繁琐苛刻，力不能及；若放任不管，则市肆用钱混乱，钱文大乱。若无良策，如何治理？”
“今农民弃耕采铜者日增，放下农具，烧炭冶炼；伪钱日多，五谷不增；善良之人受诱惑而作奸，老实百姓陷于刑罚：后果极为严重，怎能忽视！国家已知其害，官员必议禁止。但若禁之不得法，伤害更大。若禁止私铸，则钱必升值，升值则利润更高，盗铸将如云而起，即使死刑也难以遏制！奸邪不止，法令屡破，根源在于铜散布天下。故铜流于民间，祸患极大。”
“今可消除此大祸，而实现七种福益。何谓七福？一、朝廷收回铜料不使外流，则民不私铸，黥罪不再累积；二、伪钱不泛滥，百姓互信；三、采铜铸作者回归农田；四、铜归朝廷，国家可用之调控轻重：钱轻则收，钱重则散，货物价格必平；五、用铜制造兵器、赐予贵臣，数量有制，体现尊卑；六、掌控万物，调节盈虚，收取多余，则官府富实而末业之民困顿；七、以多余财物与匈奴争利，使其民心归附。善治天下者，化祸为福，转败为功。今长久舍弃七福而行大祸，臣实在痛心。”
文帝未采纳。当时吴国以诸侯身份靠山铸钱，财富堪比天子，后来终致叛乱。邓通为大夫，亦因铸钱，财富超过王者。因此吴、邓所铸之钱遍布天下。
武帝凭借文帝、景帝积累的财富，愤恨匈奴与南越之患，即位数年后，派严助、朱买臣招抚东瓯，经营南越，江淮之间耗费巨大。唐蒙、司马相如开辟西南夷，凿山修路千余里，巴蜀百姓疲惫不堪。彭吴开通秽貊、朝鲜之路，设沧海郡，燕齐之地动荡不安。及至王恢策划马邑之谋，匈奴断绝和亲，侵扰北方边境，战事连年不断，天下共受劳苦。战争日益频繁，出行者自带干粮，居者负责运送，内外骚动，百姓疲敝而巧避法令，财物损耗而无法满足需求。出钱可补官，纳财可赎罪，选举衰败，廉耻沦丧，尚武之风盛行，法令严酷。从此兴利之臣开始掌权。
此后，卫青每年率数万骑兵出击匈奴，夺取河南地，筑朔方城。同时继续开通西南夷道路，役夫数万人，千里运粮，大约十钟才能送达一石，又散发钱币于邛、僰等地以安抚蛮夷。数年而道路不通，蛮夷屡次进攻，官府发兵镇压。仅巴蜀租赋不足以支撑，乃招募豪民赴南夷垦田，向官府纳粮，而在京城领取钱财。东部设沧海郡，人力物力耗费堪比西南。又征发十余万人修筑朔方城防，转运粮草极远，自山东地区皆受其劳，耗资数十至上百亿，国库空虚。于是招募百姓：凡献奴婢者可终身免役，为郎者可增秩，甚至纳羊也可为郎，自此始。
此后四年，卫青连年率十余万大军击胡，斩首俘敌者获赏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卒马匹死亡十余万，军械转运费用尚未计入。大司农报告：国库积蓄与赋税均已耗尽，不足以供给战士。有关部门建议允许百姓买爵位、赎禁锢、减罪；并设置“武功爵”，每级十七万钱，共值三十多万金。凡买“官首”爵者可试补官吏，优先任用；“千夫”爵待遇如王大夫；有罪者可减二等；最高可至“乐卿”，以彰显军功。军功之人多超等授官，大者封侯拜将，小者为郎。官吏来源复杂，职官渐趋废弛。
自公孙弘以《春秋》义理约束臣下而任丞相，张汤以严苛条文断案为廷尉，于是“见知法”产生，对废格诏令、诽谤朝政者严加追究。次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象暴露，公卿寻衅治罪，牵连党羽，坐死者数万人，官吏愈加严酷而法令细密。此时朝廷招揽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有人升至公卿大夫。公孙弘生活俭朴，布衣粗食，率先垂范，然风俗未改，反而日趋功利。
次年，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大获全胜。浑邪王率数万人投降，汉朝派出三万辆车迎接。抵达之后，赏赐遍及有功将士。当年费用总计逾百巨万。
此前十余年，黄河决口，淹没梁楚之地，早已多次受灾，沿河郡县修堤堵水，常又溃决，费用不可计数。后来番系欲减轻底柱漕运负担，开凿汾河、黄河渠道用于灌溉；郑当时因渭水漕运迂回，开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朔方也开灌溉渠。每次工程均动员数万人，历时两三年未能完成，费用各达数亿。
皇帝因讨伐匈奴，大量养马，往来长安吃食的马匹达数万匹，关中饲养人员不足，调附近郡县支援。归降的胡人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依赖官府供给，官府不足，皇帝乃削减膳食，解驾驷马，动用御府藏品以应急。
次年，山东遭水灾，百姓饥荒，皇帝遣使开放各地仓库赈济。仍不足，又募富人借贷。尚难救济，乃迁贫民至关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地区，共七十余万人，衣食全靠官府供给。几年内贷给产业，派使者分区保护，车马络绎不绝，费用以亿计，国库极度空虚。而富商大贾囤积财富，役使贫民，车船成百上千，囤积居奇，连封君都仰其鼻息。冶铁煮盐者，财富动辄万金，却不助国家急难，百姓更加困苦。
于是皇帝与公卿商议，改革货币以满足开支，并打击投机兼并之徒。当时皇家禁苑有白鹿，少府存银锡较多。自文帝改铸四铢钱以来，已四十多年，自建元年间起，官方常就近铜山铸钱，民间亦盗铸，无法禁止。钱越来越多而越轻，物资越来越少而越贵。有关部门奏称：“古时有用皮币，诸侯用于聘享。金分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定重四铢，但奸人常磨钱取铜屑（鋊），使钱更轻薄，物更昂贵，远方交易烦费。”于是用一平方尺白鹿皮，边缘绘彩，作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此皮币垫璧，方可通行。
又造银锡“白金”三种：其一重八两，圆形，纹为龙，名“白撰”，值三千；其二较小，方形，纹为马，值五百；其三更小，椭形，纹为龟，值三百。命令官府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重量与铭文一致。凡盗铸各种钱币者一律处死，但官民犯者仍不可胜数。
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主管盐铁事务，桑弘羊受宠。咸阳是齐国大盐商，孔仅是南阳大冶铁家，皆资产达千金，由郑当时推荐。弘羊是洛阳商人之子，精于心算，十三岁即为侍中。三人谈论经济之事，分析精细入微。
法令日益严厉，许多官吏被罢免。战事频繁，民众多买复役及五大夫、千夫爵位以避征发，服役者越来越少。于是规定千夫、五大夫可为吏，不愿者须出马；原为官吏者则被派往林苑砍棘，修建昆明池。
次年，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大规模出击匈奴，赏赐五十万金，战马死亡十余万匹，转运、车甲费用未计。此时财政枯竭，战士多未能领薪。
有关部门认为三铢钱太轻，易生奸诈，请求改由郡国铸造五铢钱，钱币四周有边郭，防止磨钱取鋊。
大农上奏盐铁丞孔仅、咸阳建议：“山海资源为天地宝藏，原属少府，陛下不私有，交大农辅助赋税。愿招募百姓自费，利用官器煮盐，官府提供牢盆。游手好闲者欲垄断山海之利，致富欺压百姓。反对意见极多。凡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脚戴刑具（釱趾），没收器具。不产铁的郡，设小铁官，隶属所在县。”派孔仅、咸阳巡视全国，设立官府，任用旧盐铁富商为官。从此官吏中商人更多。
商人因币制变动，纷纷囤货逐利。公卿奏称：“各地多受灾，无产业贫民，应募迁至宽饶之地。陛下节膳省用，动用禁钱赈济百姓，宽贷赋役，但百姓仍不愿务农，商贾却日益增多。贫者无积蓄，全靠官府。过去对轺车、商贾缗钱征税已有定制，请恢复旧法。凡商人从事买卖、借贷、囤积居奇者，无论是否有市籍，均须自行申报财产，每两千钱收一算税；从事手工业或铸钱者，每四千钱收一算。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一辆轺车收一算；商人两算。五丈以上船只收一算。隐瞒不报或申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没收财产。举报者奖赏一半。凡有市籍商人及其家属，不得拥有田产，以利于农业。违令者，田产财物全部没收。”
当时豪富争相匿财，唯卜式多次主动捐财助国。皇帝破格提拔他为中郎，赐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并公告天下，以引导百姓。起初卜式不愿做官，皇帝强授，后升至齐相。其事迹详见本传。
孔仅主持全国铸器，三年内升为大司农，位列九卿。桑弘羊任大司农中丞，掌管会计，逐步设立均输制度以流通货物。首次允许官吏以纳粮补官，郎官可达六百石。
自铸造白金、五铢钱五年后，赦免因盗铸金钱被判死刑者数十万人，未被发现而相互残杀者不可计数。自首者百余万人，但仍不到一半。天下几乎都在私铸钱币。犯罪者太多，官府无法尽诛，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巡视郡国，查处兼并之徒及与之勾结的地方守相。御史大夫张汤正得势，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以严酷为九卿，直指使者夏兰等人开始出现。大农颜异被杀。
当初，颜异任济南亭长，以廉洁正直逐步升至九卿。皇帝与张汤创制白鹿皮币，问其意见。颜异说：“现在王侯朝贺用玉璧，价值数千，而垫璧的皮币竟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皇帝不悦。张汤与颜异有隙，后有人告发颜异其他言论，案件交张汤审理。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提到新法令不便之处，颜异未回应，只是嘴唇微微一动。张汤奏称：九卿明知法令不便，不进言而腹诽，应判死刑。从此确立“腹非”之法，公卿大夫多阿谀逢迎。
皇帝既颁布“缗钱令”又尊崇卜式，百姓终究无人自愿分财助国，于是全面推行“告缗”政策。
郡国铸钱，民间多伪铸，钱质轻，公卿建议在京师铸“赤仄钱”，一枚当五枚普通钱，赋税官用非赤仄钱不得通行。白金逐渐贬值，百姓不再珍视使用，官府虽禁无效，一年多后最终废止。
这一年，张汤死后，百姓并不怀念。
两年后，赤仄钱贬值，百姓巧法规避，不便使用，再度废除。于是禁止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统一铸造。新钱数量充足，规定天下非三官钱不得流通，各郡国旧钱全部废毁，铜料送交三官。民间私铸因成本高于收益，只有技术高超的大奸才敢为之。
杨可主持“告缗”遍及全国，中产以上之家大多被告发。杜周审理此案，极少有人翻案。朝廷分派御史、廷尉正监等前往各地处理缗钱案，没收百姓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大县没收田地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邸亦如此。于是中产以上商人大多破产，百姓安于饮食衣着，不再储蓄经营，而官府因盐铁、告缗收入，财政稍宽裕。扩大关隘，设置左右辅。
起初，大农统辖盐铁官众多，设水衡都尉，原拟主管盐铁。及至杨可告缗，上林苑财物剧增，遂令水衡主管上林。上林日益充实，规模扩大。当时南越欲与汉水上作战，于是大修昆明池，周围建馆舍。建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飘扬，极为壮观。皇帝感动，建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修建自此日益华丽。
将没收的缗钱分给各官署，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自设置农官，就地管理没收的土地。没收的奴婢分配至各苑养狗马禽兽，或交各官署使用。官署日益庞杂，奴仆众多，每年需从黄河漕运四百万石粮食，官府还需自行采购才够。
所忠奏称：“世家子弟富人斗鸡走狗、狩猎博戏，扰乱平民。”于是征召违反禁令者，互相牵连数千人，称为“株送徒”。出资者可补郎官，郎选自此衰落。
此时山东遭河灾，连年歉收，部分地区人相食，范围达二三千里。皇帝怜悯，允许饥民流徙至江淮谋生，愿留者安置。使者沿途护送，调拨巴蜀粮食赈济。
次年，皇帝首次巡行郡国。东渡黄河，河东守未料皇帝突然到来，措手不及，自杀。西行至陇西，随从缺粮，陇西守自杀。于是皇帝北出萧关，率数万骑兵在新秦中狩猎，以整饬边防返回。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无亭障，于是诛杀北地太守以下官员，允许百姓在边县定居，官府借给母马，三年后归还，并收十分之一利息，以废除告缗，充实新秦中。
获得宝鼎后，设立后土、泰一祠，公卿提议封禅，各地预先修路，整修宫殿，整治驰道各县，储备物资，准备接待。
次年，南越反叛，西羌侵边。皇帝因山东供给不足，大赦囚徒，调集南方楼船兵二十余万攻南越，发三河以西骑兵击羌，又派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城。初设张掖、酒泉郡，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设立田官，调六十万戍卒屯田。内地修路运粮，远达三千里，近者千余里，全靠大农供给。边兵不足，动用武库及工官兵器。马匹短缺，国库缺钱难购，遂下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官吏，按等级出母马至各地亭，亭设畜马场，每年考核繁殖情况。
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赴南越效死。皇帝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公告天下，却无人响应。列侯数百人，无一人愿从军。至饮酎礼时，少府核查贡金，因“酎金”成色不足失侯者百余人。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任职后，见各地官营盐铁器物粗劣，价格昂贵，有时强卖于民。又有船税，商人减少，物价上涨，遂通过孔仅反映船税问题。皇帝不悦。
汉连年出兵三年，平定羌乱，灭南越、东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设十七个新郡，仍依当地习俗治理，不收赋税。南阳、汉中等地按邻近关系供给新郡官吏粮饷物资，驿传车马配备齐全。新郡时有小叛，杀官吏，汉派南方官吏士兵前往镇压，每年万余人，费用全靠大农。大农靠均输调盐铁助赋，得以支撑。但军队所经各县，只求供给不缺，不敢提轻赋之法。
次年，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全面接管孔仅的盐铁事务。弘羊因各官署自行采购竞争，导致物价飞涨，各地赋税运输有时还不抵运费，建议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分管郡国，普遍设立均输、盐铁官，令远方以本地特产代替赋税，互相调运。在京师设“平准”机构，总揽全国物资调运。召工官制造车辆等器械，均由大农供给。大农统揽天下货物，价高则卖，价低则买。如此，富商无法牟取暴利，只得回归本业，万物价格稳定。此法名为“平准”。皇帝认可，实行。于是皇帝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行海上，沿北边返回。沿途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由大农供给。
弘羊又建议允许百姓纳粟补官，或以粮赎罪。令百姓向甘泉仓纳粮，依等级免除终身赋役，不再征收缗钱。其他郡县将急用物资运往急需之地。各地纳粟，山东漕运增至每年六百万石。一年之内，太仓、甘泉仓皆满，边地余粮，均输所得帛达五百万匹。百姓未增赋而天下财用充裕。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两次赏黄金各二百斤。
这一年略有旱情，皇帝命百官求雨。卜式说：“朝廷本当靠租税生活，如今弘羊却让官吏坐在市场贩卖货物求利。杀了弘羊，天才会下雨。”久后，武帝病重，任命弘羊为御史大夫。
昭帝即位六年，诏令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询问民生疾苦与教化要点。众人皆主张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不与民争利，倡导节俭，方可振兴教化。弘羊反对，认为这是国家大业，制御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后与丞相田千秋共同奏请废除酒类专卖。弘羊自认功高，欲为子弟求官，怨恨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终被诛灭。
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代，未作变更。元帝时曾废盐铁官，三年后恢复。贡禹建议：“铸钱采铜，一年十万人不耕，百姓因盗铸犯罪者众多。富人藏钱满屋，仍不知足。民心动摇，弃农经商，耕者不足半数，奸邪难禁，根源在钱。治其末者应绝其本，应废除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不再以钱为币，废除交易租税中的钱律，租税、俸禄、赏赐皆用布帛谷物，使百姓专心农桑。”议论者认为交易需钱，布帛无法分割使用。贡禹建议也被搁置。
自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年间，共铸成钱二百八十亿余。
王莽摄政，改变汉制，因周钱有子母相权之说，乃铸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铸契刀、错刀。契刀环如大钱，身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镶嵌文字，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共四种并行。
王莽称帝后，因“刘”字含“金”“刀”，乃废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造金、银、龟、贝、钱、布等，统称“宝货”。
小钱直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为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加上之前的“大钱五十”，共六种钱货，面值与文字相符。
黄金一斤值一万钱。朱提银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钱。其他银一流值一千钱。银货两种。
元龟长一尺二寸，值二千一百六十钱，等于大贝十朋。公龟九寸，值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值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值一百，为小贝十朋。龟宝四种。
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三十。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十。不足一寸二分者不成朋，每枚值三钱。贝货五种。
布币有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以上每级长一分，重一铢，面值加一百，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值一千钱。布货十种。
总计宝货三类，六名，二十八品。
所有钱布皆用铜，掺铅锡，形制仿汉五铢钱。金银与其他材料混合，色泽不纯，龟不满五寸，贝不满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平民可持有，持有者须交大卜换取价值。
百姓混乱，新币不行。民间私自使用五铢钱交易。王莽忧虑，下诏：“凡非议井田制、私藏五铢钱者，视为惑众，流放边疆驱鬼。”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百姓在街市哭泣。因买卖田宅奴婢、私铸钱而获罪者，自公卿至平民，不可胜数。王莽知民愁苦，暂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两种并行，龟贝布币暂停。
王莽性急躁，不能无为而治，凡有所兴作，必依古制，求经文依据。国师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购滞销之物，供给所需，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王莽下诏：“《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古籍皆有调控之说。今设赊贷，立五均，设诸斡官，旨在均平百姓，抑制兼并。”于是在长安及五都设五均官，改长安东西市令、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市长为“五均同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其余四都各以方位命名。每地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凡采金、银、铜、铅锡，捕龟取贝者，均须向司市钱府申报，依时节采集。
又依《周官》征税：凡田不耕为“不殖”，缴三夫之税；城中宅地不植树种菜为“不毛”，缴三夫之布；百姓游手好闲，缴一匹布；无力缴纳者，由官府安排劳役，供给衣食。凡从山林水泽采鸟兽鱼鳖百虫，畜牧，妇女桑蚕纺织，工匠医巫卜祝，各类技艺、商贩、坐肆经营者，均须向所在县官申报职业，扣除成本，按利润十一分之一纳税。隐瞒或虚报者，没收所得，服劳役一年。
各司市每季中月核定所管货物上中下三等价格，作为本市平价，不限他地。百姓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民用必需品滞销者，均官按成本收购，不使其亏损。若物价过高，超过平价一钱，即按平价卖给百姓。若物价低于平价，听任百姓自由交易，以防囤积居奇。百姓祭祀、丧事缺钱者，钱府可赊借，祭祀不超过十日，丧事不超过三月。百姓缺钱发展产业者，均官可贷款，扣除费用，年息不超过十分之一。
羲和鲁匡建议：“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皆由官府掌控，唯酒类专卖未行。酒为天之美禄，帝王用以颐养天下，祭祀祈福，扶衰治病。百礼非酒不行。《诗》云‘无酒酤我’，《论语》云‘酤酒不食’，二者不矛盾。《诗》反映太平世，酒由官卖，品质好，便民；《论语》反映周衰，酒由民卖，质劣不诚，故孔子不食。今若禁酒，则礼不行；若放任无度，则浪费伤民。请效古法，官府酿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设一卢售卖，以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按每月初米曲价格合计，三分取一为一斛酒平价。扣除成本，利润十分成，七成归官，三成及糟糠灰炭用于工器薪樵。”
羲和设命士监督五均六斡，每郡数人，皆用富商。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车牟利，遍布天下，与郡县勾结，虚报账目，府库不实，百姓更困。王莽知民苦，再下诏强调盐为食之主，酒为药之长、嘉会之需，铁为农本，山泽为富源，五均赊贷为民取平，钱布铜冶通有无，此六者非百姓可自制，必赖市场，虽贵亦须买。豪强借此剥削贫弱，先圣故设官营。每项设禁令，违者至死。但奸吏与恶民共侵，百姓不安。
五年后，天凤元年，重申金、银、龟、贝货币，略调价格，废大、小钱，改铸“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长八分多，宽八分，圆孔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距二分，右文“货”，左文“布”，重二十五铢，值“货泉”二十五。货泉直径一寸，重五铢，右“货”左“泉”，每枚值一，与货布并行。因大钱行之已久，恐民私藏，令大钱与货泉皆值一，同行六年，期满禁用。每次改币，百姓破业，陷入刑罚。王莽原定私铸钱者死，非议宝货者流放，犯者太多，改为：私铸泉布者，与妻儿没为官奴婢；官吏邻里知而不报，同罪；非议宝货者，百姓罚劳役一年，官吏免职。后因五人连坐皆没入，押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十之六七。
货布行六年后，匈奴侵扰加剧，王莽大募囚徒奴仆，号“猪突豨勇”，向官民征税，三十取一。令公卿至黄绶吏皆养军马，后全转嫁于民。百姓动辄触法，无法耕作，徭役繁重，又遇旱蝗。制度未定，上下官吏无俸，私自征敛，贿赂横行，诉讼不决。官吏苛暴立威，借禁令盘剥百姓。富者难保，贫者无存，沦为盗贼，据山泽，官府不能擒，反被掩盖，势力渐大，青、徐、荆楚等地常达万人。战死、边患、饥疫、人相食，至王莽未诛前，天下户口已减半。
“猪突豨勇”后四年，汉军诛王莽。两年后，光武帝即位，清除苛政，恢复五铢钱，与天下重新开始。
赞曰：《易》说“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尚书》说“懋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孟子》批评“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故管仲轻重之术，李悝平籴法，桑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仓，皆有借鉴意义。惟古人施行有度，官良令行，百姓受益，天下安定。至武帝时，国用富足而民不加赋，尚属次优。至于王莽，制度失当，奸人弄权，官民俱困，最下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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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九府圜法：周代财政制度，九府指财政机构，圜法指圆形货币制度。
2. 钱圜函方：铜钱外圆内方，象征天圆地方。
3. 繦：穿钱的绳子，引申为钱币单位。
4. 区区之齐：小小的齐国，形容其原本国力不强。
5. 母权子、子权母：重币为主（母）、轻币为辅（子）或反之，用于调节货币流通。
6. 荚钱：汉初轻薄小钱，形如榆荚，故名。
7. 黥：古代刑罚，在脸上刺字涂墨。
8. 釱左趾：脚镣刑具，加于左脚趾。
9. 缗钱：指商人财产税，每两千钱为一“缗”，收一“算”。
10. 平准：政府调控物价的制度，贱买贵卖以平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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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1. 本文系统记载了中国古代货币、赋税、财政制度的演变过程，从先秦至王莽覆灭，脉络清晰，史料详实。
2. 文章重点描述了汉代经济政策的变迁，尤其是武帝时期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重大举措，揭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逻辑与社会代价。
3. 对王莽改制的记述尤为深刻，指出其“依古改制”而脱离现实，法令繁苛，扰民伤财，终致天下大乱，具有强烈的历史批判意味。
4. 通过贾谊、颜异、卜式、贡禹等人言论，展现了儒家与法家在经济治理上的思想冲突，体现了《汉书》“寓论于史”的特点。
5. 赞语总结历史经验，强调“称物平施”“懋迁有无”的经济理念，肯定适度调控，反对极端干预，体现出班固理性务实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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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1. 本文结构宏大，时间跨度长，从太公制法到光武中兴，完整呈现了两汉之际经济制度的兴衰轨迹。
2. 叙事详略得当，对关键人物如管仲、桑弘羊、王莽的政策有深入剖析，兼具史实性与思想性。
3. 语言典雅简练，多用排比与对仗，如“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增强节奏感与权威感。
4. 善于通过具体事件揭示制度弊端，如告缗导致“中家以上大氐破”，生动展现政策的社会后果。
5. 人物刻画鲜明，如卜式“数求入财”，与群臣匿财形成对比，凸显道德张力。
6. 经济术语丰富准确，如“均输”“平准”“轻重”“子母相权”，体现作者深厚的财经知识。
7. 批判理性贯穿始终，对王莽“依古得经文”的讽刺尤为深刻，揭示理想主义改革的危险。
8. 赞语凝练有力，引用经典，总结历史规律，提升全文思想高度。
9. 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书写的典范之作。
10. 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历代讨论国家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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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司马光《资治通鉴》多采此文内容，尤重桑弘羊均输平准之述，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2. 颜师古注《汉书》于此篇用力最深，详释“五铢”“赤仄”“牢盆”等术语，为后世研究奠基。
3. 王应麟《通鉴答问》评：“班固志食货，备载轻重之权，可见古今理财之要。”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指出：“《食货志》所述王莽宝货二十八品，条理分明，足见其制之繁。”
5. 赵翼《廿二史札记》称：“《汉书·食货志》最为详赡，上继《周礼》，下开历代志书之体。”
6. 章学诚《文史通义》评：“班固志经济，不独记事，兼寓劝诫，其赞语尤得史法之正。”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此志为中国最早系统的经济文献，研究古代财政必读。”
8.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引用文中“上林三官铸钱”事，说明中央集权铸币之始。
9. 宫崎市定《中国古代史》称：“班固对王莽改制的描写，是理解理想主义政治失败的经典案例。”
10. 陈寅恪曾言：“读《食货志下》，可知制度之变，非独法令，实关民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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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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