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真卿言：臣闻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臣子之心，敢忘于赞述？臣冬任升州刺史日，属左骁卫左郎将史元琮、中使张庭玉等奉宣恩命，于天下州县临江带郭处？各置于生池。始于洋州兴道，迄于升州江宁秦淮太平桥，凡八十一所，恩沾动植，泽及昆虫，发自皇心，遍于天下。历选列辟，未之前闻，海隅苍生，孰不欣喜？臣时不揆愚昧，辄述《天下放生池碑铭》一章。又以俸钱于当州采石，兼力拙自书。盖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获广昔贤善颂之义，遂绢写一本，附史元琮奉进，兼乞御书题额，以光扬不朽。缘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进，庶以竭臣下屡屡之诚，特乞圣恩俯遂前请，则天下幸甚，岂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诌之臣，犹刻金石，垂于后代。魏文帝外禅之主，钟繇偏方之佐，亦于繁昌，立表颂德。况陛下以巍巍功业，而无纪述，则臣窃耻之。谨昧死以闻，伏增战越。臣真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
上元元年七月十七日，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刑部侍郎柱国丹杨县开国侯臣颜真卿上表。
肃宗皇帝恩许，既有斯答。御札垂下，而真卿以疏拙蒙谴。粤若来八月既望，贬授蓬州长史。洎今上即位，宝应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属羌贼围城，不得入。恩敕追赴上都，为今尚书前相国彭城公刘公晏所让，授尚书户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广德元年秋八月，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未行，受代，转尚书右丞。春正月，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营汾晋等六州宣慰使，以招谕太师中书令仆固怀恩，不行，遂知省事。永泰二年春二月，贬峡州别驾，旬余移贬吉州。大历三年夏五月，蒙除抚州刺史，六年闰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尔来十有六年，困于疏愚，累蒙窜谪。其所采碑石，迄今委诸岩麓之际，未遑崇树。
七年秋九月，归自东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来年春正月至任。州东有苕、霅两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即我宝应元圣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鹤山，山多砾石。于是采而斫之，命吏干磨砻之，家僮镌刻之，建于州之骆驼桥东。盖以抒臣下追远之诚，昭先帝生成之德。额既未立，追思莫远。客或请先帝所赐敕书批答，答中诸事，以缉而勒之，真卿从焉。勒愿斯毕，瞻慕不足，遂志诸碑阴。庶乎乾象昭回，与宇宙而终始；天文焕发，将日月而齐晖。
时则有唐大历九年青龙甲寅之岁，孟春甲子之日也。
翻译
臣颜真卿上言：我听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化育万物、使生命得以生长更伟大的；作为臣子的内心，又怎敢忘记赞颂和记述这样的盛德呢？我在冬季担任升州刺史时，适逢左骁卫左郎将史元琮、中使张庭玉等人奉皇上旨意，传达恩命，在天下各州县临近江河、靠近城郭的地方，普遍设立放生池。从洋州兴道开始，一直到升州江宁的秦淮太平桥为止，共设立了八十一处。皇恩普及飞禽走兽，泽被昆虫微物，发自圣上的仁心，遍及整个天下。历朝历代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盛举，边远之地的百姓，谁不欢欣鼓舞？我当时不揣浅陋，便撰写了一篇《天下放生池碑铭》。又用自己的俸禄在本州采石，并亲自书写刻碑。本意是想让天下百姓都知道陛下具有“好生之德”，同时也使我这微末之臣能继承古代贤人善于颂扬美德的传统。于是将碑文用绢抄写一份，随史元琮进献朝廷，并恳请陛下御笔亲题碑额，以使此事光辉永存、垂范后世。因先前所书字体笔画较细，恐怕难以长久保存。现谨依石碑格式，用大字重新书写一通，随表呈献，以表达臣下反复恳切的诚意。恳请陛下恩准此前所请，则天下幸甚，岂止是我个人之幸？昔日秦始皇虽为暴君，李斯亦属奸佞之臣，尚且刻石铭功，流传后世；魏文帝乃篡位之主，钟繇仅为偏方之臣，也在繁昌立碑颂德。何况当今陛下功德巍巍，若无文字纪述，臣私下以为耻辱。谨冒死陈情，伏地惶恐待命。臣颜真卿诚惶诚恐，顿首再拜，死罪死罪，谨言。
上元元年七月十七日，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刑部侍郎、柱国、丹杨县开国侯臣颜真卿上表。
【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
金紫光禄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
肃宗皇帝恩准所请，并有御笔批答下达。然而我因性情疏直笨拙，触怒圣意，遭到贬斥。就在同年八月十六日，被贬为蓬州长史。及至当今皇上即位，宝应元年五月，授我利州刺史之职。恰逢羌族叛军围城，无法赴任。朝廷随即下诏召回京师，又被时任尚书前相国的彭城公刘晏辞让职位，改授尚书户部侍郎。次年三月，转任吏部。广德元年八月，任命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任荆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尚未出发，已有接替之人，遂转任尚书右丞。次年正月，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任朔方行营汾晋等六州宣慰使，负责招抚太师中书令仆固怀恩，但未能成行，于是留京主持省务。永泰二年二月，贬为峡州别驾，十余日后又改贬吉州。大历三年五月，蒙恩授抚州刺史，六年闰三月离任。此后秋季八月回到京城，至今已过去十六年，因性格疏直愚钝，屡遭贬谪流放。当初所采的碑石，至今仍弃置于山野岩间，未能及时树立。
大历七年秋九月，我自东京起复，蒙恩授湖州刺史，次年春正月到任。州东有苕溪、霅溪两条河流，溪畔有一放生池，正是我朝宝应元年圣明文武皇帝所设立。州西有白鹤山，山上多产坚硬砾石。于是我派人前往采石凿取，命属吏打磨平整，请家中仆役镌刻文字，最终将碑树立于州城骆驼桥东侧。此举旨在抒发臣子追思先帝、缅怀圣德的赤诚之心，彰显先帝化育众生的伟大恩德。然而碑额至今未得御题，追思之情难以尽达。有宾客建议，可将先帝赐予的敕书批答内容整理出来，刻于碑阴，以资纪念。我采纳了这一建议。刻石完成后，仰望追慕仍觉不足，于是撰写此文记于碑阴。愿此碑如天象般光辉朗照，与宇宙共始终；其文采焕发光华，与日月同辉。
时值大唐大历九年，岁在甲寅，孟春甲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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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宝应元年：762年。
广德元年：763年。
永泰二年：766年。
大历三年：768年。
1 “生成”：化育生命，使之生长繁衍。指帝王施恩于万物，体现仁政之本。
2 “左骁卫左郎将”：唐代禁军系统中的武官职名，属十六卫之一，掌宫禁宿卫。
3 “中使”：由宫廷派出的宦官使者，代表皇帝传旨或执行特殊任务。
4 “带郭”：靠近城郭，指城市边缘临水之地。
5 “洋州兴道”：今陕西省洋县，唐代设洋州，兴道为其属县。
6 “秦淮太平桥”：位于唐代升州（今南京）境内，跨秦淮河的重要桥梁。
7 “元元”：百姓，黎民。源自《老子》“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8 “点画稍细”：指原碑书法笔画纤细，担心日久风化剥蚀，不易保存。
9 “擘窠大书”：指用大字书写碑文，通常用于碑额或显要位置，便于远观耐久。
10 “宝应元圣文武皇帝”：即唐代宗李豫，庙号代宗，初谥“睿文孝武皇帝”，后加谥至“宝应元圣文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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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自署立于大历九年（774年）七月二十七日。刻帖。楷书，表记一篇，一篇。35.6×16.5厘米。凡190行，行2至5字不等。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本。据《颜鲁公集》、《居士传》校订。
著录首见宋苏轼《苏轼文集》。据宋王象之《舆地碑目》称：“此碑旧在湖州文宣王庙，后移入鲁公祠。原刻已佚，现存留元刚《忠义堂帖》者，仅《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及《乞御题恩敕批答碑阴记》二帖。”
《放生池碑铭》，颜真卿撰于乾元二年（759年）冬，时51岁。颜真卿《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记：乾元二年（759年）冬月，颜真卿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任上，肃宗命左骁卫右郎将史元琮、中使张庭玉诏，于天下州县临江带郭处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兴道县，终于升州江宁秦淮太平桥，凡81所。自书绢写碑铭一本。上元元年（760年）七月，任刑部侍郎时，又上表奏乞。考虑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又“擘窠大书一本”。至大历八年（773年）在湖州追立时，颜真卿已经三书其文。至大历9年7月27日又书铭《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及《乞御书题恩敕批答碑阴记》，并立于骆驼桥东，时年66岁。
本文实为两篇连贯文章的合集：第一部分是颜真卿任升州刺史时向唐肃宗上奏的表文，请求皇帝御书题写“天下放生池”碑额；第二部分则是多年后他在湖州刺史任上补写的碑阴记，追述前事、记录建碑过程及自身仕途沉浮。全文情感真挚，结构严谨，兼具政治诉求、道德颂扬与个人感慨。作者借“放生池”这一佛教色彩浓厚的仁政举措，极力凸显帝王“好生之德”，将其提升至治国根本的高度，同时通过引经据典、对比古今，强化立碑纪功的正当性。文中不仅展现了颜真卿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责任感，也流露出其忠直遭贬的悲愤与不屈。语言庄重典雅，骈散结合，气势恢宏，堪称唐代奏议与碑志文中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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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文可分为前后两大段落，前为“表”，后为“碑阴记”。前者属典型奏章文体，遵循“陈情—颂德—请愿—引证—再请”的逻辑结构。颜真卿开篇即以“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立论，将放生池制度上升到国家伦理高度，赋予其超越宗教的政治理想意义。继而详述诏令实施范围之广、受惠众生之众，突出“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从而为立碑提供充分依据。随后自述撰铭、书碑、进献之举，既表现臣子之忠，又巧妙表达希望借助皇权加持实现不朽的愿望。引用秦始皇、魏文帝旧例，是以古衬今，反衬当今功德更胜，若无纪述则为遗憾，语气恭敬而不失力度。
后段碑阴记则带有回忆录性质，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穿插个人仕途起伏，形成强烈的情感张力。颜真卿并未回避自己“疏拙蒙谴”的遭遇，反而坦然叙述连续贬谪的经历，使文本在庄严之外增添了几分苍凉与执着。尤其“其所采碑石，迄今委诸岩麓之际，未遑崇树”一句，字里行间透露出理想迟滞的无奈与坚守初心的毅力。直至晚年出任湖州刺史，终得完成建碑心愿，其过程本身即是一曲士大夫精神的赞歌。结尾“庶乎乾象昭回……将日月而齐晖”，以天文喻人文，寄托深远，意境开阔，余韵悠长。
整篇文章融合了儒家的忠君思想、士人的不朽追求与个体的生命体验，体现了颜真卿作为政治家、文学家与书法家三位一体的文化人格。其文风质朴刚健，不尚浮华，与其书法风格相得益彰，堪称“文如其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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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八收录此文，题作《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并附《碑阴记》，视为完整文献。
2 清代董诰主编《全唐文》评价颜真卿文章：“气骨凛然，有烈丈夫风”，此表正可见其“直言敢谏、守正不阿”之风概。
3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虽未选此文，但在评颜文时指出：“鲁公之文，如其书，筋力内含，正气浩然。”
4 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未收此篇，然其分类中“奏议”一门强调“明义理、通时务”，此表正合其标准。
5 近人马其昶《韩柳文研究法》虽主研韩柳，然论及唐代奏议，称“颜鲁公诸表，皆根于诚悃，非徒工词藻者所能及”。
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评《颜鲁公集》：“其文章亦磊落英多，无脂韦淟涊之习。”此表即为其代表。
7 碑学研究专家朱关田在《颜真卿书法艺术研究》中指出：“《放生池碑》虽原石不存，然据此表可知其立碑初衷与书法实践密切相关。”
8 当代学者黄永年认为：“颜真卿此表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唐代宗教政策与国家礼仪互动的重要史料。”
9 陈垣《释氏疑年录》提及唐代放生制度时，引用此表作为官方推行佛教慈悲理念的直接证据。
10 上海博物馆藏有《放生池帖》拓本残片，虽非全貌，但可印证此表所述“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确有其事，具文献与文物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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