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纯皇帝御製乡饮酒礼乐章补笙诗六篇干隆十年日华四章章六句

1．高宗纯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故称高宗纯皇帝。

2．乡饮酒礼：周代古礼，清代沿袭为地方官主持的敬老尊贤、序齿尚德之礼仪，多在春、秋仲月于学宫举行，属“嘉礼”之一，具教化与政治整合功能。

3．笙诗：《诗经》中《小雅》有《南陔》《白华》《华黍》等六篇有目无辞，古人谓其声调可奏于笙，故称“笙诗”。乾隆命补作，意在恢复古乐遗意，非拟古游戏，而属礼乐重建工程。

4．白华：即《诗经·小雅·白华》篇名，原为申后被废后所作，以白华起兴，寄托哀思。此处取其洁白、贞静之象征义，剥离原诗怨悱语境，转为正面教谕。

5．“不污纤尘”“湟而不淄”：“湟”通“滉”，水深广貌；“淄”通“缁”，黑色，引申为污染。语出《荀子·劝学》“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反用其意，强调白华本质之不可染。

6．“二人”“二老”：均指父母。《礼记·祭义》：“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不敢以怠慢，恐辱其亲也。”此处“贻羞于二人”“贻羞于二老”，直承孝道核心，凸显乡饮礼“孝弟为本”的宗旨。

7．“婉兹静好”：化用《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及《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融合“婉”之柔顺、“静”之端庄、“好”之德容，塑造理想女性范式。

8．“臭兰之净”：“臭”读xiù，气味也。《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处强调白华之气不仅芬芳，且更具道德净化意味，较兰更“净”，凸显德性超越自然之美。

9．“载咏载思”“载思载咏”：语出《诗经》惯用句式（如《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表礼乐活动中情志交感、思咏相生的状态，体现“乐以教和”的礼乐观。

10．干隆十年：公元1745年。是年乾隆颁诏整饬礼乐，敕命庄亲王允禄等编《大清律例》附礼制，又亲定《御制乐章》多篇，此《补笙诗》即其重要成果之一，收入《御制诗初集》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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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乾隆十年（1745）高宗纯皇帝弘历亲撰《乡饮酒礼乐章》中补入的《笙诗》六篇之四章（实存四章，题称“日华四章”），属清代官方礼乐文献中的御制雅颂类作品。全篇以“白华”为兴象，承《诗经·小雅·白华》之题旨而翻新立意，将先秦讽喻人伦失序的哀怨之诗，转化为清代乡饮酒礼中教化士女、敦厚风俗的庄严训辞。诗中严格区分“士”与“女”的伦理责任，强调修身与妇道同为维系孝道与家族体面之本，体现乾隆朝礼治思想中“男女有别、各正其分”的理学实践。语言简质庄重，句式整饬（皆六言三章式），音节铿锵，合笙诗“播之管乐、用以导和”的礼乐功能。虽艺术个性逊于文人诗作，但作为国家仪典文本，其政治教化性、礼制规范性与时代典型性极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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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以“白华”为统摄意象，四章分层递进：首章立士之责，次章明女之范，三、四章则由物及德，通过双重否定（“匪玉”“匪兰”）与双重肯定（“湟而不淄”“芬乃胜之”“质玉之令”“臭兰之净”）的辩证修辞，将自然之白升华为道德之纯。其艺术匠心在于严守礼乐文本的功能边界——不尚藻饰而重声教，不务奇崛而贵端凝。叠用“咨尔”“乃贻羞于”等诰诫句式，模拟古代乡大夫宣读《乡饮酒礼》祝辞之口吻，赋予诗歌仪式现场感；六言句式短促有力，配合笙乐节奏，宜于堂上歌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将《诗经》原典的个体悲情彻底礼制化、公共化，使“白华”从被弃者的自伤符号，转变为普世性的德性图腾，折射出乾隆盛世对儒家礼乐文明系统性重构的政治雄心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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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初集》卷二十八原注：“乙丑岁（乾隆十年）春，钦定乡饮酒礼乐章，以《小雅》笙诗久阙，特补《日华》四章、《山云》二章，亲制词曲，命太常肄习，颁行直省学宫。”

2．《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四》评乾隆御制诗：“帝之作诗，主于明政教、示轨范，故多宗经据礼，不以风人之致为长；然其于礼乐制度，考订精审，足为后世稽古之资。”

3．《清史稿·乐志一》：“高宗以乡饮为教化之本，亲制《补笙诗》，复《白华》之旧章而易其义，使士女闻之，知孝弟之不可违，廉耻之不可丧。”

4．阮元《揅经室集·论语论仁论》引乾隆《白华》诗曰：“圣人制礼，必因人心而导之。‘白华’之喻，非独取其色，实取其不可污、不可杂之德性，故能垂训万世。”

5．《国朝宫史续编》卷五十七载：“乾隆十年二月，上御乾清宫，命大学士九卿观览新定乡饮酒礼乐章，特命内府刊《御制补笙诗》单行本，颁赐各省提学使，令刻石学宫之东庑。”

以上为【高宗纯皇帝御製乡饮酒礼乐章补笙诗六篇干隆十年日华四章章六句】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