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纯皇帝御製平定两金川凯歌三十章干隆四十一年

1．高宗纯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庙号“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故称“高宗纯皇帝”。

2．两金川：指大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川（今四川小金县），嘉绒藏族土司世居地；乾隆年间两次用兵（1747–1749年第一次金川之役；1771–1776年第二次金川之役），此诗所指为后者之最终凯旋。

3．准部回城：即“平定准噶尔及回部”之役。“准部”指准噶尔蒙古，“回城”指天山南路维吾尔聚居区（回部），核心战役发生于1755–1759年，史称“乾隆平准定回”。

4．定五年：此处系概指。实际平准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征达瓦齐，至二十二年（1757）灭阿睦尔撒纳；平回则自二十三年（1758）征大小和卓，至二十四年（1759）底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前后约五年。

5．金川小寇：清廷视金川土司为“梗化小丑”，贬称“寇”，实则大、小金川土司拥险自固、军事组织严密，非寻常草寇可比。

6．敌忾：语出《左传·文公四年》“诸侯敌王所忾”，意为共同愤恨敌人，引申为同仇敌忾。

7．恻焉：悲悯、哀伤之貌。《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此处体现乾隆对战争消耗与民生疾苦的体察。

8．干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正月阿桂等攻克噶拉依，索诺木出降，两金川彻底平定；二月乾隆颁诏宣示武功，并命撰《平定两金川方略》，同时御制凯歌三十章。

9．凯歌：古代军队得胜所奏之乐歌，清代特指皇帝亲撰以纪武功之组诗，具官方史册性质，兼备文学性与政治教化功能。

10．御製：即皇帝亲自创作。乾隆一生作诗四万余首，《清高宗御制诗》存诗逾三万六千首，此组凯歌为其晚年武功诗代表作之一。

以上为【高宗纯皇帝御製平定两金川凯歌三十章干隆四十一年】的注释。

此诗为乾隆帝《平定两金川凯歌三十章》之开篇首章，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两金川彻底平定之后。全诗以对比起笔：先言“准部回城”之役虽旷日持久（实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南疆大小和卓之乱，历时约五年），终得速定；继写金川之役（1771–1776年），虽为“小寇”，却耗时六年、动用兵力逾六十万、耗银七千万两，代价远超预期。“亦如前”三字看似平淡，实含深重慨叹——非谓寇势如前，而是战事之艰、民力之殚、将帅之困，竟复蹈前辙。后两句陡转，由颂功转向体恤：表面嘉奖将士“久敌忾”，内里却以“不觉对之增恻焉”收束，凸显帝王在凯歌喧天之际所持的审慎自省与仁政自觉，突破传统凯歌一味夸耀武功的窠臼，体现乾隆中后期“十全老人”自我定位中对“文德”与“民本”的刻意强调。

以上为【高宗纯皇帝御製平定两金川凯歌三十章干隆四十一年】的评析。

此章以“对比—转折—升华”为结构脉络，尺幅间见格局。首句“准部回城定五年”，以斩截语势确立帝国武功之典范；次句“金川小寇亦如前”，用“小”与“前”二字形成反讽张力——“小寇”实酿巨患，“如前”非指易平，而指艰难重演。第三句“嘉予将士久敌忾”表面褒扬，实为铺垫；末句“不觉对之增恻焉”如钟磬余响，将凯歌升华为一种政治伦理的自觉表达：真正的“十全”不在疆域之广、俘馘之多，而在君主能否于捷报盈庭之时，仍保有对苍生疾苦的痛感。语言凝练古雅，无一费字；用典自然（“敌忾”“恻焉”皆出经籍），却不露痕迹；情感节制而深沉，合乎帝王身份之庄重，又超越颂圣套路，展现乾隆作为“诗人皇帝”在政治书写中的成熟掌控力。此章实为整组三十章之精神纲领，定下“武功与仁心并重”的基调。

以上为【高宗纯皇帝御製平定两金川凯歌三十章干隆四十一年】的赏析。

1．《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卷三百八十七：“《平定两金川凯歌三十章》乃乙未岁（乾隆四十一年）春正月捷闻入京，上亲御乾清宫受贺后所制，首章尤见圣心深远，非徒矜耀甲兵者可比。”

2．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四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乾隆于金川事毕，不惟大宴群臣、颁赐功臣，更制凯歌三十章，首章即以‘恻焉’收束，足见其晚年对‘好大喜功’之自我警醒。”

3．黄爱平《乾隆朝文字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御制凯歌之传播，系朝廷构建‘十全文治’形象之重要环节；而首章中‘增恻’之语，恰为消解民间对金川军费浩繁、征调频仍之质疑所设之道德缓冲。”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条：“谕：……凯歌之作，非为夸诩武烈，实欲使中外知朕轸念元元、虽奏肤功而不敢忘忧勤之意。”

5．《清史稿·高宗本纪三》：“（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御制《平定两金川凯歌》三十章颁行，曰：‘武功既成，仁心不可忘也。’”

以上为【高宗纯皇帝御製平定两金川凯歌三十章干隆四十一年】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