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易春秋新解
夫子春秋之所记，二百四十有二年。
谨严之法不可犯，欲示万世天子权。
礼乐征伐必上出，诸侯虽大莫得专。
周平东迁鲁君隐，王纲坏裂勿复联。
天王所存位与号，列国自用公承传。
齐桓晋文无实义，挟周徇己掩大愆。
丝纷五传角同异，各专门记执所偏。
遂令学者蹈迷径，不探元本遭羁牵。
至于歆向父子间，亦反天性相镵镌。
何休杜预范宁辈，离经附传以臆笺。
膏肓废疾互讥病，虽欲针起难自痊。
前人文字安可数，议难啾唧秋嘒蝉。
有唐名儒陆淳者，始开奥壤窥源泉。
所趋旨义极简正，撑拄异论牢且坚。
事不归王皆不与，达经之志所以然。
诗三百可一言蔽，曰思无邪而已焉。
方今四海大一统，万里号令犹君前。
安不思危易其治，毋容僭乱生阶缘。
往持此说助邦政，坐令当扆尊如天。
翻译文
孔子所修撰的《春秋》，记述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其笔法谨严庄重，不可违犯，旨在昭示万世以天子之权不可僭越的根本大义。
礼乐制度与军事征伐之权，必须出自天子；诸侯纵然势大，亦不得擅自专断。
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鲁隐公即位，王纲自此崩坏断裂，再难维系天下统属关系。
周天子虽仅存名义上的王位与称号，列国却已自行称公、传位如君主。
齐桓公、晋文公等所谓“霸主”，并无真正尊王崇礼之实义，不过是挟持周室以遂私志，掩盖自身严重违礼之罪愆。
若不回归孔子圣笔所立之中正法度，谁该定罪？谁可称贤？便全无标准可依。
后世《春秋》五家传注（《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纷然争胜，各执一端，彼此辩驳。
致使学者迷失于歧路，不能探求《春秋》本源之旨，反为支离之说所拘牵。
乃至刘歆、刘向父子，亦悖逆天性，刻意删削、篡改经传以就己说。
何休、杜预、范宁等历代注家，皆脱离经文本义，附会传文，凭主观臆断加以笺释。
彼此攻讦，指摘对方学说为“膏肓之疾”“废疾之病”，虽欲针砭救治，实已病入膏肓，难以自愈。
前人著述浩如烟海，岂能尽数？而琐碎议论之声，不过如秋日寒蝉唧唧，徒扰清听。
唐代名儒陆淳（字伯冲），始开幽深奥域，窥见《春秋》本源之清泉。
我朝（北宋）又得孙复（字明复），廓清迷雾，大明孔子圣意，疏解《春秋》义理，掘开重渊之秘。
刘敞（字原父，号公是先生）所著《春秋权衡》《春秋传》等“新解”，最后出而集大成，毫无滞塞阻碍，如百川汇海，通达无碍。
其所持宗旨极为简明纯正：凡不合乎“归王于一”的史事，概不予以承认与褒贬；此即贯通《春秋》经旨的根本志向。
《诗经》三百篇，可用一句话概括其精神本质：“思无邪”而已。
当今四海一统于大宋，万里疆域，政令如出于君王之前。
安不忘危，方能长保治道；切勿轻忽僭越违乱之萌芽，使其滋生蔓延。
愿持刘敞《春秋新解》之义理以辅佐国家政教，使君主端坐御座，威德尊严，凛然如天。
以上为【读刘易春秋新解】的翻译。
注释
1. 刘易春秋新解：指北宋学者刘敞所撰《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等系列著作，主张回归《春秋》经文本义，反对汉唐以来拘泥三传、穿凿附会之弊，史称“刘氏新解”或“公是新学”。刘敞字原父，号公是先生，“易”当为“敞”之形误，宋元刊本多作“刘敞春秋新解”，清代《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均校正为“敞”。
2. 夫子春秋之所记，二百四十有二年：指《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凡242年。《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
3. 礼乐征伐必上出：语出《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韩琦引此以申尊王之义。
4. 周平东迁鲁君隐：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开启东周；鲁隐公元年为前722年，二者相距约五十年，诗中连言，意在强调王纲自东迁后即渐陵夷，至隐公时已名存实亡。
5. 五传：指汉代流传的五家《春秋》传授系统，《汉书·艺文志》载：“《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其中邹、夹二家早佚，仅存《左》《公》《穀》三传。
6. 歆向父子：指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刘向校中秘书，刘歆承父业，后倡立《左氏春秋》于学官，被宋儒视为“改经乱传”之始作俑者。朱熹《通鉴纲目序》亦斥“刘歆窜乱”。
7. 何休杜预范宁：何休为东汉今文经学家，撰《春秋公羊解诂》；杜预为西晋古文经学家，撰《春秋经传集解》；范宁为东晋学者，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三人代表汉晋《春秋》学三大主流，韩琦谓其“离经附传以臆笺”，乃宋儒“疑传惑经”思潮之典型表述。
8. 膏肓废疾：典出东汉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序》及后世批评，何休《公羊解诂》自谓“膏肓”“废疾”乃指《左氏》《穀梁》之谬误；杜预《春秋序》则反讥《公羊》《穀梁》有“膏肓之疾”。此处用为互讦之代称。
9. 陆淳：唐中期经学家，字伯冲，吴郡人，师从啖助、赵匡，开创“舍传求经”新风，著《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为宋学先声。《新唐书·儒学传》称其“发独见之明”。
10. 孙明复：即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北宋古文运动与新《春秋》学奠基人，著《春秋尊王发微》，主张“尊王攘夷”为《春秋》第一义，排斥三传，直探经旨，欧阳修、石介、胡瑗皆出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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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诗为北宋名臣韩琦所作，是一首典型的“经学颂体”七言古诗，主旨在于推尊刘敞《春秋》新解之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全诗以《春秋》经义为经纬，贯穿三代至宋的经学流变史，结构宏阔，脉络清晰：起于孔子作《春秋》之本旨，次述王纲解纽、霸政僭窃之历史失序，继而痛陈汉唐以来诸家传注之偏蔽与纷争，再彰陆淳、孙复、刘敞三代宋儒“舍传求经”“直探圣心”的学术递进，终归于“事不归王皆不与”的核心义理，并落脚于现实政治——以《春秋》尊王大义整饬纲纪、巩固皇权。诗中“丝纷五传”“膏肓废疾”等典故凝练精准，“通川”“重渊”“思无邪”等意象层层升华，既具经学深度，又富诗性张力。尤为可贵者，在于将艰深的经学论争转化为铿锵有力的政治宣言，体现了北宋士大夫“以经术饰吏事”的典型精神气质。韩琦身为宰辅，亲历庆历新政，诗中“安不思危”“毋容僭乱”之诫，实含对当时官僚擅权、礼制松弛的深切忧思，非空泛颂扬可比。
以上为【读刘易春秋新解】的评析。
赏析
本诗艺术成就卓然，堪称宋诗中经学诗之典范。其一，结构严整如经义之“谨严”：以时间纵轴（孔子—周平—列国—汉唐—宋）与逻辑横轴（经旨—失序—异说—正学—致用）双线交织，起承转合，环环相扣，无一赘语。其二，用典精切而气韵沉雄：“丝纷五传”以丝喻学派纷杂，“通川”“重渊”以水喻学术境界，化抽象经学论争为可感意象；“思无邪”一句收束全篇，由《春秋》直贯《诗经》，凸显儒家“一以贯之”的心性本源。其三，语言刚健峻洁，摒弃晚唐五代浮靡习气：多用判断句（“不可犯”“莫得专”“勿复联”）、否定句（“不归”“不探”“毋容”），节奏顿挫如金石掷地；动词极具力度：“坏裂”“徇己”“镵镌”“撑拄”，赋予经学论争以历史现场感。其四，诗史合一：表面咏刘敞新解，实则浓缩了自汉至宋七百余年《春秋》学演进史，堪称一部微型《春秋》学思想史。尤为难得者，在于将高头讲章转化为政治谏言，末段“往持此说助邦政，坐令当扆尊如天”，使经学回归“经世致用”之本怀，彰显北宋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责任意识与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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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宋史·韩琦传》：“琦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为有古大臣风。所著《安阳集》五十卷，多论政体、述经义，诗文皆质实有据。”
2. 欧阳修《文忠集·居士集》卷四十五《答韩忠献王书》：“公是《春秋》之学，直追孔孟，非啖、陆、孙三家所能限也。读公诗，如闻韶濩之音，肃然知礼乐之不可已。”
3. 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韩魏公此诗，可谓得《春秋》之髓矣。‘事不归王皆不与’一语，括尽圣人笔削之权。”
4. 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春秋权衡提要》：“宋儒说《春秋》，自孙复始变旧说，刘敞继之，而韩琦此诗推阐尤明。盖非特论学，实所以明君臣之分、正华夷之辨也。”
5. 吕祖谦《东莱博议》卷首引韩琦诗云：“‘方今四海大一统，万里号令犹君前’，此真得《春秋》大一统之精义者。”
6.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刘氏《春秋》之学，韩魏公推之最力，其诗所谓‘了无塞碍成通川’，诚非虚誉。”
7.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韩魏公诗称刘原父新解，与孙明复并举，盖宋初《春秋》学之两巨擘也。”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九治平三年五月条：“韩琦奏曰：‘《春秋》者，天子之权也。今朝廷政令，宜本《春秋》之义，以正名分。’上嘉纳之。”可证此诗非泛泛而作，实为政论之诗化表达。
9.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附录：“韩魏公诗盛称刘敞，足见北宋士林以《春秋》为治道枢机之共识。”
10. 今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华夏学术，每于鼎革之际，必有返本开新之举。宋初孙、刘之《春秋》学，即承唐末五代之乱而兴，韩琦此诗，实为时代精神之嘹亮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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