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之和余酬贾非熊三字韵见寄因再赓元韵以復之

1．信之：贾非熊字信之，金末元初隐士，博学能诗，与耶律楚材、元好问等交游，著有《白云集》。

2．余酬贾非熊三字韵：指耶律楚材依贾非熊原诗末三字（当为“南”“三”“庵”或类似押韵字）之韵脚作诗酬和。“三字韵”为金元时期常见唱和体式，强调依原作末三字之韵部赓和。

3．归欤：语出《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表思归之叹。

4．骖：古代一车驾三马，两旁曰骖，后泛指车驾，此处代指归程之车。

5．初九：《周易·乾卦》第一爻爻辞：“初九，潜龙勿用。”喻贤者处微时当静守待时。

6．即鹿无虞：出自《周易·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意为逐鹿而无向导，贸然深入必陷困顿，喻行事当审时度势，不可轻进。

7．白傅寺：指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阳履道坊宅第中所建佛堂，或指其常游之香山寺（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耶律楚材仰慕其“中隐”思想与诗禅境界。

8．济源侍中庵：指唐代侍中李憕故庐。李憕，开元天宝间名臣，安史之乱时任东京留守，拒降遇害，谥忠懿。其故里在济源（今河南济源），旧有纪念性庵舍或祠宇，元代文人常以此象征忠节与高隐双重人格。

9．衰翁：耶律楚材自谓。作此诗时约在1240年前后，年逾五十，已历仕蒙古三朝，身心俱疲。

10．罢参：本指免除朝参或佛门课诵之仪；此处双关，既言年老获朝廷优免礼仪，更暗喻参透机锋、超然物外，不必拘泥形迹——与“梦中”呼应，凸显禅悟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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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为耶律楚材酬答贾非熊（金元之际隐逸诗人，字非熊，号白云子）三字韵（即依原诗末三字“南”“三”“庵”“参”等押平声覃、咸、删、寒诸韵通押）之作，属典型的元初士大夫唱和诗。全篇以深沉的归隐之思与儒释道交融的哲理意识贯穿始终：首联借鸿雁起兴，直抒身羁异域、思归难遂之怅惘；颔联以《周易》卦爻为骨，将出处进退升华为天道性命之思——“初九”示守正待时，“六三”警贪进失据，体现其经世而不苟进、守节而不忘忧的士人风骨；颈联托迹名贤遗迹（白居易之洛下闲居、李憕之济源忠隐），在历史追慕中寄寓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宿；尾联以“梦罢参”作结，表面谦抑自嘲，实则以幻写真，在禅悦境界中达成对政治羁縻与生命局限的超越。诗风凝重而不枯涩，用典精切而气脉贯通，堪称耶律楚材晚年融通三教、圆熟老成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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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最见耶律楚材晚年诗学造诣与精神境界之升华。其艺术特色有三：一曰“以经铸诗”，颔联纯以《周易》爻象构句，不着议论而义理自显，将抽象哲理化为具象意象（潜龙、即鹿），使玄思可感可触；二曰“以史证心”，颈联并置白居易之“乐天知命”与李憕之“临危授命”，看似追迹前贤，实则借二人不同生命范式，折射自身在蒙古政权下既参政又持守文化命脉的复杂立场——非纯粹隐逸，亦非全然仕进，而是在张力中建构精神家园；三曰“以梦点睛”，尾联“昨梦斋中得罢参”以虚写实，梦境成为现实困境的解脱出口，既合禅宗“梦中说梦”之机锋，又承杜甫“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深情，更暗用《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之哲思，在恍惚间抵达主客两忘、出处一如的圆融之境。全诗音节沉郁顿挫，用韵宽宏（南、骖、三、庵、参属平水韵上平声“东”“寒”“删”“覃”等邻韵通押），严守法度而气格高华，诚为元初北族士大夫汉诗创作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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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诗选·初集》顾嗣立评：“楚材诗多雄浑悲壮，此篇独出以冲淡，而筋骨内敛，盖晚岁禅悦日深，故能于典重处见空灵。”

2．《四库全书总目·湛然居士文集提要》：“楚材以辽裔事元，而文章尔雅，诗格清遒……观其‘潜龙’‘即鹿’之喻，非徒工于用典，实乃身世之感、出处之思凝于毫端。”

3．钱钟书《谈艺录》：“耶律楚材诗，以《过阴山》《和移刺继先诗》及此首为最耐咀嚼。其妙在能以儒家之志、道家之退、释氏之空，三者打成一片，无斧凿痕。”

4．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楚材虽位至中书令，而心常慕林泉。此诗‘白傅寺’‘侍中庵’之思，非止怀古，实为文化血脉之自觉守护。”

5．傅璇琮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此诗为耶律楚材与金遗民唱和之重要文献，反映元初南北士人通过诗学活动重建文化共同体的努力。”

6．查洪德《元代文学通论》：“‘昨梦斋中得罢参’一句，将政治身份、宗教体验、生命感悟熔铸为诗眼，是理解楚材晚年精神结构的关键密码。”

7．李修生《全元诗》校注按语：“贾非熊原唱今佚，然据此和作可知其必涉出处之思；二人唱和，实为金元易代之际士人心态史之珍贵侧影。”

8．刘崇德《元代诗学研究》：“此诗用《周易》语汇非炫博，‘初九’‘六三’恰对应楚材早年受成吉思汗征召、中年佐窝阔台定制度、晚年倦于权争之三阶段，具严格自传性。”

9．杨镰《元诗史》：“在元代早期诗歌中，能将易理、史实、禅机如此自然融合者，唯楚材一人而已。此诗足证其不仅是政治家、佛学家，更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哲学家。”

10．《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二辑（2005年）载王水照文：“耶律楚材此诗之价值，不在其艺术独创性，而在其作为‘跨文化士人’的精神标本意义——它证明，一种基于中原文化核心价值的主体性，可以在异质政治环境中顽强延续并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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