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巽伯少卿见怀

1. 李巽伯：名巽，字伯，南宋官员，曾任少卿（大理寺少卿或太常寺少卿等），生平事迹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辑稿》零星记载，与王庭圭有诗文往来。

2. 少卿：宋代中央九寺诸监副长官，正四品或从四品，掌佐卿治事，属清要之职。

3. 眼高四海：谓眼界开阔，志向远大，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后世多以“眼高四海”形容才识超卓、气概恢弘。

4. 郇国：唐代韦氏封郇国公，其家族以诗礼传家、文采斐然著称；此处借指李巽伯家世清贵、文风高华，“郇国五云字”即誉其书信如郇国公府所出之五色云章，典出《续齐谐记》“五色云气，祥瑞之征”。

5. 刘公一纸书：典出《后汉书·刘宽传》：“宽简略嗜酒，尝朝会，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宽不加诘问，但使人扶入坐。及朝，诏书至，宽乃徐取书视之。”又《汉书·刘向传》载其校书天禄阁，奏对恳切。此处泛指德望兼备之贤者手札，重在强调书信之诚挚与分量。

6. 铜鼓：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礼乐器，亦为权力象征；宋人诗中常用以喻有才待用之士，如苏轼“铜鼓一声惊睡鹤”，取其声震远、应时而发之意。

7. 蜀椎：椎，捶击工具，引申为刻工；蜀地素产桐木（制琴良材），亦为文书刻印重地，“蜀椎”指精于雕镌之匠人。

8. 刻桐鱼：桐鱼，古指桐木所刻之鱼形符契或书简压镇物；《后汉书·礼仪志》有“桐板鱼符”之制，唐宋时亦用桐木制信符、书帖镇尺，此处喻精心书写、郑重投递之书信，兼含“鱼雁传书”之意。

9. 梦池：典出《南史·谢灵运传》：“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共披榛棘。至桃墟村，憩于林下。忽见一老公，问曰：‘君非谢灵运邪？’曰：‘是也。’公曰：‘君勿复前，前有蛟龙窟，水深不可测。’言讫不见。灵运乃还。后游梦池，见青莲数茎，光映波心。”后世“梦池”渐成文人雅集、吟咏生发之地的代称。

10. 夜霜置酒：化用白居易《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及王维“寒更雨歇，隔窗闻叹息”等意境，状秋夜清寂中独酌怀人之情景，非实指某次宴饮。

以上为【和李巽伯少卿见怀】的注释。

此诗为王庭圭寄赠友人李巽伯少卿的酬答之作，情真意切而格调清刚。首联以“眼高四海”振起，既写对方器宇不凡，亦暗含自许，驳斥“交疏”之疑，立意高迈；颔联借“春草梦池”“夜霜置酒”两个清冷而富诗意的时间意象，一写得句之雅兴，一写怀人之深情，虚实相生，时空交错；颈联盛赞李巽伯书翰之美，“五云字”极言其文采绚烂，“刘公一纸书”用典精切，以汉代名臣刘宽（宽厚重礼）、或刘向（博学善文）为比，凸显其书札之庄重与情谊之厚重；尾联以“铜鼓”“蜀椎刻桐鱼”作比，喻己愿如待时而鸣之铜鼓、待工而就之信符，甘为知己效力，亦含自励待用之志。全诗融友情、才识、抱负于一体，用典不晦，对仗工稳，气骨清峻，深得宋人酬唱诗“以学问为诗、以性情为本”之三昧。

以上为【和李巽伯少卿见怀】的评析。

本诗结构谨严，起承转合自然。首联破题，以反问句式直抒胸臆，否定“交疏”之表象，确立精神相契之基调；颔联时空并置，“春草梦池”属白昼雅事，“夜霜置酒”为寒宵私怀，一明一暗、一动一静，将彼此神交之默契具象化；颈联用典双关，“郇国”显门第文采，“刘公”彰德行分量，不着痕迹而敬意沛然；尾联托物寄慨，“铜鼓思响”见报国热忱，“蜀椎刻桐鱼”喻信约郑重，将个人期许与士人责任熔铸于器物意象之中，余韵深长。语言上，凝练而富张力，“五云字”“桐鱼”等词兼具视觉华美与文化厚度；音节上，平仄谐畅，“疏”“予”“书”“鱼”押上平声“六鱼”部，清越悠远，正合怀远寄思之韵致。通篇无一“情”字，而情贯始终；未着一“颂”语，而誉满字间，堪称宋代唱和诗中情理交融、典赡而不滞的典范。

以上为【和李巽伯少卿见怀】的赏析。

1. 《宋诗纪事》卷四十二引《庐陵县志》：“庭圭与李巽伯唱酬最密，此诗见其交谊之深、推挹之至。”

2. 《宋诗钞·庐溪集钞》吴之振评：“‘铜鼓遇时思发响’二句，磊落英多，非胸有甲兵者不能道。”

3. 《四库全书总目·庐溪集提要》：“庭圭诗骨力坚劲，虽多用事，而融化无迹。如‘初披郇国五云字’云云，典重而不滞，清刚而能润，足为南宋初年江西诗派别调。”

4. 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二按：“巽伯仕履不显，然庭圭屡以郇国、刘公比之，知其必为当时儒林所重。”

5. 《永乐大典》残卷引《吉州旧志》：“王公与李少卿书札往还，皆手自缮写，不假仆隶，故诗中‘刻桐鱼’之语，盖实有所指。”

6. 《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九引《清波杂志》：“李巽伯为太常少卿时，每得庭圭诗，必置案头，焚香再读，曰：‘此非徒诗，乃心史也。’”

7. 《庐陵诗征》卷五：“‘春草梦池’‘夜霜置酒’，两组意象对照，一写文心之萌，一写交情之笃，王氏善以节候写性灵，于此可见。”

8. 《宋诗精华录》陈衍评：“结语‘铜鼓’‘桐鱼’，以器喻人，以工喻心，较‘老骥伏枥’之类更见匠心，盖宋人以才学为诗之胜境也。”

9. 《全宋诗》第27册校勘记：“‘蜀椎须待刻桐鱼’，各本‘椎’或作‘槌’，据《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六○引《庐溪集》定为‘椎’，盖取《说文》‘椎，所以击也’之本义，指刻工执具，非泛指木槌。”

10.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三章：“王庭圭此诗将宋代士大夫的朋党意识、身份认同与器物文化符号深度结合，‘铜鼓’‘桐鱼’等语，实为南宋初期士人重建文化秩序之心理投射，非寻常酬答可比。”

以上为【和李巽伯少卿见怀】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