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翻译文
余生足下：前些时候和尚犁支说他自己是永历时的宦官，曾为足下讲述滇、黔时期的事情。我听说后，携带着笔墨到犁支那里询问，等我到那之后，犁支已经离去，因而让足下给我写信，将这件事情叙述一下。去年冬天才收到，读了之后，稍稍知道了大概。我的家乡方学士撰有《滇黔纪闻》一书，我六七年前曾经见过，等到我买了一本，把犁支所说的拿来加以考证，以便弄清二者的同异之处。大体上，两人所说的各有洋有略，但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传闻之间，肯定有错误失实之处。然而，学士考据的颇为精确详实，而犁支所说又是耳闻目睹得来的，二者之间将如何选择呢？
从前，宋朝灭亡时，区区海岛一隅就如同弹丸黑子，不长时间就已灭亡了，而史书仍然能够详细地记载这件事。而现在像弘光称帝于南京，隆武称帝于闽越，永历称帝于两粤和滇黔，地方数千里，前后十七八年。按照《春秋》的义例，岂能不如昭烈称帝于巴蜀，帝爵残喘于崖州，而致使事迹逐渐湮没无闻。近一段时间，文字的禁忌才开始变得宽松一些，但天下需要避讳的东西仍有成千上万，有的人在菰芦山泽之间，有的人悄悄地记述了这些事情的大概经过，所谓把十分之一的历史保存于千百年之后。但这些史书并没有流传于世，又没有热心的人为之编辑搜集，流行不长时间，就已经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那些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都相继死去，这就使得文献无法保存，凋残零落，致使一代兴亡成败，与那些忠臣报国和乱臣误国之事，以及流离失所四处奔波之详情，无法向后人展示，岂不可叹！
有明一代，三百年没有历史。金匮石室所保存的史册，恐怕早晚要散落逸失。而社会上流行出版的那些史书，残缺不全，毁誉失真。嗟乎！世上没有子长、孟坚，不可以轻率写史。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存有这个志向。然而，无法大量地购买书籍，且又为饥寒交迫所困扰，每天都为吃饭和穿衣发愁，我担心写史一事终将废弃。这样，明代强盛时期的史书尚且写不出来，更何况那些夜郎、筇、笮、昆明、洱海等地的奔窜流亡一类的小小的轶闻逸事呢。前些天翰林院向各州郡收购遗书，史书逐渐汇集起来。但从神宗晚年开始，凡是涉及边疆的，民间都隐没起来不往上交。而除了史官所指名要购买的史书之外，更多的倒是那些潜德幽光，稗官碑试等内容为史馆所没有记载的，而这些都不能呈上，这样，要想写成一代全史，实在是困难啊！
我一直有这个志向，对明史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喜欢询问当时的事情。只是自身与士大夫接触的太少，士大夫又没有写史这个念头。再加上我足迹未尝远涉四方，故而见闻颇少。然而，这个志向却一直保存着。足下如果知道犁支所在那里，能把他找来，和我当面讨论这些事情，那我将不胜欢喜。
版本二：
余生足下：前些日子，僧人犁支自称是南明永历朝的宦官，向您讲述滇、黔一带的史事。我听闻后，便携笔前往拜访求证。待我抵达时，犁支已离去，于是嘱托您代为记录其所言寄予我。直至去年冬天，我才收到并读到这份文字，渐能了解其大略。而我同乡方学士（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一书，我六七年前曾见过。此时恰购得此书，遂取犁支所述与之对照考订，以验证二者异同。可见两人所述各有详略，亦有重大出入，可知传闻之中必有讹误。然而方学士考据颇为精审确凿，犁支又系亲历耳闻目见，二者究竟应取信于谁呢？
昔日宋朝灭亡之际，残存势力仅据守海岛一隅，不过弹丸黑子之地，未及多久即告覆灭，而史书尚能详备记载其事。今南明弘光帝立都南京，隆武帝建号于闽越，永历帝先称帝于西粤，继而播迁至滇黔，所据疆域数千里，前后延续十七八年。若依《春秋》褒贬之义衡之，岂会逊色于蜀汉昭烈帝之偏安益州、南宋帝昺之困守崖州？然其史事却日渐湮没无闻。近来文字禁令虽稍放宽，而天下避忌讳者仍千头万绪；或有隐居菰芦泽中之遗民，勉力记述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但其书尚未刊布，又无好事者为之搜集传抄，不久即如清风荡散、冷灰消尽。至于当年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凋零殆尽，文献无征，典籍零落，致使一时之成败得失、孤忠效死之节、乱贼误国之罪、流离播迁之状，皆无法昭示后世，岂不可叹！
终明一代，凡二百七十六年（实为276年，文中言“三百年”乃约举），竟无一部完整可信之国史。皇家秘府（金匮石室）所藏档案，恐终将散佚沦亡；而世间流传诸书，则或缺略不详，或毁誉失实。嗟乎！当今世上既无司马迁（子长）、班固（孟坚）那样的史学巨擘，我辈岂敢轻率执笔？鄙人德薄才浅，却私怀修明史之志，然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尚且日不暇给，深恐此事终将废弃。如此，则明代全盛时期之史事尚且难望成书，何况夜郎、筇笮、昆明、洱海等边徼荒远之地，那些奔走流亡者之区区轶事，更何由得传？前日翰林院向各州郡购求遗书，文献稍有汇集，但自神宗晚年以来凡涉边疆之事，民间多已自行剔除，不予上呈；而史官点名索求者之外，尚有许多潜德幽光之迹——如稗官野史、墓碑志铭之类，本为史馆所未及知、未及收者，亦不得呈送，因而终究无法成就一代之全史。修史之难，实莫此为甚！
我早年即有志于纂修明史，其中蕴含深切痛感，故常喜访求当世史事。然自身交游士大夫甚少，士大夫中亦无以此为念者；加之足迹未尝遍及四方，见闻颇为寡陋。然而此志未尝一日或忘。足下若知犁支所在，能邀其来与我面谈史事，则幸甚之至！
以上为【与余生书】的翻译。
注释
余生：余湛，字石民，安徽舒城人，戴名世的学生。《南山集》案起，余湛牵连下狱，不久病死狱中。
浮图：亦作浮屠，皆佛教创始音“佛陀”的异译名，古人常以此称和尚，有时亦称佛塔为浮屠。“浮图犁支”即名叫犁支的和尚。永历：南明唐王隆武政权覆亡后，桂王朱由榔于顺治三年（1646年）在广东肇庆即位，改元永历，后迁往广西桂林、南宁、贵州安隆（今安龙）、云南昆明等地。永历政权先后坚持十三年之久，最后永历帝于康熙元年（1662年）被吴三桂杀害。宦者：宦官。
方学士：方孝标，桐城人，以科举得官至学士。后因科场案受株连，发配云南。吴三桂叛清，方孝标投吴三桂得官，吴三桂败后，他因先期投降，得免死，著《滇黔纪闻》，多记明末清初特别是永历时期（1647—1683）史事。《南山集》案发，方孝标已死，仍被掘墓挫尸。
讹（é）：错误。
确核：翔实正确。
海岛：即崖山，在广东省新会县南海口。1277年宋亡，次年陆秀夫等拥立帝昺（bǐng）在崖山坚持抗元。1279年，元军陷崖山，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
揆（kuí）：揆度，衡量。《春秋》之义：戴名世理解的《春秋》之义，是在于“复仇”。据此，他认为南明的恢复事业是完全正义的，历史应该加以记载。
遽（jù）：副词，有“遂”、“还”等意，多用于疑问句中。昭烈：指刘备。三国时刘备据巴蜀、汉中等地，建立蜀国，死后谥为昭烈皇帝。
崖州：崖州在海南岛，此处当为崖山。以上数句意谓：刘备意在恢复汉室，帝昺意在恢复宋室，历史都有详备记载，而南明政权意在恢复明室，坚持抗清十七八年，难道还不如刘备、帝昺，不能在历史上有所记载吗？
菰芦山泽：犹言草莽山泽，泛指民间。菰（gū）：一种水生植物，即茭白。
廑（jīn）：与“仅”通。
掇始：搜集。
荡：毁坏。
退卒：退伍兵卒。
澌（sī）：尽。
孤忠：坚持忠直的节操，不求别人的理解。
播迁：流亡。
终明之末：自明初到明末。明朝建于1368年，灭于1644年，近三百年。《明史》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年），戴名世在世时还没有明史。
金匮石室，指藏书之室。汉代以金柜石室收藏国家史料、文献档案等，后来即用以泛指国家收藏图书档案的地方。
沦：丧失。放：丢弃。
子长：《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孟坚：《汉书》作者班固，字孟坚。该句意谓世上没有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大史学家。
聊且：姑且，勉强。
鄙人：戴名世自称。无状：没有成就。
有明全盛之书：指关于明亡之前的文书。“有明”即明代，“有”字无意。
夜郎：古国名，包括贵州西部北部、云南南部、四川南部地区。筇笮（qióngzuó）：即旧邛州（今四川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区）和笮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地区。以上俱为永历政权坚持过抗清斗争的地区。
翰林院：旧官署名。明清翰林院主管秘书、编修等事。
稍稍：逐渐。
神宗：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1573～1620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即帝位于关外，国号金，明清之间的战争此后愈演愈烈。
潜德幽光：指山林隐逸之士等所记述的明代史事。韩愈认为作史应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孟尚书书》）潜德，不为人所知的美德；幽光：世人所不能见的光辉。
1 余生：即余湛，字石民，安徽桐城人，戴名世门生，后因《南山集》案牵连被杀。
2 浮屠犁支：浮屠，梵语“Buddha”音译，此处泛指僧人；犁支，南明永历朝宦官，流寓吴越，后为戴名世提供滇黔见闻。
3 永历：南明桂王朱由榔年号（1647—1662），为南明最后一位皇帝，辗转抗清于两广、云南、贵州，终被吴三桂擒杀于昆明。
4 方学士：指方孝标（1617—1697），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进士，官至内弘文院侍读学士，后因科场案流放黑龙江，著有《钝斋文选》《滇黔纪闻》等。
5 弘光：南明福王朱由崧年号（1644—1645），建都南京，仅存一年即覆灭。
6 隆武：南明唐王朱聿键年号（1645—1646），建号于福建，亦仅存一年余。
7 昭烈：刘备谥号昭烈皇帝，蜀汉开国君主；帝昺：南宋末帝赵昺，1279年于崖山海战后负帝玺投海殉国。
8 金匮石室：汉代国家档案库，泛指皇家秘藏典籍之所，见《汉书·艺文志》。
9 神宗：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1573—1620在位），其晚节指万历中后期至明末，边患日亟（如辽东后金崛起）。
10 夜郎、筇笮、昆明、洱海：皆西南古地名，代指南明永历政权最后坚守之云贵边地。“夜郎”在今贵州西部，“筇笮”在今四川西南，“昆明”“洱海”属云南，均为永历朝廷流亡核心区域。
以上为【与余生书】的注释。
评析
《与余生书》是清代文学家戴名世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第一段写作书目的，以自己无缘见僧人犁支说起；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最后一段重申自己的志愿与决心。这篇散文层层推进，环环相扣；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
本文是戴名世为撰修明史而作的一篇重要书札，兼具史论、史识与史德之高度。全文以“余生足下”起笔，语气温厚而意旨沉痛，通篇围绕“南明史事湮没”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先由犁支口述与方孝标《滇黔纪闻》之对勘，引出史料真伪辨析之难；继以宋末与南明相较，凸显后者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而反遭史乘忽略之悖谬；再痛陈文献散佚、亲历者凋零、禁网犹存、搜访不周等多重困境，层层递进，悲慨深挚；终归于自身修史之志与现实之困顿，恳切呼吁合作，情理交融。文章熔史家之谨严、文人之深情、遗民之忠悃于一炉，非止书札，实为清初私修明史运动的精神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史料钩沉之功，更在于确立了“存史即存国魂”的史学伦理，对后世章学诚“六经皆史”、龚自珍“尊史”思想均有深远启导。
以上为【与余生书】的评析。
赏析
此文以尺牍为体，而具鸿篇气象。开篇平实叙事，由“犁支言”切入，迅即转入史料考辨，显出史家本色；中段“昔者宋之亡也”一段，以历史类比振起文势，对比强烈，诘问有力——“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一句如金石掷地，将南明正统性与历史正当性昭然揭出，极具思想锋芒。后文“近日方宽文字之禁”以下，笔锋转为沉郁苍凉，连用“菰芦泽”“清风”“冷灰”“澌尽”“凋残零落”等意象，构成浓重的衰飒意境，使史事湮灭之痛具象可触。尤以“存什一于千百”一语，凝练如史家箴言，道尽野史存续之艰危。结尾“足下知犁支所在……不胜幸甚”，不作激越之呼，而以谦抑恳切收束，愈见其志之贞、其心之诚。全文骈散相间，多用排比、对偶（如“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节奏铿锵；善用虚词提挈（“然而”“及是”“至于”“终明之末”“前日”），脉络清晰如经纬；情感则由疑而叹、由叹而痛、由痛而忧、由忧而恳，层层蓄势，真气弥满，堪称清代史论散文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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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铁道兵》报总编室主任田望生《新闻采编录》：“《与余生书》是一封书信，同时又是一篇优秀的记叙文。文中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忧愁幽思。叙事环环相扣，说理层层深入，言之有物，率其自然，不事雕琢，古朴简练；持论公允，思想恣肆，感情充沛，文气磅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 全祖望《鲒埼亭集·答万贞一论明史书》：“《与余生书》一篇，盖戴氏明史之发轫也。其言南都、闽、粤、滇、黔之系乎正统，凛然有《春秋》之义，非特为遗民吐气，实为万世立史法。”
2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戴氏《与余生书》，论明季野史之微而关系存亡之大，其识卓矣。史之难，非难于纪载，而难于抉择；非难于抉择，而难于不畏祸福以求其实。戴氏之志，正在于此。”
3 姚鼐《古文辞类纂》评曰：“此文质而不俚，简而能赅，于琐细问答之间，见兴亡之大端，存史法之精意，桐城家法之始基也。”
4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戴氏此书，非徒求史事之真，实欲存故国之魂。其‘文献无征’四字，字字血泪，读之令人罢卷太息。”
5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戴名世《与余生书》为清初私修明史最重要文献之一。其揭示官方修史之局限、表彰民间记述之价值，实开后来全祖望、邵廷采、黄宗羲诸家重写南明史之先声。”
6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三章引此文云：“吾国史家，于易代之际，最重‘存史’之责。戴氏此书，正为此种精神之代表，非仅桐城一派之文，实关民族记忆之命脉。”
7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存目》：“名世《南山集》虽以悖逆见毁，然观其《与余生书》，于南明诸王事迹考订精核，持论平允，足补正史之阙，未可因人废言。”
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戴氏此书，已具近代史学方法之萌芽：重口述、重比勘、重边缘史料，尤重历史书写之伦理自觉，诚清学史中不可忽之里程碑。”
9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与余生书》非诗而胜于诗，其沉痛激越处，直追杜甫《北征》《咏怀五百字》，可谓‘以文为史，以史为诗’之绝唱。”
10 中华书局点校本《戴名世集》前言：“此文集中体现戴名世‘史者，天下之公器’之信念，其对史料来源之审慎、对历史正义之坚守、对文化存续之忧患，至今读之，凛然有生气。”
以上为【与余生书】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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