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翻译文
人禀承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士人兼修百种德行,邪与正判然有别,曲与直截然不同。凡奸邪谄曲者,为世人所鄙贱,乃小人之道;正直刚毅者,为世人所尊崇,实君子之德。然而世间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反循小人之行,这是为何?俗语说:“正直如弓弦,反死于道旁;委曲如钩镰,却能封侯拜将。”故世人宁可顺从权势以保全吉祥,不敢违逆上意而招致祸患。况且史书的职责,在于申明劝诫、树立风教。若遇贼臣逆子、淫乱君主之辈,苟能直书其事,不掩饰其过失,则丑恶行迹昭然于当世,恶名流布于千载。言之如此,岂不令人惊惧战栗!
行事须审时度势:可为之时而为之,则顺遂;不可为之时而强为之,则凶险。譬如董狐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赵盾虽未亲弑而依礼法受屈,彼我之间并无私怨,董狐行之毫无迟疑,方成就其良史直道,名垂古今。至于齐国太史兄弟连书“崔杼弑君”而殉节,司马迁直述汉家之失(如《史记》中对武帝穷兵黩武、巫蛊之祸等隐微之讽),韦昭在孙吴朝廷坚持正论而遭贬杀,崔浩在北魏修史触犯国讳终被族诛——或身膏斧钺,当场受戮,反被当时讥笑;或史稿填埋坑窖,湮没无闻于后世。世道如此险隘,而苛责史臣必须挺立强项之风、勉励忘身之节,实在亦属艰难!因此张俨愤懑难平,私下撰《嘿记》以存实录;孙盛不平权臣篡改,密撰《晋阳秋》辽东写本以存真本。以此避祸,幸而保全性命。足可印证世路之逼仄艰危,亦深知“实录”之难得一遇矣。
然而遍考前代史籍,征验直笔之词,虽古人著述中糟粕混杂、真伪相淆,但披沙拣金,亦时有所得。
考诸金德(指魏晋)以来,史家尤众。当曹魏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开基肇始,曹马权力更迭纷争之际:或两军列阵于渭水之曲,诸葛亮(武侯)竟屈于司马懿之守;或成济持戟于云台殿前,悍然弑君(魏帝高贵乡公曹髦),酿成大变。陈寿、王隐皆闭口缄默,不置一辞;陆机、虞预各执笔而不述其详。直至习凿齿出,方申明“死诸葛走生仲达”之实(破除司马懿神化形象),并揭发“抽戈犯跸”之逆举(指成济弑君)。历代被歪曲诬枉之事,一朝得以昭雪。推究此人记事之风,岂非近古所遗存之直道乎?其次,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叙述当代史事,亦务求审慎真实。考当时河朔(北齐旧地)王公之后,家风未堕;邺城(北齐故都)将相之裔,门第犹存。而二子直书其所讳,毫无畏惮之色。“刚烈而不吐露真相者,岂是此等人哉?”(反诘强调其刚直)
盖忠烈之士,以名节为性命;壮烈之夫,以气节为根本。宁可如兰草摧折、美玉碎裂,绝不甘作瓦砾苟且长存!若南史氏、董狐仗义气而直书,不避权豪;韦昭、崔浩纵情奋笔,无所阿谀容让。虽于全身远祸之防备或有不足,然其遗芳余烈,至今为人称颂。相较之下,王沈《魏书》曲意逢迎、假借邪僻以窃取高位;董统《燕史》谄媚苟且、凭阿谀以偷取荣禄——二者之卑下,纵使贯通三光(日月星)、洞彻九泉,亦不足以喻其与直笔者高下悬殊之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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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五常”:指儒家所谓仁、义、礼、智、信五种恒常之德,见《白虎通义·性情》。
2 “直如弦……反封侯”:化用《后汉书·五行志》引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喻正直者遭祸,奸曲者得势。
3 “董狐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被赵穿弑,赵盾未出境而返,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谓“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故曰‘弑’”。孔子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4 “齐史之书崔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大夫崔杼弑庄公,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嗣书,又杀之;少弟又书,崔杼乃止。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往书,途中闻已书乃返。
5 “马迁之述汉非”:指司马迁《史记》不讳汉家之失,如《封禅书》暗讽武帝迷信方术,《平准书》揭露盐铁专卖之弊,《酷吏列传》直斥张汤、杜周之残暴等。
6 “韦昭仗正于吴朝”:韦昭(字弘嗣),三国吴史学家,奉命撰《吴书》,因不肯曲笔美化孙皓暴政,且拒改孙权父名“孙坚”为“孙坚”之外讳(实为避孙皓父孙和讳之误),于凤凰二年(273)被杀。
7 “崔浩犯讳于魏国”:北魏太武帝时,司徒崔浩监修国史,直书拓跋氏早期陋俗(如“收继婚”等),刻石立于郊坛东,引发“国史之狱”,太平真君十一年(450)被族诛。
8 “张俨《嘿记》”:张俨,三国吴人,著《嘿记》(已佚),据《隋书·经籍志》载“记吴事”,孙盛《晋阳秋》载其因不满孙皓暴政,“退而私撰《嘿记》”,“嘿”通“默”,寓沉默中存真之意。
9 “孙盛《晋阳秋》辽东本”:东晋孙盛撰《晋阳秋》,记西晋史事,因直书桓温枋头之败,为桓温所迫改写。孙盛携原本赴辽东,令诸子誊抄分藏,世称“辽东本”,后世赖此存其直笔原貌。
10 “王沈《魏书》”“董统《燕史》”:王沈为曹魏佞臣,司马氏掌权后受命修《魏书》,多为司马氏饰非掩恶,时人讥为“秽史”;董统为十六国后燕史官,所撰《燕史》已佚,《晋书·艺术传》称其“专以谄媚为事”,迎合慕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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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直书》篇为《史通》内篇核心篇章之一,集中阐发刘知几史学思想中最富批判精神与道德勇气的核心命题——“直书”。全文以“正直为史家第一义”立论,层层递进:先辨正邪曲直之伦理分野,继揭现实政治对史官的高压胁迫,再以大量史实证明直书之难与殉道之烈,进而表彰习凿齿、宋孝王、王劭等近世“遗直”,最后以气节为尺,峻烈对比直笔与曲笔之霄壤之别。其思想锋芒不仅在于捍卫史学真实性,更在于将史家主体性提升至士人精神人格的高度——直书非技术选择,而是生死抉择;实录非文本标准,而是存在方式。文中“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八字,堪称中国史学精神的青铜铭文,标志着传统史学从“记注”向“著述”、从依附王权向独立人格的深刻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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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以骈散相间、气势磅礴的论说体写就,兼具逻辑严密性与情感震撼力。结构上采用“立论—证难—树范—升华”四重奏:开篇以伦理定调,奠定价值根基;继以“直如弦”俗谚与董狐、齐史等血泪史实,揭示直书之危殆,极具历史纵深感与现实痛感;再举习凿齿、宋孝王、王劭等“近古遗直”,由远及近,赋予直书传统以鲜活生命力;结尾以“兰摧玉折”与“瓦砾长存”的强烈意象对举,将史德升华为生命美学,完成精神境界的终极超越。语言上善用对偶、排比(如“或列营渭曲……或发仗云台”)、典故密度极高而无滞涩,尤以“贯三光而洞九泉”之夸张,极言高下之不可比拟,彰显刘知几作为史学批评家的雄辩力量与审美自觉。其价值不仅在于总结史学经验,更在于为后世史家竖立了一座不可逾越的精神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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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史通》二十卷……其持论皆本六经,根柢醇正。至《直书》《曲笔》诸篇,尤凛然有古良史之风。”
2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七:“刘子玄《史通》……《直书》一篇,抉千古史家之隐衷,非深于史事、具浩然之气者不能道只字。”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刘知几《史通》有《直书》《曲笔》之篇,其言史家心术,可谓深切著明矣。”
4 刘咸炘《史学述林》:“《直书》一篇,非徒论史法也,实为史家立命之箴。其‘兰摧玉折’之喻,直与孟子‘舍生取义’同光。”
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唐代刘知几《史通》论史家直笔,已见独立精神之萌芽。”
6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刘知几把‘直书’提到史家职业道德的最高准则地位,是对古代史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7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直书》篇中所表现的史家勇气,与西方古典史学中希罗多德、塔西佗之精神遥相呼应,实为人类史学共通之精魂。”
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附录:“刘知几《直书》所标举之‘强项之风’‘匪躬之节’,正是士大夫文化中‘道统’高于‘政统’意识的早期明确表达。”
9 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刘子玄作《史通》,其《直书》《曲笔》二篇,如雷霆破空,使千载以下读之,犹觉毛发森然。”
10 《钦定续通志》卷六百八十七:“唐刘知几《史通·直书》一篇,剖析史家去取之微,抉发权势压抑之酷,其言沉痛激切,足为万世史官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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