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龠无闻。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憔悴乎？”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右叙事篇序）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未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嗟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右尚简）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谠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鲁始为髽，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至如翼犍，昭成原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河边之狗，著于谣咏。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右妄饰）
翻译文
史书之所以称美，首在叙事之工。至于记载功过、善恶，文字不必华美艳丽，质朴而不粗野，使读者回味其意旨，感念其德音，反复诵读而不觉疲倦，百遍研习而无厌倦之情——若非作者堪比圣人，谁人能臻此境？
古圣人著述，上起《尧典》，下讫“西狩获麟”，皆属“属词比事”之言（即组织语言、排比史事），体现“疏通知远”（通达事理、洞明深远）之旨。子夏说：“《尚书》论事，昭昭然如日月交相辉映。”扬雄亦云：“论事者莫辨于《书》，论理者莫辨于《春秋》。”可见《尚书》重在昭显史实，《春秋》贵在微言大义；训诰庄重而义理自成，隐微者得以彰显，幽深者得以阐明，委婉而自成章法。虽路径不同，各具其美，诚可为万世师表、千古典范，堪称史家之冠冕、后学之龟镜。继而司马迁作《史记》、班固撰《汉书》，虽承圣人余绪，终究次一等。故当世学者，必先列《五经》，再推《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或《三国志》），经与史之分野，由此确立。
试以日星为喻：经如白日，史如星辰。旭日高悬，则群星隐曜；日暮桑榆之际，星象方粲然可观。故《史记》《汉书》之文，若置于《尚书》《春秋》时代，则浅俗俚近，犹巷陌之谈，萎靡不振，声韵喑哑；及至战国以降，去圣愈远，史笔反露锋颖，倜傥不羁。由此可知人才殊异，高下悬绝，较其优劣，岂可同日而语？自汉以下，千载之间，作者代兴，非止一家，然求其善者，盖亦寥寥。班固、司马迁执简为史，已不免为《五经》之“罪人”（谓其叙事偏重文采而稍失经典之庄重纯正）；而《晋书》《宋书》之编纂，则又远逊于《三史》。譬如王道与霸道有别，精纯与驳杂相悬，人才难得，岂不甚哉！
然则一人所著，亦常优劣不均、精粗不类。如《史记》中《苏秦传》《张仪传》《蔡泽传》，堪称佳构；至于《三皇本纪》《五帝本纪》《日者列传》《扁鹊仓公列传》《龟策列传》，则全无可取。又《汉书》之帝纪，《陈涉项羽传》诸篇，最为精卓；而《淮南王传》《司马相如传》《东方朔传》，又何足道哉！岂非绘画赖丹青设色方显妍美，帝京因山水映衬而益彰气象？故文辞拙陋者，其史亦鄙；史事丰美者，其书自工。然若时无异闻、世乏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唯见庸碌循常，则苛责史臣必显良直之体、必展微婉之才，亦诚难矣！扬雄曾叹：“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憔悴乎？”观左丘明记事：桓、文称霸，晋、楚会盟之时，尚能润饰词句，成就文雅；及至王室倾颓、政局纷乱，则《春秋》之美辞几近湮灭。观司马迁叙事：周以前史料阙略，其文阔疏无统；秦汉以下，条贯有序，焕炳可观，确有足称之处。至于荀悦《汉纪》，才力止于十帝；陈寿《魏书》，精华尽于魏武、文、明三祖。触类旁通，其余皆然。
识宝者稀，知音者寡。近世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二者皆长于叙事，无愧古人。然时议者多雷同附和，盛赞裴氏而共诋王劭。盖江左（南朝）风雅，裴笔专工于此；中原（北朝）政俗芜杂，王文屡被讥为鄙陋。且裴氏务饰虚辞，王氏志存实录——此其美恶所以异也。倘若左丘明重生、司马迁再世，命其记言于北齐高欢（贺六浑）之朝、书事于北周宇文泰（侯尼干）之代，恐将停笔搁牍，无所措其德音矣！今人安可执今律古，一概而论得失？
叙事之体，流派繁多，非片言可尽。今特分类聚析，定为三篇，列于下。（右《叙事》篇序）
国史之美，在于叙事之工；叙事之工，在于简要为主。“简”之时代意义，岂不大哉！
纵观往古，史家肇始，《尚书》发端，所载务求事少；《春秋》变体，其言贵在省文。此乃世风由淳返浇、文体随世而迁之迹。然文约而事丰，实为述作之至美境界。
自两汉迄三国，国史之文日益烦冗；及至晋代以降，流弊愈甚。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中，必谬增数字；尺幅之内，恒虚费数行。积微成巨，蚁聚成雷，群轻折轴；况章句无节、言词无限，载之兼两（指需用车辆运载），更何足道？
叙事之体，其别有四：一曰直纪才行，二曰唯书事迹，三曰因言语而可知，四曰假赞论而自见。
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允恭克让”四字直标其才行；《左传》言子太叔，“美秀而文”四字直状其容止——此即“直纪才行”。又如《左传》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死；《汉书》称纪信代刘邦受项羽围困而殉——不言忠孝，而忠孝自彰，是为“唯书事迹”。又如《尚书》载武王伐纣誓词：“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载栾武子评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事与行皆未明述，而言关涉史实，事理自显，是为“因言语而可知”。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事本传、本纪皆未载，而史臣于赞论中补出，是为“假赞论而自见”。此四者本不相须，若兼而毕录，则文愈繁费。然自古经史，多犯此病；能免者，十不一二。
叙事之省，其流有二：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如《左传》载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以钝者称“敏”，显为反语讥刺，明者自解，故删去解释性语句即达意——此为“省句”。
《春秋》经文：“陨石于宋五。”闻其声曰“陨”，视其形曰“石”，数其数曰“五”；加一字则赘，减一字则缺，折中简要，恰到好处——此为“省字”。反之，《穀梁传》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又云“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实宜删“跛者”以下，仅曰“各以其类逆”即可；若事皆重述，则文极费——此为“烦句”。《汉书·张苍传》：“年老，口中无齿”，其中“年”与“口中”二字冗余，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故省句易，省字难；洞悉此心，方可谓通史。苟句有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钓巨鱼者垂千钩，得之仅在一筌；捕高鸟者张万罝，获之只系一目。叙事亦然：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然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若能效渔者猎者，既得则收，唯留一筌一目，则胼胝尽去、尘垢俱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嗟乎！“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此玄妙之境，轮扁不能语于斤，伊挚不能言于鼎也。（右《尚简》）
修饰语言而成文，编缀文辞而成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则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史书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岂可不励精雕饰，以传讽诵？自圣贤述作，号为经典，句皆《韶》《夏》之乐，言尽琳琅之玉，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如游沧海者惊其浩荡，登泰山者叹其峻极，欲择其尤最者而称道，反不知何者当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晦而能显，优劣自判。若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即“用晦”之妙道也。
古文重在祛除浮词。《虞书》：“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四罪而天下咸服。”皆文似阔略，而语实周赡。初览似易，操觚方知其难，岂雕虫小技所能訾议？及至左丘明受《春秋》之经，师法孔子。《经》以数字包蕴深义，《传》以一句成言达意；虽繁简有殊，而隐晦之旨无异。其纲纪邦俗也，如“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人事也，如“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发语虽尽，含意无穷。使读者望表知里、扪毛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代意义，岂不重大？及至班、马二史，虽不及《五经》之醇，然求其长处，亦时有此类语例。如“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皆其例也。
自此以后，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单、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应一言蔽之者，必足为二言；应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刘勰（处道）受讥于王筠（少期），温子升（子升）取讥于王劭（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而理皆要害，故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纵费词甚多，叙事仅得周全，亦如以两铁钱当一铜钱，方成交易之价。然则《史记》《汉书》以前，简要如此；《国语》《晋书》以后，烦碎如彼。必辨其妍媸，甄其善恶。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但求事意而已。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待详论，其理自见矣。（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遂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及至中代，体式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汉代临天下，君称“帝”而非“王”，子封“王”而名异鲁、卫，然作者仍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以“盘石”喻建侯之固，引“带河”申俾侯之誓。史臣撰录，亦同文章家，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实萌于此。
及至近古，此弊愈甚。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此皆寓讽谕于言外，非直斥其事，已异于子游、子夏之措辞，南史、董狐之直书。如魏收《魏书》、吴均《齐春秋》，或笼括一世，或苞举一家，本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论，而魏收称刘氏纳贡曰“来献百牢”，吴均叙元日朝会必云“朝会万国”。以吴徵鲁赋、禹会涂山之旧典，移用于今，置于文章则可，施于史册则不可。
亦有类比得当者：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崔鸿称慕容冲见幸有“龙阳之姿”，事理相符，言之允当。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李百药称王琳得人心，“虽李广恂恂善诱，无以加也”。此皆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实为不当。
昔《礼记·檀弓》工于记物之始。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载，后来取证。故汉初立槥（小棺），班固书之；鲁始为髽（妇人丧髻），左丘明记之。河桥可作，杜预（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束发簪），郑玄（伯支）远征于《内则》。即其例也。案裴景仁《秦记》载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至魏收（彦鸾）撰《魏书》、魏徵（重规）删《隋书》旧录，竟改“抚盘”为“推案”，变“脱帽”为“免冠”。近世本无案食之俗，胡俗本不施冠冕，仅以“不类古”为由，强从雅言，使后学何以考时俗之异、察古今之殊？
又自五胡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华夏，言多丑俗。如“翼犍”为拓跋什翼犍之原讳，“黑獭”为宇文泰之本名，而魏收（伯起）革以他语，姚思廉（德棻）阙而不载。盖“厖降”“蒯聩”字丑，“重耳”“黑臀”名鄙，然旧皆列于《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另加刊定。况“齐丘之犊”彰于谶纬，“河边之狗”著于谣咏，明如日月，岂可掩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亦有复姓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求诸往古，罕闻此例。
昔孔子曰：“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以下，《三史》以往，以文叙事，理所当然。而今之作者，与此迥异：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若龟兹造室，杂以汉仪，刻鹄不成，反类于鹜。（右《妄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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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属词比事”：出自《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指组织语言、排比史事，为《春秋》教学之法，后泛指史书编纂的基本方法。
2 “疏通知远”：亦出《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谓通达事理、洞明深远，为《尚书》教学之旨。
3 “三史”：唐代通常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亦有以《三国志》代《东观汉记》者，此处据上下文，当指前三种。
4 “贺六浑”：北齐奠基者高欢之鲜卑名；“侯尼干”：西魏/北周奠基者宇文泰之鲜卑名。刘知几以此代指北朝胡族政权，强调史家须适应特定语境。
5 “抚盘”与“推案”：苻坚食时怒而“抚盘”，乃鲜卑习俗；“推案”为汉式雅言，魏收篡改，失其本真。
6 “脱帽”与“免冠”：“脱帽”为鲜卑礼；“免冠”为汉礼，王劭如实记载，魏徵等后人反改之，刘知几斥其削足适履。
7 “翼犍”“黑獭”：拓跋什翼犍、宇文黑獭（即宇文泰）之本名，魏收《魏书》避俗改称“平文皇帝”“文皇帝”，刘知几主张直书本名以存史实。
8 “万纽”“厙”：复姓“万纽于”简化为“于”，“厍狄”简化为“狄”，刘知几指出此类省略无古例，违背史实完整性。
9 “文胜质则史”：化用《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刘知几反用其意，强调史书须文质彬彬，不可偏废。
10 “刻鹄不成，反类于鹜”：典出《后汉书·马援传》，喻模仿失当，弄巧成拙。刘知几以此讽刺史家生硬套用汉式文辞书写胡族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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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史通·叙事第二十二》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核心篇章之一，集中阐述其“叙事为史之本”的根本主张，并系统构建了以“简要”“隐晦”“妄饰”为纲的叙事批评体系。全文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立足史籍文本，以大量具体例证展开严密逻辑论证，体现出强烈的实践品格与批判精神。刘知几突破传统“文史合一”的模糊认知，首次将“叙事”作为独立史学范畴进行学理化剖析，提出“叙事之体，其流甚多”，并创造性地归纳出直纪、唯书、因言、假论四种基本方式，以及省句、省字两种精简路径，奠定了中国古典史学叙事理论的基础框架。尤为可贵的是，他秉持“史家直笔”立场，尖锐批判当时盛行的“拟古”“藻饰”“虚比”之风，强调史书必须尊重历史语境与时代实情（如反对将北朝胡俗强行雅化为“推案”“免冠”），体现出超越时代的实证精神与历史主义自觉。其“简要”观非单纯追求文字精简，而是以“文约事丰”为最高标准；其“隐晦”论亦非故作艰深，而重在“言近旨远、辞浅义深”的艺术张力；其反“妄饰”，更是对史学本真性的捍卫。全文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由总论至分述，由正面立则至反面纠偏，终以“文质相谐”收束，堪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逻辑最缜密、例证最翔实、影响最深远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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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叙事》篇的艺术魅力，在于其高度凝练的思辨性与鲜活生动的例证性之完美统一。刘知几善用多重修辞增强说服力：以“日星之喻”开篇，形象揭示经史关系与时代语境之制约；以“钓巨鱼”“捕高鸟”为譬，将抽象的叙事取舍升华为充满张力的实践智慧；以“浑浑”“灏灏”“噩噩”“憔悴”四组叠词勾勒文体流变，音节铿锵而意蕴深长。其例证选择极具匠心，既有《尚书》《春秋》的经典范式，又有《史》《汉》的成败对照，更有裴子野、王劭、魏收、吴均等近世个案，形成纵横交织的批评网络。尤其在剖析“省字”之难时，拈出“陨石于宋五”五字，一字不可增减，堪称汉语精炼美学的教科书级范例；论“隐晦”时所引“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等句，表面平淡，内蕴政教兴衰之机，充分展现刘知几对汉语“言外之意”的深刻体悟。全文骈散相间，既有“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之整饬排比，又有“嗟乎！能损之又损……轮扁所不能语斤”之跌宕咏叹，在理性思辨中饱含史家的沉郁激情与美学自觉，实现了史学理论著作罕见的文学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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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唐代刘知幾《史通·叙事》：“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史通·叙事》）
2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史通》二十卷……其《叙事》《浮词》《模拟》诸篇，深中史家之病。”
3 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知幾著《史通》，抉摘古今史法之疵，如老吏断狱，毫发不爽。”
4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刘子玄《史通》，实为史评之权舆。其《叙事》一篇，剖析文体，精核无伦。”
5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刘知幾《史通》……其《叙事》《载言》诸篇，实开后来史学批评之先声。”
6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叙事》篇为全书之枢，‘简要’‘隐晦’‘妄饰’三义，如鼎之三足，撑拄史法。”
7 近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刘知幾《史通》……其《叙事》篇所论，实为吾国史学方法论之最早结晶。”
8 现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刘知幾《史通·叙事》篇，论史家当‘因事制宜’，不可‘执古绳今’，其识卓矣。”
9 现代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刘知幾在《叙事》篇中提出的‘文约事丰’标准，是中国古代史学对叙事艺术的最高概括。”
10 当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史通·叙事》篇不仅总结了唐以前的史学经验，更以其严密的逻辑和丰富的例证，树立了史学批评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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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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