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涉魏而东,已经七叶;历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翻译文
从前《五经》与诸子著作中广泛记载人物,虽其姓氏宗族尚可考辨,但籍贯乡里却往往难以详实。及至司马迁撰《史记》,始革除此弊:凡作列传,必先叙明人物本居之地。此后,国家政区时有伸缩,乡里建置屡经并省,史家皆随时代变迁而如实载录,以求审慎真实。
查考夏侯湛(字孝若)所撰《东方朔赞》云:“东方朔字曼倩,是平原郡厌次县人。魏建安年间,分厌次县地置乐陵郡,故后世亦称其为乐陵郡人。”——此人早已去世,其故里地名却因后世政区调整而改易,作者仍追述其事,以昭示来者。
由此可知:人物生前之籍贯,更应详加考订、如实记录。
奇怪啊!晋代统一天下之后,自西晋洛阳倾覆,士族衣冠南渡,东晋在江南侨置州郡县邑,全然不存其原籍桑梓之实。于是乎,斗牛分野(指吴越之地)竟设有青州、徐州;吴越之乡,州名却编为冀州、豫州。欲借此使南北疆域不淆、淄水渑水之别可辨,岂有可能?将虚名系于旧土者,纵历百代亦无更易。然而天长日久,天下一统,车同轨、书同文,州郡建置废置无常,地名称号古今迥异。而史家为人立传,每每只云“某地人也”,所标地名却一律取用古号,强加于今。若欲求得信史实录,岂不难乎!
况且人之性情气质并无定质,随所居之地而变化:生于荆楚者,言语尽成楚音;居于晋地者,齿音自然趋近黄帝之音(指晋地方言特征);渡河北上者,已历七代;浮江而北者,亦非仅一世。却仍固执认定“本国”为正统、“此乡”为卑微,岂不谬哉?譬如孔子先祖封于宋国昌平乡,阴氏家族世居新野,然谱系上攀附微子启,溯源至管仲,遂被径称为齐人、宋人,而非鲁人、邓人。稽考往古,此类说法从未见于经典,毫无义理依据。
再者,自魏晋以来,世风重高门望族,轻寒门庶族,遂以姓氏郡望所出之地相矜夸。如应仲远寻访郑玄时,先自报“汝南应劭”;孔融(字文举)面见曹操,亦自称“鲁国孔融”。至于近世以来,此类言辞多属虚伪。碑志颂文所镌刻者,封爵食邑之名既定,便虚引他邦郡望,冒充己之故里:称袁氏则必饰为陈郡,言杜氏则必系于京兆;姓“卯金”(即刘)者咸称彭城,氏“禾女”(即魏)者皆云钜鹿。各类史传之中,此类风气比比皆是。此乃拾取流俗之常谈,忘却史家著述之旧体矣。
又有近世官阶未显者,始以州郡地域自标身份,如西汉渤海郡龚遂(实为山阳人,史误作“楚国龚遂”)、东汉渔阳郡赵壹(实为汉阳人,史或误标“渔阳”)之类。然一旦名位隆盛,则不再依此体例,如萧何(沛丰邑人)、邓禹(南阳新野人)、贾谊(洛阳人)、董仲舒(广川人),皆不以郡国泛称而标籍贯。观《周书》《隋书》二史,每叙王褒、庾信、杨素、高颎等人事迹,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习以为常,蔚成定式。此岂仅为省文之便?实由沿袭既久,约定俗成,从中即可知其源流。
凡此种种失当,皆因积习相沿,渐成风俗,沉溺其中而不自知、不思返。古语有云:“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千载以来奉为圭臬的成例,一旦有人欲加纠正,必惊骇愚俗。这正如庄子所叹:“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此语正切中肯綮。愿识者君子细察其得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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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五经》、诸子”:指《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及先秦诸子百家著作,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多载人物言行而罕详籍贯。
2 “太史公”:即司马迁,曾任太史令,著《史记》,首创列传“先述本居”体例,如《项羽本纪》开篇即言“项籍者,下相人也”。
3 “夏侯孝若”:夏侯湛,字孝若,西晋文学家,所撰《东方朔赞》今佚,此段引文见于《史通》转引,为考证东方朔籍贯的重要早期文献。
4 “厌次”:秦置县,属齐郡,西汉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山东惠民县东北;建安中(196—220)分厌次置乐陵郡,治乐陵县。
5 “斗牛之野”:星宿分野概念,斗、牛二宿对应地域为吴越,此处代指东晋侨置州郡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
6 “青、徐”“冀、豫”:指东晋在江南侨置的青州(治广陵)、徐州(治京口)、冀州(寄治扬州)、豫州(治芜湖)等,皆袭用北方旧州名,与实土无关。
7 “淄、渑”:淄水与渑水均为古齐地河流,典出《列子·说符》“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喻事物界限分明,此处反用,讽刺侨置政区使地理界限混淆。
8 “孔父里于昌平”:孔子先祖微子启封于宋,其后裔孔防叔避难奔鲁,居鲁国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东南),非宋国本土。
9 “阴氏家于新野”:东汉外戚阴识、阴丽华家族世居南阳新野,然《后汉书》称其先世“出于管仲”,攀附齐国管氏,实属郡望附会。
10 “卯金”“禾女”:汉字拆解法,“卯金”合为“劉”(刘),“禾女”合为“魏”,此为六朝至唐盛行的郡望标识方式,如刘氏必称“彭城刘”,魏氏必称“钜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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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刘知几《史通·邑里第十九》是唐代史学批评史上首篇系统批判史书人物籍贯书写失实问题的专论。全文立足“实录”史学核心理念,从历史地理变迁、人口迁徙、门阀政治、流俗伪饰四重维度,深刻揭示传统史传中“邑里”书写的严重失真现象。其批判锋芒直指两大痼疾:一是无视政区沿革,机械套用古地名,导致时空错置;二是屈从门第风尚,虚构郡望以攀附高门,丧失史家客观立场。尤为可贵者,在于刘知几并未止于批评,更提出“随时而载,用明审实”的书写原则,强调史家须具动态地理意识与实证精神。此文不仅体现其“史才三长”中“史识”的卓绝高度,更彰显中国古典史学自我反思与理性自觉的成熟标志,对后世《新唐书》《宋史》等正史地理志及人物传的编纂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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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以严密逻辑结构展开四层递进式批判:首揭史源流变,肯定司马迁“先述本居”的开创意义;次论晋室南渡后侨置制度导致地理书写的结构性失真;再剖门阀政治下郡望攀附的虚伪本质;终斥近世史笔因循守旧、流俗相沿的惰性积弊。语言上骈散结合,善用对比(如“身没之后”与“身生之前”、“本国为是”与“此乡为非”)、设问(“得乎?”“岂不难乎!”)、典故(“淄渑可分”“难与虑始”)增强论辩力度。尤以“人无定质,因地而化”一句,超越静态籍贯观,体现深刻的地理人文互动思想,与现代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遥相呼应。其批判精神不囿于技术细节,而直指史学根本价值——“实录”之不可动摇,堪称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理性光芒最为灼灼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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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刘知几《史通》整体被章学诚誉为“史界之《文心雕龙》”,而《邑里》篇尤以“考据精核,持论峻切”著称(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2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评曰:“邑里之病,千古同慨。知几抉其根株,如老吏断狱,一字不可移易。”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指出:“刘氏所谓‘系虚名于本土’,实揭破中古士族社会郡望制度与史传书写之共生关系,此识力远超 contemporaries。”
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序言称:“《史通·邑里》篇所揭地理沿革与人物记载之矛盾,至今治唐史者犹当奉为箴规。”
5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评:“该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论述历史地理与传记写作关系的专论,具有里程碑意义。”
6 黄永年《史通评注》谓:“刘知几对侨置州郡造成‘南北不乱,淄渑可分’之悖论的揭露,直指东晋南朝史学的根本困境。”
7 余嘉锡《古书通例》引《邑里》证“古人称人必冠郡望,非必其生长于此”,强调其对古籍辨伪方法论的奠基作用。
8 唐代刘肃《大唐新语·著述》载:“刘子玄(知几)尝谓史官‘必先考其邑里,否则失实’,时人以为确论。”
9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指出:“《邑里》篇显示,唐代史家已具备清醒的历史地理时间意识,此为宋代《太平寰宇记》等地理总志兴起之先声。”
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通》云:“其《邑里》《品藻》诸篇,剖析流弊,洞中窾要,非深于史事者不能道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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