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
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班固《汉书》,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包括所及,逾于本书远矣。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竞学孟坚,从风而靡。施于家谍,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丑行。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至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何则?身兼自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淳维、李陵,俱称拓拔之始。河内马祖,迁、彪之说不同;吴兴沈先,约、烱之言有异。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失之弥远者矣。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亲,人斯悖德。凡为叙传,宜详此理。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翻译文
大凡作者自述生平,这种文体大概起源于中古时期吧?屈原的《离骚经》,开篇就上溯氏族渊源,罗列祖先世系;先陈述自己的降生,再彰显名字字号。这种以追溯本源、申明出身为起点的自我叙述,实由此发端。及至西汉司马相如,才首次将“自叙”正式作为传记体裁来使用。
然而他所记述的,仅限于自己从少年到成年立身行事的经历而已;至于祖先的出处源流,则全然阙如,毫无记载。到了司马迁,又征引屈原(三闾大夫)《离骚》的叙事范式,效法司马相如(字长卿,封号“文园令”,故称“文园”)的近作,以二者为楷模,编纂成《太史公自序》一卷。自此以后,扬雄遵循其旧轨,班固汲取其余波,自叙之体遂蔚然成风,历代纷然竞作。虽遣词造语各有差异,但这一文体的基本格局却未曾改变。
细察司马迁《史记》:上起黄帝轩辕,下迄汉武帝,时间跨度宏阔,疆域延展绵长。故其《自序》亦严守史书断限,始于远祖重黎(火正之官,司天地之序),终于自身担任太史令之职;纵然上下驰骋、纵横捭阖,始终不越《史记》所载年代范围。而班固《汉书》仅记西汉二百年的历史,其《叙传》却远溯楚国令尹子文(事在楚文王时,约公元前7世纪),近录自己所作《答宾戏》(作于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包举时空之广,远超《汉书》本体内容。此后诸家叙传,非止一家,皆争相效仿班固,随风而靡。若用于家族谱牒(家谍),尚或可通;若置于国家正史之中,则多见其失当之处了。
然“自叙”之义理所在,倘若能隐去己之短处,彰显己之长处,而所言不悖事实,即可谓信史实录。然而司马相如《自序》竟记载自己客游临邛时私携卓王孙之女卓文君私奔之事,并以《春秋》所讳之“男女无别”为美谈。此事或未必虚妄,但于义理实无可取。将其载入传记,岂不令人羞愧!又如王充《论衡·自纪》篇,述其父祖品行不端,遭乡里鄙弃;而自己却以“瞽瞍之子舜圣,鲧之子禹贤”为比,自我标榜。须知自叙家世,本应以“扬名显亲”为宗旨;若确无德业可彰,宁可阙而不书。今乃极力夸耀自身,反深辱先人,这与“子证父攘羊”“弟子直呼母名”有何区别?若以儒家名教为绳墨衡量,实属“三千罪人”(指违犯礼法之极重者)之列。
自我标榜、自我炫耀,本是士人男女之丑行。但若世人无知于我,君子亦不以为耻。考孔子《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不如某之好学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可见圣哲立言,偶亦显露己才,或借讽喻以见情志,或择精辞以彰迹行,但终究不睁目扬眉、自矜自伐,更不捋袖当众夸耀。且孔子命诸弟子“各言尔志”,子路(仲由)抢先发言而不谦让,反被讥为“无礼”。遍观扬雄以下诸家自叙,始以夸耀崇尚为宗;至魏文帝曹丕、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变本加厉,尤甚于此。为何?凡自身稍有善行,微有所能,无不纤悉毕陈、一一罗列。这难道就是效法前圣、以谦德自持的典范吗?
又近世以来,人伦风尚喜称门第阀阅。那些筚门圭窦、寒微世家,百代寂寥无闻;一旦有人脱颖而出,骤然显贵,便无不追述攀附本族源流,妄托古代圣哲为先祖。譬如曹氏,或奉仪父(鲁孝公子)、振铎(曹国始祖)为初祖;拓跋氏,或称淳维(匈奴单于,冒顿之子)、李陵(汉将降匈奴)为其始祖。河内司马氏之先祖,司马迁谓出于程伯休甫,司马彪则称出自周宣王之子;吴兴沈氏之始祖,沈约推为沈戎(东汉初人),沈炯则上溯至沈子逞(春秋沈国之后)。此类说法皆不依真实谱系,亦无宗庙铭器(宁楹:宗庙中承柱之石础,代指可靠谱牒依据),仅凭主观臆测,径引经史字句,结果自相矛盾。由此可知:扬雄家族寓居西蜀,班氏家族雄踞朔野,或称世系承自晋国伯侨,或言家传源自楚国熊绎——恐怕皆属自我杜撰,愈推愈远,失实益甚。盖谄媚祭祀非其当祭之鬼,神灵不享;妄认他人先祖为亲,人伦悖德。凡作叙传者,当详明此理。若无所知,宁可阙疑,又有何妨?
以上为【史通·内篇·序传第三十二】的翻译。
注释
1 三闾之故事:指屈原曾任楚国三闾大夫,掌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离骚》为其自述身世、志向之代表作。
2 文园之近作:司马相如曾任孝文园令,故称“文园”;其《自叙》载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末,为现存最早独立成篇之作者自叙。
3 重黎:传说为高阳氏(颛顼)时火正之官,司天地之序,后世司马氏自托为其后。
4 令尹:楚国最高行政长官;子文(斗穀於菟)为楚成王时令尹,其事见《左传·庄公三十年》;班固《叙传》引其“毁家纾难”典故以喻己志。
5 《宾戏》:即班固《答宾戏》,假托宾主问答,抒写怀才待用、守道不阿之志,作于明帝永平年间。
6 驷马难追:此处化用《论语·子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强调“不知则阙”的史家审慎态度。
7 仪父、振铎:仪父为鲁孝公子,食采于曹,为曹国始封之君;振铎为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封于曹,为曹国开国君主。曹氏后裔常攀附二者。
8 淳维、李陵:淳维为匈奴始祖,据《史记·匈奴列传》为夏桀之后;李陵为汉将,兵败降匈奴,后世北魏拓跋氏曾伪托其为远祖以抬高门第。
9 马祖:指司马氏先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即托始程伯;司马彪《续汉书》则谓“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曰重黎”,另立一说。
10 宁楹:宗庙中承柱之石础,引申为宗庙谱牒、世系铭刻等可靠文献依据;“无假宁楹”谓毫无谱牒实证支撑。
以上为【史通·内篇·序传第三十二】的注释。
评析
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系统批判了史书中“自叙”“叙传”一体的滥觞、流变与种种弊端,体现出其鲜明的史学批判精神与严谨的实录思想。全文以“正本清源”为旨归,首先追溯自叙体的起源(屈原《离骚》→司马相如→司马迁),肯定其合理内核——“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强调自叙须以真实为前提、以得体为尺度。继而通过对比司马迁与班固《自序》/《叙传》的体例差异,尖锐指出班固突破史书时限、过度扩张叙传时空的做法,开启了后世“竞学孟坚,从风而靡”的不良风气,使叙传由史家自省之文蜕变为炫才饰族之具。文中对相如窃妻、王充辱先等典型个案的道德批判,不仅关乎史德,更直指儒家名教核心——“扬名显亲”与“慎终追远”。尤为深刻的是,刘知几将门第攀附现象提升至礼法伦理高度,以“谄祭非鬼”“致敬他亲”为纲,揭示伪托先祖本质是对人伦秩序的根本破坏。全文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由文体溯源、体例辨析、史实考证,终归于史德与礼法之维,堪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最具理论深度与现实锋芒的篇章之一。
以上为【史通·内篇·序传第三十二】的评析。
赏析
本文作为《史通》内篇重要篇章,艺术上极具典范性。其结构谨严,以“起源—流变—得失—弊病—正途”为经纬,环环相扣,如抽丝剥茧。语言骈散相间,既有“上自轩辕,下穷汉武”“远征令尹,近录《宾戏》”等整饬对仗之句,展现史家宏阔视野;又有“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等反诘设问,锋芒毕露,饱含道德张力。论证方法多元:以屈原、司马迁为“正例”,树立“发迹实基于此”之典范;以相如、王充为“反例”,揭露“窃妻”“辱先”之失;更以曹氏、拓跋氏、司马氏、沈氏等多重谱系矛盾为“实证”,揭穿门阀虚构之荒诞。尤为可贵者,在于将史学文体批评升华为文化伦理批判——“谄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亲,人斯悖德”,将史德、家风、礼法熔铸一体,使文章超越技术层面,成为盛唐史学理性精神的庄严宣言。
以上为【史通·内篇·序传第三十二】的赏析。
辑评
1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故述者唯史,必以实录为宗。”可与知几“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互证,同倡实录精神。
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古人作史,皆不自为序传。司马迁创为之,班固因之,而其后作者无不仿之。”印证知几所言“自叙之篇,实烦于代”之史实判断。
3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故史之为道,非独纪事已也,所以明夫道也。”知几斥伪托先祖“悖德”,正合章氏“明道”之旨。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汉书·叙传》上溯楚令尹子文,下逮明帝时事,与本书不相应,刘子玄已讥其失。”直接援引知几之论,视其为定谳。
5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史记·自序》专述作史之旨与家学渊源,不涉泛滥;《汉书·叙传》则广引诗赋,杂陈家世,体例已变。”呼应知几对二书体例差异的精准辨析。
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六朝人最重家世,往往伪造谱牒,攀附古圣……刘知几《史通·序传》早已洞烛其奸。”高度评价知几之识见穿透力。
7 吕思勉《史通评》:“《序传》一篇,非特论史例也,实为史家立身之准绳、修史之律令。”点明知几将文体规范升华为史家伦理的深刻用心。
8 余嘉锡《古书通例》:“自序之体,始于《离骚》,成于《史记》,盛于《汉书》,而流弊亦自此始。”完全承袭并确认知几的文体史分期框架。
9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卷:“刘知几对‘自叙’体的批判,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经验总结走向理论自觉。”肯定其史学史地位。
10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史通》诸篇中,《序传》《人物》《曲笔》《直书》等最见知几史识之精卓与胆气之雄健,《序传》尤以破除门第迷信、捍卫史家尊严为不可及。”
以上为【史通·内篇·序传第三十二】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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