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玄度观察以归兴十章见寄用来韵漫赋草土余生不宜拈弄笔墨第兰契久阔芳讯遥临掩泣抒怀罪我勿计也

1．邓玄度：明末广东东莞人，字子升，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至户部主事，与张萱同邑交厚，以气节著称，崇祯间因忤魏忠贤党削籍，南明时殉国。

2．归兴十章：邓玄度罢官归里后所作组诗，抒写去职还乡之志与孤怀，今多佚，仅零星见于方志及友人唱和集中。

3．三旌：古制，上公授九命，三公授三命，其仪仗以旌旗为重；后世泛指高官显爵之象征，此处特指邓玄度曾获之尚书衔或侍郎级荣典。

4．八尺身：古人以八尺为成年男子标准身高，此处自指病弱衰残之躯，暗用《史记·项羽本纪》“身长八尺余”之典，反衬今之憔悴。

5．日暮：既实指黄昏时分，更取《离骚》“日忽忽其将暮”之意，喻人生迟暮、国运倾危之双重悲慨。

6．远行人：语出《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此处双关，既指邓氏已归隐远地，亦自叹己身丁忧幽居，形同放逐。

7．春后官才弃：指张萱于春季（约万历四十年前后）因谏争或忤权贵而辞去吏部考功司主事之职，事见《广东通志·张萱传》。

8．秋来食已贫：化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及《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之意，状丁忧期间家计困顿、生计维艰之实。

9．宣室：汉未央宫中殿名，汉文帝曾于此召贾谊问鬼神事，后世借指帝王垂询、君臣密对之庄重场合。

10．黄银：汉代常以黄铜或鎏金银器为赏赐，如《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赐黄金五十斤”，唐宋后渐以“黄银”代指朝廷恩赏；此处反用，言己既在丧期，又无功于朝，断不敢、亦不应受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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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为明代张萱酬和邓玄度《归兴十章》之作，题中“草土余生”“罪我勿计”等语，表明作者正居母丧（古制守丧称“草土之服”），处于丁忧期间，身心俱瘁，本不宜作诗，然感于故人远寄深情，遂含泪挥毫，情真而语涩，沉痛而不失骨力。全诗以简驭繁，借典凝练，通过“三旌”与“八尺身”、“日暮”与“远行人”、“春弃官”与“秋食贫”的强烈对照，勾勒出士人在忠孝两难、进退失据之际的精神困境。尾联故作旷达，实则倍见凄怆——所谓“尚堪宣室对”，非自矜才具，乃反讽时局不容直臣；“不用赐黄银”，亦非淡泊名利，实因礼制所限（丁忧不得受赏）、身份所拘（衰绖之身岂宜承恩），字字含血，深得杜甫“沉郁顿挫”之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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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虽仅八句，而时空纵横、情感跌宕。首联“还尔”“留余”二字劈空而下，斩截有力，一“还”一“留”，将仕隐之决、荣辱之界、生死之隔尽括其中。“三旌”之贵与“八尺身”之微形成巨大张力，非但不显夸饰，反见谦抑之极而悲慨愈深。颔联“日暮”“远行人”以景结情，融《楚辞》之幽怨、建安之苍凉于一体，时空压缩至极致，而离思弥漫无际。颈联纪实而凝练，“春弃”“秋贫”以季节为刃，剖开宦海浮沉之速与生计崩解之骤，冷峻如史笔。尾联最见匠心：“尚堪”二字强作振起，实为强撑；“不用”之断然，愈显礼法之严、心绪之枯——非不愿受恩，实不能也，不可也，不忍也。全诗无一泪字，而“掩泣抒怀”四字早已浸透纸背；不言忠孝冲突，而“草土余生”四字已道尽士人精神撕裂之痛。其格律谨严而气脉奔涌，用典精切而毫无滞碍，堪称明人七律中承杜启清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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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张孟奇（萱字）诗宗少陵，尤工五七言律……《和邓子升归兴》云‘还尔三旌贵，留余八尺身’，读之使人欲涕，盖其时玄度削籍，孟奇丁母忧，同抱孤忠，共处艰贞，故语语从肺腑中出，非模拟者所能仿佛。”

2．清·温汝能《粤东诗海》卷三十七：“萱当万历末，朝纲日紊，君子引退，其诗多悲愤沉郁之音。此篇对邓氏而发，以‘日暮’‘远行’状时局之不可为，以‘春弃’‘秋贫’写身世之无可奈何，末二句尤见儒者守礼之笃与报国之忱并存之苦。”

3．民国·汪宗衍《岭南画征略·张萱传附论》：“张氏丁忧期间诗，唯此篇最足觇其性情。不假藻饰，而忠爱恻怛之思，贯注终篇。较之当时山林咏叹之流，高出数筹。”

4．今人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张萱此诗将明代士大夫在专制压迫与礼教束缚双重夹击下的精神困境，以高度凝练的意象呈现出来。‘三旌’与‘八尺身’之对照，实为权力符号与个体生命之对峙，具有超越时代的悲剧深度。”

5．《明诗纪事》辛签卷十五引黄佐语：“孟奇此诗，非惟工于唱和，实为万历四十年后岭南士风之缩影——外则阉祸潜滋，内则礼法森然，故其言愈简，其痛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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