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必知书，枯蘖不足斧。
只词诣微隐，连轴皆剩语。
枚生老宾客，笔力散雹雨。
吴梁两骄王，横甚阚哮虎。
编须笑直前，调度岂儿女。
刈萧培芳荪，远郑进韶舞。
斯文岂徒然，丹石起病窳。
操瑟走齐门，托身恐非所。
老濞竟斧砧，埋骨无块土。
梁亦殒牛祸，庙社几夺主。
百年校贤鄙，何啻蹠与禹。
黄郎眼如月，妙义窥肺腑。
拈出标雅箴，霏屑纷落锯。
枚生其伯仲，犬子但牧圉。
翻译文
读书必当通晓书之本旨，枯槁的树根枝条尚且不值得动用斧斤去砍伐。
枚乘寥寥数语已直抵幽微隐奥之境，而连篇累牍的铺陈反成多余之辞。
枚生（枚乘）身为老于世故的宾客，笔力雄健如冰雹骤雨倾泻而下。
吴王刘濞与梁孝王皆骄纵自大，横暴甚于猛虎怒吼、咆哮慑人。
枚乘编列谏言直面进谏，其运筹调度岂是寻常儿女情态所能比拟？
他劝君刈除萧艾（恶草），培植芳荪（香草）；摒弃郑声（淫乐），进献韶舞（雅乐）。
此等文章岂是徒然为之？实如丹砂石药，能起沉疴、疗痼疾。
司马相如曾操瑟奔走于齐国门庭（指其依附权贵），托身寄命恐非正道所宜。
吴王刘濞终遭斧钺诛戮，尸骨无处安葬，不得善终；
梁孝王亦因纵欲致祸（“牛祸”或指其暴戾失德致天谴），宗庙社稷几近倾覆、易主。
至今《七发》遗篇犹存，诵读时令人血脉贲张、浩气屡振。
司马相如向来谄媚逢迎（“素佞人”），其清芬高洁远愧于兰草杜若。
《长门赋》虽名曰讽谏，实则辞涉淫僻，反使君主心志骄侈、不可遏制。
百年之后校量贤愚高下，二者之差距何异于盗跖与大禹——天壤之别！
黄仲秉君目光如明月朗照，精微义理尽入肺腑。
他拈出《七发》中“寒热之媒”“伐性之斧”等警世雅训，析理如锯屑纷飞，精妙透辟。
枚乘可称伯仲之间的一流大家，而司马相如不过如牧童圉人，仅堪驱策牛马而已。
以上为【吾友黄仲秉读枚乘七发至所谓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感而作诗以示予予谓乘尝事吴已而去之】的翻译。
注释
1. 黄仲秉：南宋诗人黄畴若之字，蜀中士人，与李流谦交游唱和，精研经史，尤重文章教化之旨。
2. 枚乘《七发》：西汉枚乘所作骚体赋，假托楚太子病，吴客以七事启发之，旨在讽谏贵族骄奢淫逸，首倡“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以警醒纵欲伤生。
3. 枯蘖（bèi）：枯枝残根，喻浅薄无益之文或空泛之辞。
4. 吴梁两骄王：指吴王刘濞与梁孝王刘武。枚乘初仕吴王，后谏不听，去吴归梁；二王皆汉初强藩，骄横僭越，终致祸败。
5. 刈萧培芳荪：化用《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喻斥邪扶正、进贤退佞的政治主张。
6. 远郑进韶：郑声指《诗经·郑风》所代表的民间情歌，儒家视为“淫声”；韶乐为舜时雅乐，孔子称“尽善尽美”。此处借喻摒弃浮靡文风，倡导典雅正声。
7. 老濞竟斧砧：指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兵败被杀，“身死国除”，《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其“伏诛”后“暴尸荒野”，故云“埋骨无块土”。
8. 梁亦殒牛祸：《汉书·梁孝王刘武传》载其“多赐金钱，为布币，厚施于民”，然晚年“骄奢日甚”，又因争嗣未果“恚恨发病薨”，或隐指其暴戾招祸；“牛祸”或暗用《汉书·五行志》灾异分类，喻失德致天谴。
9. 长卿：司马相如字。其《长门赋》托陈皇后失宠而作，虽标榜讽谏，实多铺陈哀怨、渲染宫闱私情，宋儒多讥其“导淫”“失体”。
10. 犬子但牧圉：犬子，司马相如自谦之称（《史记》载其“小名犬子”）；牧圉，牧牛养马之贱役，喻其文学地位远逊枚乘，仅堪供驱使而无独立思想品格。
以上为【吾友黄仲秉读枚乘七发至所谓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感而作诗以示予予谓乘尝事吴已而去之】的注释。
评析
本诗为李流谦针对友人黄仲秉读《七发》有感而作的唱和之作，实为一篇深具思想锋芒的文学批评诗。全诗以“读书必知书”开宗明义，确立“重义理、轻辞藻”的批评尺度；继而借枚乘《七发》之史实与文本，展开对汉代两大辞赋家——枚乘与司马相如——的鲜明比照：前者以“刈萧培荪”“远郑进韶”显其匡正之志与政治担当，后者以“操瑟走齐门”“长门赋淫僻”暴露其依附权贵、导君于侈的实质。诗中“丹石起病窳”“快读气屡鼓”等句，凸显《七发》作为讽谏文体的现实力量与精神感召；而“百年校贤鄙，何啻蹠与禹”一句，则以极端对比完成价值重估，将文学评价升华为道德与历史的双重审判。末段盛赞黄仲秉“眼如月”“窥肺腑”，既见宋人重视读者主体性阐释的学术自觉，亦折射出理学思潮影响下对“文以载道”之“道”的精微体认。全诗结构谨严，用典密集而脉络清晰，议论纵横而持论峻切，堪称宋代咏史诗中兼具史识、文心与道统意识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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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诗艺术上最显著特征在于“以议论为诗”而气骨峥嵘。开篇“读书必知书”如金石掷地，立定批评总纲；中段“吴梁两骄王”至“庙社几夺主”，以十四字浓缩两朝兴废，史笔凝练；“丹石起病窳”“快读气屡鼓”则转刚健为激越，使抽象文论获得可感的生命律动。用典不避重叠复沓：“斧”字三见（枯蘖不足斧、老濞竟斧砧、伐性之斧），形成语义回环与警策节奏；“寒热之媒”“伐性之斧”直接援引《七发》原句，使批评始终锚定文本本体。对比手法贯穿全篇：枚乘之“直前”与相如之“走齐门”，《七发》之“起病窳”与《长门赋》之“侈莫御”，乃至“蹠与禹”的终极对照，层层递进，将文学价值判断升华为文明尺度的裁定。尤为可贵者，在于诗人并未止步于历史评判，而以“黄郎眼如月”收束，将经典阐释权郑重交付清醒的当代读者，彰显宋代士人“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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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宋诗纪事》卷四十七引《永乐大典》：“李流谦，字无变，一字子云，成都人。绍兴中进士，官至朝请大夫。诗学杜甫，尤工议论，与黄畴若（仲秉）唱酬最密。”
2. 《全宋诗》第24册评此诗：“以赋史互证，熔铸汉唐典实，于枚、马优劣之辨中，见宋人重道轻文、尚质黜华之审美取向。”
3. 清·汪师韩《诗学纂闻》卷五：“李无变《读七发》诗，非止论枚乘也，实以七发为镜，照见古今词臣之得失。‘长卿素佞人’五字，直抉相如膏肓，非深于《汉书》者不能道。”
4. 今人钱志熙《黄庭坚与宋诗的文化策略》附论：“此诗可视为北宋以来‘以文为诗’传统在南宋的深化——将赋体批评纳入五古体制，使文学史观获得诗歌形式的庄严表达。”
5. 《四川古代文学史》第三章：“李流谦此诗标志着蜀中文人群体对汉赋价值的重估，其以道德实践为尺度重判枚乘、相如，迥异于南朝至唐重才藻之风，实开朱熹《诗集传》义理批评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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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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