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之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则多谤，在上则多誉；小人在下则多誉，在上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且置于远迩，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敢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翻译
但凡被人家毁谤或赞誉的人，也各有各的被毁谤或被称赞的原因。君子如果身居下位便会遭到很多的毁谤，如果身居上位就会受到不少赞誉；小人身居下位便会赢来很多赞誉，身居上位就会落得很多毁谤。什么原因呢？君子适宜于身居上位不适宜于居处下位，小人适宜于居处下位不适宜于身处上位。处于应处的地位便会赢得赞誉，处于不宜处的地位就会遭到毁谤。这是指的一般性情况。
但是，君子遭逢乱世，不得已而处于上位，那么，他所行之道必定会违背国君的旨意并且一定会施恩惠给人民。由于这样，毁谤便会产生于上而不会产生在下面。所以，对上来说，该杀头该受侮辱，但人民还是会赞誉他。小人遭遇乱世而后能够混进上层社会，那么，他所行之道一定会符合国君的心意并且遗祸给人民。由于这样，赞誉便会产生在上面而不会产生在下面。所以，他可以受到宠爱变得富裕，但人民还是会毁谤他。君子得到的赞誉，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赞誉，而是他的善行自然表现啊；小人受到的毁谤，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毁谤，而是他的恶行的自然表现啊。
这样说来，那些身处下位而遭到很多毁谤的人，难道全部都是愚蠢或者狡猾的人吗？身处上位而受到很多赞誉的人，难道全部都是仁慈或者聪明的人吗？那些毁谤或者赞誉他人的人，难道全部都是明智或者是长于褒贬的人吗？但是社会上的人听了就会十分糊涂。从一个庸人口中传出，便引起一群人的传播，并且由近及远四方散播。没有不信以为实的。（这样一来），岂止不知该如何对一个人加以褒贬，（并且）还被自己的好恶心理所蒙蔽，被利害关系所左右，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到评价一个人好坏的实情呢？
孔丘先生曾说过：“不如乡里人认为是好人我们就喜欢他，乡里人认为是坏人我们就憎恶他。”好人我们很难遇到啊，可是那些毁谤君子的坏人又不少啊。那些毁谤孔子的人也不少啊，流传下来被记下来的就有一个叫叔孙武叔的人，还是当时的显贵啊。那些没有流传下来没有被人记着的，又不少啊。所以，身居下位的人一定会遭受困厄。到了遇着好时运得到君主的信任处于人上，功利被天下传闻，天下的人都欢天喜地地拥戴他。先前那些毁谤他的人，现在又跟从别人赞誉他了。所以，身居上位的人最易被人赞誉啊。
有人说：“这样说来，那么，在上位听到了毁谤或赞誉的话再回转来探寻毁谤或赞誉的缘由，可以吗？”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不也应该考察鉴别它的出处吗？那些从善良的人口中传出来的话，可以相信；那些从丑恶的人嘴中传出的话，就不应该相信。假如我不能分辨那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么，就干脆不听（那些毁谤或赞誉的话）。如果有人对他人进行毁谤或赞誉，我一定要考察鉴别他从何处得来的消息，不敢因为他说得多而全就听信他。那些牵涉到我自己的谤誉言辞，不敢因为他说得多而荣耀或害怕。假如不了解我说我是强盗头子柳下跖，我又害怕什么呢？假如不了解我说我是孔丘圣人，我又荣耀什么呢？知道我的说我好还是不好，并不说明我果真明白自己好还是不好，（因此），一定要（做到）自我完善啊。”
版本二：
大凡人们对于他人的毁谤或赞誉，都有其各自的原因。君子处于下位时常常遭受毁谤，居于上位时则多得赞誉；小人处于下位时往往获得称誉，一旦居于高位反而常被毁谤。为什么呢？因为君子适合在上位而不适合在下位，小人适合在下位而不适合在上位。符合其应处的地位，赞誉就会到来；不符合其地位，毁谤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一般的情况。
然而，当君子遭遇乱世，不得已而居于上位时，他的主张必然违背君主的意愿，却有利于百姓。因此，毁谤来自上层权贵，而不会来自下层民众，所以即使他遭受杀戮或羞辱，人们仍然会称赞他。相反，小人若在乱世中侥幸登上高位，其主张必定迎合君主，却危害百姓。因此，赞誉来自上层，而不会来自民间，所以他虽受宠幸、富有荣华，百姓却依然毁谤他。
可见，君子所受到的“赞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赞誉，只是他的善良被彰显出来罢了；小人所遭受的“毁谤”，也不是普通的毁谤，而是他的恶行被暴露出来了。
那么，那些身处下位而多遭毁谤的人，难道就真的都是愚蠢狡诈之徒吗？那些身居高位而广受赞誉的人，难道就真的都仁德聪慧吗？那些发出毁谤或赞誉的人，难道个个都明辨是非、善于褒贬吗？然而世上之人听到这些言论便深感迷惑，只要有一个平庸之人开口，众人便争相传播，无论远近，无不视为真实可信。岂止是不能正确评价人物而已，人们还往往被好恶之情蒙蔽，被利害关系左右，我又怎能从中获得真相呢？
孔子曾说：“不如乡里中善良的人喜欢他，不善良的人讨厌他。”可是善人本来就难以遇见，因此毁谤君子的人并不少见，毁谤孔子的人也不少。史书记载的就有叔孙武叔这样当时显赫的权贵。至于未被记载下来的，恐怕更多了。因此，君子在下位时必定困顿。等到他遇合时势，得到君主任用而居于高位，功业惠及天下，天下百姓都会欢欣拥戴他，先前毁谤他的人，如今也转而称赞他了。因此，君子一旦居于上位，其美德终将彰显。
有人问：“那么，听到关于某人在上层中的毁谤或赞誉，反过来考察一下，可以吗？”回答说：“这怎么可以呢？不过是要考察这些言论的来源罢了！如果说话的人是善人，就可以相信；如果是不善之人，就不该相信。倘若我自己无法分辨谁是善人、谁不是善人，那也就罢了。如果有谁对他人进行毁谤或赞誉，我一定要先考察这言论出自何人，不敢因为说得人多就全盘接受并相信。如果有人对我进行毁谤或赞誉，我也不会因为言辞众多就感到荣耀或恐惧。倘若不了解我却说我像盗跖那样凶恶，我又何必害怕？倘若不了解我却说我像仲尼那样圣贤，我又怎敢以此为荣？别人对我是善是恶的看法，是否准确，并非我能完全掌控的；重要的是我自己必须保持善良罢了。”
以上为【谤誉】的翻译。
注释
1. 谤誉：指对他人的毁谤与赞誉。谤，毁谤；誉，称赞。
2. “君子在下则多谤”二句：意谓君子处于下层时常遭毁谤，居高位时则多得赞誉。反映社会对君子的误解与压制。
3. “小人在下则多誉”二句：小人卑微时易博取名声，掌权后反遭民怨，因其行为有害于民。
4. 宜：合适、适宜。指人的品性与所处地位是否相配。
5. 咈（fú）：违逆、抵触。此处指君子之道与君主意图相冲突。
6. “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因触怒君主及权贵，故上层毁之，但因利民，故百姓不毁。
7. “善人者之难见也”：真正有德行的人稀少，因而能公正评价君子的人不多。
8. 叔孙武叔：春秋时期鲁国大夫，曾公开诋毁孔子，《论语·子张》中有记载。
9. “传之记者”：指被史书记录下来的事例。
10. 盗跖：古代传说中的大盗，常用来比喻极端邪恶之人；与“仲尼”（孔子）相对，构成善恶对照。
以上为【谤誉】的注释。
评析
毁谤和称誉。《国语·晋语六》：“考百事於朝，问谤誉於路。”唐柳宗元《谤誉》：“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清龚自珍《尊史》：“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
本文题为《谤誉》，实为一篇哲理性极强的议论文，探讨社会舆论中“毁谤”与“赞誉”的本质及其背后的道德判断标准。柳宗元通过对比君子与小人在不同地位下的遭遇，揭示出世俗评价的虚妄性与局限性，强调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在德行而非外界评价。文章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既有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深刻的哲学反思。作者借孔子之言强化观点，最终落脚于“自善”这一儒家核心理念，表现出坚定的道德操守和独立人格追求。全文语言简练有力，论证清晰，体现了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代表作家的思想深度与文学功力。
以上为【谤誉】的评析。
赏析
《谤誉》是柳宗元极具思想深度的一篇政论性散文，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关于名实、君子小人之辨的传统。文章开篇即提出一个悖论式的现象：君子在下多谤，在上多誉；小人在下多誉，在上多谤。这一反常识的观察引发读者思考，进而引出“宜”这一核心概念——即人格与地位是否相称的问题。
柳宗元指出，真正的评判不应基于表象的毁誉，而应追溯其行为是否合道、是否利民。他进一步分析，在乱世之中，君子即便居高位亦必因坚持正道而得罪权贵，招致上层毁谤，却赢得民心；小人得势则逢迎君主，祸害百姓，虽获上宠，终为民所唾弃。这种从政治伦理角度剖析舆论生成机制的观点，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更进一步，柳宗元质疑世人盲目轻信流言的现象，指出“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揭示群体心理的盲动与非理性。他引用孔子“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的标准，强调评价人物应看其是否为真正有德者所认同，而非听信众口喧哗。
结尾部分，作者回应可能的疑问，主张对待毁誉应“征其所自”，即考察言论来源的品德，而非轻易采信。最后归结到“要必自善而已矣”，体现了一种高度自律的道德立场：外在评价不可控，唯内在修养可持。这种以“内省”对抗“外毁”的态度，既是儒家修身思想的体现，也是柳宗元自身仕途坎坷后的深刻体悟。
全篇文章结构严谨，由现象到本质，由社会批判到个体修养，层层深入，语言冷静克制而富于力量，充分展现了柳宗元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双重气质。
以上为【谤誉】的赏析。
辑评
1. 《柳河东集》研究学者吴文治指出：“《谤誉》一文，针对世俗偏见立论，剖析毁誉之实，重在揭示‘名’与‘实’之分离，体现出柳宗元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
2. 清代学者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评曰：“此等文字，直追孟子议论风范，理足气壮，不为浮言所动，真有拔俗之概。”
3. 近代学者章士钊《柳文指要》云：“宗元此篇，专辨舆论之不可恃，尤重‘征其所自’四字，可谓洞见症结。彼时朋党交争，毁誉纷纭，此文实有所为而发。”
4. 当代学者霍松林在《唐代散文选注》中评道：“文章以对比手法展开论述，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既具哲理深度，又含人生感慨，反映了作者在贬谪生活中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反思。”
5. 马茂元《古文赏析集成》称：“柳子厚之文，长于析理，《谤誉》一篇，尤见其思辨之力。不唯破世俗之迷，且立立身之准，诚为警世之论。”
以上为【谤誉】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