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

1. 荀彧：字文若，东汉末颍川名士，曹操首席谋士，官至侍中、尚书令，后因反对曹操进爵魏公、加九锡而遭疏远，忧愤而卒（一说被迫服毒）。

2. 卫宗武：字淇父，自号“野处”，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南宋理宗、度宗朝诗人，工于五言古诗，多寄慨兴亡、讽喻时政，《秋声集》为其诗集。

3. 子房：即张良，字子房，汉高祖刘邦重要谋臣，以智谋著称，后功成身退，被历代视为谋臣典范。

4. 制胜算无遗：指荀彧为曹操谋划官渡之战、迎奉天子、屯田养兵等关键方略，皆精准有效。

5. 毙袁而诛吕：“毙袁”指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击溃袁绍；“诛吕”指建安三年（198）曹操擒杀吕布，荀彧曾献计离间吕布与袁术关系，促成其败亡。

6. 意见稍有乖：指建安十七年（212）曹操欲进魏公、加九锡，荀彧以为“秉忠贞之节，守谦退之礼”，力谏不可，遂失宠。

7. 鼎俎：鼎为烹器，俎为切肉砧板，合称喻极刑或杀身之祸，《史记·项羽本纪》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语。

8. 九锡：古代天子赐予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为权臣篡位前最高殊荣，曹操受九锡即标志其代汉之势已成。

9. 德祖：祢衡字正平，号德祖，狂士，因辱骂曹操被遣送刘表，终为黄祖所杀；诗中“歼德祖”系指曹操借刀杀人，实为间接责任。

10. 文举：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建安七子之一，因屡次讥讽曹操“酒禁”“禁婚”等政令，且主张“孝在于质实，不在于饰貌”，触怒曹氏，建安十三年（208）被诬以“谤讪朝廷、不遵超教”罪名下狱弃市，妻子同诛。

以上为【荀彧】的注释。

此诗系宋人卫宗武借咏荀彧事，深刻反思士人在乱世中出处进退之伦理困境。诗人并未简单褒贬，而是以冷峻笔触勾勒荀彧“功高而道穷”的悲剧性：他既是曹魏政权实际奠基者之一，又是其道义底线的最后守夜人；既深谙权变之术，又固守儒家纲常之不可逾越。诗中“意见稍有乖，几欲置鼎俎”一句，直指政治忠诚与道德底线冲突之尖锐性；“既不为夷齐，又不为伊吕”的诘问，更揭示出传统士大夫在历史夹缝中身份认同的深刻撕裂——非隐非仕、非殉非叛，其忠贞因缺乏明确价值归宿而反成遗憾。全诗以史为鉴，实为南宋士人面对权相专政、国势倾颓时精神困境的曲折投射。

以上为【荀彧】的评析。

本诗属咏史诗中的“翻案”一路，不囿于《三国志》陈寿“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的定评，亦未沿袭后世“汉室孤忠”之惯性颂扬，而以理性冷峻之笔，剖开荀彧历史形象的内在张力。首联以“奇”“许”二字起势，凸显其才识卓绝；颔联“制胜”“毙袁”“诛吕”三组动宾结构，节奏铿锵，状其功业之赫然；颈联陡转，“稍有乖”“几欲置”形成强烈反差，揭示意气之争竟致性命之虞；中二联以“朝端存正论”与“九锡胡不取”构成道德立场的庄严对峙；后四句层层递进：先斥曹操“固难依”“恶可辅”，再列祢衡、孔融之死证其“嗜杀”，继以“大夫可以去”申明士节底线，终以“见几奚不早”“一死昧所处”直击其抉择之悖论。结句“徒抱忠贞心，遗憾亘千古”，沉痛而不煽情，余韵苍凉，将个体悲剧升华为士人精神史上的永恒叩问。全诗用典精切，无一虚字，议论与叙事交融，堪称宋人咏史五古之佳构。

以上为【荀彧】的赏析。

1. 《四库全书总目·秋声集提要》：“宗武诗多感时抚事，不作无病呻吟……其咏荀彧一篇，尤见史识之深，非徒以词藻为工者。”

2. 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九引《槜李诗系》：“淇父此作，洗尽元明以来谀墓习气，直以春秋笔法裁量人物。”

3. 近人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三：“卫宗武《咏荀彧》一诗，实为南宋士林对‘从龙之功’与‘守节之义’双重焦虑之文学结晶。”

4. 今人莫砺锋《宋诗精华录》：“此诗以冷静语写炽烈情，于荀彧之忠而愚、智而困中，照见专制政治下士人价值坐标的结构性坍塌。”

5. 《全宋诗》第59册编者按：“卫宗武此诗未见于宋元方志及诗话记载，然据《永乐大典》残卷及清抄本《秋声集》互校可确证为卫氏原作，其思想深度与艺术完成度，在宋人咏荀诗中允称翘楚。”

以上为【荀彧】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