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槱儿画兰感题
我爱郑所南，兰根不著土。
悬立海天中，旷若无所睹。
霜深雨露稀，幽寥自千古。
荆棘满世途，出门即豺虎。
藜藿亦乾枯，孤芳尚何取！
橘颂无回风，蕙荪成茅茹。
凤凰受诒笯，鸩鸠以为处。
户艾服盈腰，芳草迷故宇。
吾儿阶下秀，胸怀九畹谱。
相对情为怡，颇解尘埃苦。
虽在童稚年，已似兰生圃。
何必沅与湘，始可培芳杜。
即此挥毫间，已是玉屑吐。
翛然倚江皋，臭味不余忤。
相期临清流，风骚绳素武！
尚留五柳居，待作三径主！
翻译文
我敬爱南宋遗民郑所南，他笔下的兰花根茎绝不沾染泥土；
那兰悬立于海天之间，空旷寂寥，仿佛世间再无它可依附之物。
霜寒愈深，雨露愈稀，幽远寥落之气，自古以来便恒常如斯。
荆棘遍满人间道路，甫一出门便似遭遇豺狼虎豹。
连藜藿（粗劣野菜）也因干涸而枯槁，孤高芬芳的兰花，又岂能寻得容身之所？
《橘颂》所寄寓的坚贞风骨，已无回旋之风可托；蕙、荪等香草尽被视同茅草杂茹，遭弃置践踏。
凤凰反被囚于竹笼（诒笯），鸩鸟、鸠雀却安处其位；
户门遍插艾草以避邪，香气盈腰，而真正芳洁之草却迷失于故园旧宇。
我儿槱儿在阶下清秀成长，胸中早已蕴藏九畹兰谱之志（喻高洁品格与诗画修养）。
他的诗作里跳动着屈子的骚心，画幅中传承着兰之香祖（兰为百草之长，亦为高洁精神象征）。
我们相对而坐，情致怡然，彼此深解尘世烦忧之苦。
虽尚在童稚之年，却已宛如兰生兰圃，天然清绝。
待他日根脉丰茂、元气充盈，必能破壁凌空，冲出狭小屋宇。
我日渐衰迈，而你茁壮长成，荣枯相济，彼此补益。
遥望茫茫东海之滨，你将悠然行吟，自有安顿身心之所。
何须定要奔赴沅水、湘水——那楚辞故地——方能培植芳杜（香草）？
就在此刻挥毫作画之间，已是玉屑纷飞、清芬吐纳（喻才思精纯、境界超逸）。
你翛然倚立江畔高地，气息清雅，与天地自然毫无违忤。
愿我们相约共临澄澈清流，承续风骚传统，恪守素王（孔子）与屈子所昭示的刚正文统！
尚且留着五柳先生（陶渊明）般的居所，静待你将来执掌三径（隐士家园）之主位！
以上为【见槱儿画兰感题】的翻译。
注释
1 郑所南：南宋遗民画家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宋亡后不仕元，画兰不画土，谓“土为番人夺去”，以寄故国之思，为忠贞气节之象征。
2 九畹：语出《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畹为古代地积单位，九畹极言兰圃之广，喻高洁品德之丰厚积累，亦指代整个楚辞香草系统。
3 橘颂：屈原《九章》篇名，以橘树“受命不迁”喻坚贞爱国之志，此处指代楚辞精神传统。
4 蕙荪：蕙草与荪草，均为《楚辞》中象征君子德性的香草。茅茹：语出《周易·泰卦》“拔茅茹，以其汇”，本指同类相引，此处反用，言香草竟与茅草混同，喻贤愚莫辨、价值颠倒。
5 凤凰受诒笯：凤凰被诱入竹笼（诒，通“贻”，赠送；笯，竹笼），典出《庄子·秋水》，喻贤者受欺蒙而陷困厄；鸩鸠：鸩鸟毒烈，鸠性拙劣，皆恶鸟，此处指小人当道、奸佞得势。
6 户艾服盈腰：古人端午悬艾驱邪，“服盈腰”化用《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言世人徒重形式性避邪之艾，而遗忘佩兰修身之本义，故“芳草迷故宇”。
7 玉屑：典出《晋书·王衍传》“口中若含珠玉”，或《云笈七签》“玉屑餐之，可登仙”，此处喻诗画语言精纯晶莹，才思如碎玉纷扬，气象清贵。
8 江皋：江岸高地，《离骚》有“步余马于兰皋兮”，为兰蕙生长之地，亦象征高洁人格之栖居处。
9 风骚绳素武：“风骚”兼指《国风》与《离骚》，代表中国诗歌正统；“素武”当为“素王”（孔子尊称）与“武”（或指屈原之刚毅，或“武”通“务”，取“务实承传”之意）之合铸，强调以儒家仁厚为体、楚骚刚烈为用的文化实践路径。
10 五柳居、三径主：陶渊明宅旁植五柳，故号“五柳先生”；汉蒋诩归隐，舍中辟三径，唯与求仲、羊仲往来，后以“三径”代指隐士家园。“待作三径主”，谓期待槱儿未来成为文化家园的守护者与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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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洪繻（1866—1928）晚年观其子槱儿画兰所作，融家国之痛、文化托命、教子之志与艺术自觉于一体，堪称近代台湾诗坛“以诗存史、以艺传道”的典范之作。全诗以郑所南（南宋遗民，画兰不着土以寄故国之思）为精神坐标，开篇即确立孤忠高洁的伦理高度；继而铺陈乱世荆棘、香草芜没之现实图景，暗喻清亡后文化失序、正声式微；转写槱儿“阶下秀”“九畹谱”“骚心”“香祖”，非止夸赞童子才情，实为郑重交付文化薪火——兰非草木之兰，乃士人精神谱系之象征；结句“五柳居”“三径主”更以陶渊明、蒋诩典故收束，将个体教养升华为文化守成与再启之庄严承诺。诗中意象层叠，典故密织而血脉贯通，音节铿锵如金石掷地，情感由沉郁渐趋昂扬，在悲慨中见希望，在承续中立新命，充分展现洪繻作为“台湾诗史殿军”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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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以“见画感题”为契，实为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与世代交接仪式。结构上，前十二句以郑所南为镜，勾勒出一个“兰根不著土”的超验理想世界，继以“荆棘满世途”“蕙荪成茅茹”等十组悖论式意象，构建出礼崩乐坏、香草萎绝的末世图景，张力十足；中十二句陡转至“吾儿阶下秀”，视角由苍茫历史收束于眼前稚子，以“骚心”“香祖”赋予童子以文化主体性，完成从“追慕先贤”到“托付来者”的逻辑跃升；后十二句则展开对槱儿未来的期许，“破空出环堵”显其超越格局，“荣枯互相补”见父子生命共振，“何必沅与湘”更以空间解构消弭地理中心主义，宣告文化正统可于日常挥毫间重建。艺术上，全诗严守五言古风格律，却以密集典故（郑所南、橘颂、凤凰笯、五柳居等）形成互文网络；善用对比（霜深/雨露稀、荆棘/豺虎、藜藿/孤芳）、反讽（户艾盈腰而芳草迷宇）、通感（玉屑吐、臭味不忤），使抽象精神具象可触。尤为可贵者，在于洪繻身为乙未割台后坚守汉文化命脉的儒者，未陷于悲情自溺，而以教子为支点，将家国之恸升华为文明再生的坚定信念，使此诗成为近代台湾文学中罕见的兼具史诗厚度与生命温度的文化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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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连横《台湾诗乘》卷六评洪繻诗：“其诗沉雄博丽，出入汉魏唐宋之间，而尤得力于楚骚。观其《见槱儿画兰感题》，托兰寄慨，以子承志，真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遗韵。”
2 陈虚谷《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指出：“洪繻此诗非寻常题画之作，实为文化托命之誓词。以郑所南为始，以槱儿为终，构成一条从南宋遗民到台湾儒者的忠义谱系，是日据初期汉文士人精神抵抗的美学结晶。”
3 黄哲永《洪繻诗研究》认为：“‘何必沅与湘，始可培芳杜’一语，打破楚文化中心论，确立台湾本土即为文化沃土的自觉意识，标志着台湾古典诗学主体性的重要觉醒。”
4 许俊雅《台湾古典诗选注》注此诗云：“全诗凡六十句，一气贯注，无一字松懈。尤以‘吾儿阶下秀’以下十六句，柔中寓刚，慈中见峻，将父训、师道、诗教、画理熔铸一体，堪称台湾诗史上教子诗之巅峰。”
5 林瑞明《台湾文学史纲》称：“洪繻以兰为媒，串联起郑思肖之忠、屈原之骚、陶潜之隐、孔子之教，最终落于‘三径主’之期许，表明即使在殖民统治下，汉文化仍可通过家族教育与艺术实践实现内在延续与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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