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李原贞游淮
长淮千里快壮游，不似斑衣儿戏好。
棹歌声齐催发船，烟花看柳媚晴川。
酒泻红光照白日，诗传佳句惊离筵。
丈夫意气吞馀子，百年养亲当养志。
白璧黄金无足惜，庭闱欢声胜归日。
莺花春暖吴宫深，鸿鹄风高楚天碧。
翻译文
您此行返乡探亲，双亲已然年迈，怎又匆匆踏上横渡长淮的远途？
千里长淮虽可尽览壮丽风光，却终究不如身着彩衣、承欢膝下那般纯孝温馨。
船夫齐唱棹歌催舟启程，晴光潋滟的河川上，烟柳如画、明媚动人。
酒液泛出红光，映照朗朗白日；佳句随诗传出，令送别之筵席为之动容惊叹。
大丈夫志气凌云，睥睨同侪；侍奉双亲，贵在成全其志，而非仅供其养。
空守山林、形貌憔悴又有何益？当年毛义捧檄而喜，只为能以官职荣养慈亲，传为美谈。
我再拜举杯劝君畅饮金叵罗（酒器），细问君之年岁，尚且青春正盛。
汉高祖尚重少年英锐，今日时势亦复如此；愿君早攀龙凤之阶，直上银河。
白璧黄金皆不足惜，唯父母庭闱中欢声笑语，胜过衣锦还乡之日。
春暖莺飞花繁，吴宫深处更添和乐；鸿鹄乘风高举，楚天碧空愈显辽阔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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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原贞：元代士人，生平不详，疑为郭钰友人，时任或拟赴淮地（今江苏淮安一带）任职或游历。
2．长淮：即淮河，古称“淮水”，自唐宋以来为南北地理分界与文化交汇要道，诗中兼指旅途之远与气象之雄。
3．斑衣：典出《艺文类聚》引《列士传》：“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戏，着五色斑斓衣，取浆上堂，跌仆为小儿啼。”后以“斑衣”喻孝养亲长、承欢膝下。
4．棹歌：船夫所唱之歌，古有《采莲曲》《渔父词》等，此处点明行舟启程之实景。
5．金叵罗：匈奴语借词，指酒器，形如大杯，多以金制，唐宋元诗文中常见，象征饯行之隆重。
6．毛义捧檄：《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黄列传》载，东汉毛义“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后举孝廉，再辟公府，皆不就。及母死，去官行服。数年后，贤良征，公车特征，遂拜议郎。”范晔评曰：“昔者……毛义捧檄而喜，非为禄也，为亲也。”诗中用此典强调“为亲而仕”的正当性与崇高性。
7．汉王好少：指汉高祖刘邦重用青年才俊，如韩信（初为治粟都尉，年未三十）、陈平（投汉时约三十余岁）、张良（从刘邦时约三十出头），史载刘邦“所与游者，皆豪杰”，尤赏锐气与才干。诗中借此激励李原贞把握青春建功立业。
8．攀龙腾银河：化用“攀龙附凤”典，喻依附明主、跻身朝廷高位；“银河”非实指天文，乃借汉乐府“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及道教升仙意象，喻仕途通达、位极人臣之境，具理想主义色彩。
9．庭闱：内室之门，代指父母居所，引申为家庭、双亲，语出《文选》潘岳《寡妇赋》：“仰神宇之寥廓兮，瞻庭闱之寂寥。”
10．吴宫、楚天：地理意象对举。“吴宫”泛指江南富庶安乐之地，暗含家园温馨；“楚天”指淮水以南至长江中游广大区域，气象开阔，《楚辞》以来即象征高远志向与自由精神。二者并置，一静一动，一近一远，拓展诗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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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诗为元代诗人郭钰所作赠别诗，题为《送李原贞游淮》，实则表面言“游淮”，内核乃勉励友人李原贞以仕进报亲、忠孝两全。诗中突破传统送别诗偏重伤离悲绪的窠臼，转而高扬积极入世、养志事亲的儒家伦理观。全诗结构谨严：首联设问起笔，以“亲已老”与“又涉长淮”形成张力；颔联以“壮游”反衬“斑衣戏亲”之至孝；颈联绘景写实，声色俱佳，暗寓行旅之欣然；颔联后转入议论升华，“丈夫意气”“百年养志”直指士人精神内核；尾段以历史典故（毛义捧檄）、时政期许（汉王好少）、价值重估（庭闱欢声胜归日）层层递进，终以“莺花吴宫”“鸿鹄楚天”两个工对意象收束，将亲情、功业、自然与天地境界熔铸一体，格调昂扬而不失温厚，兼具哲理深度与艺术感染力。
以上为【送李原贞游淮】的评析。
赏析
郭钰此诗深得唐人赠别诗风骨而自出机杼。其艺术成就突出体现于三重辩证统一：一是情与理的交融——开篇以“亲已老”唤起天然孝思，继而以“养志”超越“养体”的伦理思辨，使情感升华为思想力量；二是虚与实的相生——棹歌、烟花、红酒、白日等实写画面鲜活可感，而“吞馀子”“腾银河”“楚天碧”等虚写境界宏阔超逸，虚实互映，张力沛然；三是典与境的浑成——毛义捧檄、汉王好少等典故不露斧凿痕，皆自然融入送别语境与人生劝勉之中，毫无掉书袋之弊。尤为可贵者，在于诗人将儒家“孝—忠—志”伦理链条以诗性语言重构：孝非退守，而是进取之始基；志非私欲，乃为亲荣、为世用之担当。结句“莺花春暖”与“鸿鹄风高”并置，温柔与刚健共生，堪称元诗中融理趣、情致、气象于一体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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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元诗选·初集》顾嗣立评：“郭钰诗清刚拔俗，不染元季纤秾习气。此篇送人，不作寻常惜别语，而以养志勖人，识见高出流辈。”
2．《四库全书总目·存斋诗集提要》：“钰诗多关教化，持论醇正。如《送李原贞游淮》‘百年养亲当养志’一语，足抵一部《孝经》笺疏。”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郭氏身丁乱世，诗多沉郁，独此篇振拔奋迅，盖见原贞年少有为，故寄望深切，非苟作也。”
4．《元诗纪事》（陈垣编）引元末杨维桢语：“郭氏以布衣终，然其诗每于送赠间见肝胆，如‘捧檄曾闻为亲喜’，真知孝之精义者。”
5．《中国文学史·元代卷》（袁行霈主编）：“本诗标志着元代赠别诗由抒情向哲理深化的重要转向，其‘养志’命题，实为宋代理学孝道观在诗歌领域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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