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雕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籓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馀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茝，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
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治辨之极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卒如熛风。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死焉；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是岂无固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炮格，刑杀无辜，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鱼也，豆之先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尝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废齐也，大庙之未内尸也，始绝之未小敛，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丧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县一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
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
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
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礼因人心，非从天下。合诚饰貌，救弊兴雅。以制黎甿，以事宗社。情文可重，丰杀难假。仲尼坐树，孙通蕝野。圣人作教，罔不由者。
翻译
太史公说：“礼的品格、功能，实在博大众多而又盛美啊！它主宰万物、驱策群品，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研究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演变，才知道，按照人情制定礼，依据人性制定仪，是由来已久的事了。
做人的道理，千条万条，无不贯穿一条基本准则，就是诱导人们，使知仁义，并以刑罚相约束。所以，德厚之人，地位尊显贵重；俸禄多的享受荣耀恩宠，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整齐人心。人的身体乘车马感到舒适，就以金饰车，又雕镂车衡，镶金错银，加上繁琐的装饰；眼睛爱看五彩美色，就设计了黼黻文章等花纹，使外表形态更美好；人耳乐闻钟磬等动听的声音，就调谐各种乐器以激荡人心；人口喜欢吃美味食物，就烹调出嘉肴异馔，或酸或咸，各尽其美；人情喜爱珍贵善美的物事，就以美玉制成圭璧，又加琢磨，以顺人意。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于是，又制造了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等，防止过分奢侈，挽救衰败。所以，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贵贱秩序，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等级，事事皆有适宜之度，物物文饰皆有节制。孔子说：“禘祭自灌以后，次序颠倒，我不愿再看了。”
周朝衰落后，礼制废弃，乐制破坏，大小不按等级，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妇女为妻。世上遵法律、守正道的人受侮辱，奢侈逾制的人名显身荣。
上自子夏这样的孔门高弟，犹且说：“出门见到纷纭华丽盛美的事物而欢喜，回来听到夫子的学说而欢喜，二者常在心中斗争，不能决定取舍”。更何况中材以下的人，长期处在失于教导的习俗、环境中了？孔子论卫国政治说：“必先正其名分。”但在卫国终于无法做到。孔子死后，受业门人沉沦星散，有的到了齐、楚，有的遁入河北、海内。岂不令人痛惜！
至秦统一天下，全部收罗六国礼仪制度，择其善者而用之，虽与先圣先贤的制度不合，却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仪，庄严肃穆，与古代相同。到汉高祖光复四海，拥有天下，儒者叔孙通增损秦制，制定了汉代制度。主体却是沿袭秦制，上自天子称号，下至僚佐和宫殿、官名，都很少变更。孝文帝即位后，政府有关部门建议，要重定礼仪制度，那时孝文帝喜爱道家学说，以为繁琐的礼节只能粉饰外表，无益于天下治乱，没有采纳。孝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深通刑名之学，屡屡建议说：“诸侯是天子的屏藩、辅佐，与臣子相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今却是诸侯大国专治其境，与朝廷政令不同，诸事又不向京城禀报，此事断然不可持续下去，流毒后世。”孝景帝采纳他的计策，削弱诸侯，导致了六国叛乱，首以诛晁错为名，天子不得己，杀晁错以解时局的危难。此事详载于《袁盎列传》中。自此以后，为官者但务结交诸侯、安享俸禄而已，无人敢再复倡此议。
今上（汉武帝）即位后，招纳罗致通儒学的人才，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搞了十余年，不能成功。有人说：古时天下太平，万民和乐欢喜，感应上天，降下各种祥瑞征兆，才能够采择风俗，制定制度。如今不具备这些条件。皇帝向御史下诏书道：“历朝受天命而为王，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却是殊途而同归，即因民心而起，随民俗确定制度。如今议者都厚古而薄今，百姓还有何指望？汉朝也是一家帝王，典法制度不能流传，如何对后世子孙解释？治化隆盛的对后世影响也自博大闳深，治化浅的影响就偏窄狭小，怎可不自勉励！”于是，以“太初”为元年改定历法，变易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庙、百官礼仪，作为不变的制度，流传后世。
礼是由人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望，欲望达不到则不能没有怨愤，愤而不止就要争斗，争斗就生祸乱。古代帝王厌恶祸乱，才制定礼仪来滋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致因物不足而受抑制，物也不致因欲望太大而枯竭，物、欲二者相得而长，这样礼就产生了。所以，礼就是养的意思。稻梁等五味是养人之口的；椒、兰、芬芳的芷草，是养人之鼻的；钟、鼓及各种管弦乐器的音声是养人之耳的；雕刻花纹是养人眼目的；宽敞的房屋以及床箦几席，是养人身体的。所以说礼就是养的意思。
君子欲望既得到滋养而满足，又愿受到“辨”的限制。所谓辨，就是辨别贵贱使有等级，长少使有差别，贫富轻重都能得到相称的待遇。因此，天子以大路越席保养身体；身旁放着香草，用来养鼻；前面的车衡经过嵌错装饰，用来养目；车动时，鸾铃叮，节奏缓和如《武》、《象》二舞的乐曲，急骤如《韶》、《濩》舞曲，是用来养耳的；龙旗下，九旒低垂，是用来养信用的。战阵上，以兕牛皮为席，车上手握处，雕成虎文，用鲛鱼皮蒙马腹，雕龙文饰车轭，是用来养威的。驾驭大路的马，之所以必须调教顺驯，才能乘坐，是为了养安。谁能知道，士人出生入死，邀立名节，正是为了养护他们的生命？谁能知道，轻财好施，挥金如土，是为了养护钱财？谁知谦恭辞让、循循多礼，是为了养护平安？谁知道知书达礼，温文儒雅，是可以安养性情的？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如此必死；一意苟且图利，如此必受害；安于懈怠、懒惰的必危，固执情性的必亡。因此，圣人一概处之以礼义，就能获生避死、近利远害、居安离危，事事得两全其美了。反之，若一概任情尽性，就会两者齐失。而儒者的学说使人两全其美，墨家学说使人两皆有失，这是儒墨两家的分别。
礼是治世辨惑的极点，强国固家的根本，威力施行的基本方法，事功名位的总表现。王公奉行它，可以统一天下，臣服诸侯；不奉行就会捐弃社稷，破家亡国。所以，坚韧的甲胄、犀利的兵器，不足以获得胜利，高大的城墙、宽深的沟池，不足以为险固，严酷的号令、繁苛的刑罚，不足以增加威严。按礼办事，就事事成功，不按礼办事，就诸事皆废。楚人以鲛鱼革，犀牛、兕牛皮为衣甲，坚韧如同金石；又有宛城制造的大铁矛，钻刺时犀利如锋虿之尾；军队轻利飘速，士卒像疾风骤雨般迅捷。然而，兵败于垂涉，将军唐昧战死；庄蹻起兵，楚国分而为四。这能说是由于没有坚甲利兵吗？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楚国以汝水、颖水为险阻，以岷江、汉水为沟池，以邓林与中原相阻隔，以方城山为边境。然而，秦国军队直攻到鄢郢，一路如摧枯拉朽。怎能说是因它无险可守呢？是统驭的方法不对啊。殷纣王剖比干之心，囚禁箕子，造炮烙刑具，杀害无罪之人，当时臣民懔然畏惧，生死不保。周朝军队一到，纣王命令无人奉行，百姓不为所用，怎能说是号令不严、刑罚不峻呢？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
古时的兵器，不过戈、矛、弓矢罢了，然而，不待使用敌国已窘迫屈服。城郊百姓不须聚集起来守城，城外也不须挖掘防守用的沟池，不须建立坚固的阨塞要地，不用兵机谋略，而国家平安，不畏外敌，坚固异常。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是懂得礼义之道，对百姓分财能均，役使有时，并且推诚相爱。所以，百姓听命，如影附形，如响附声。间有不服从命令的，以刑罚处治他，老百姓也就知罪了。所以，一人受刑，天下皆服。犯罪的人对上级无怨无尤，知道是自己罪有应得。因而，刑罚简省而威令推行无阻。没有其他原因，按礼义之道办事罢了。所以，遵行礼义之道，万事能行；不遵此道，诸事皆废。古时帝尧治理天下，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大治，书传说是“威虽猛厉而不使，刑罚厝置而不用。”
天地是生命的本原，先祖是宗族种类的本原，君主与业师是国家治理、安定的本原。无天地那里会有生命？无先祖你如何能来到这个世上？无君主和业师，国家怎能得到治理？三者缺一，则无人能安。所以，礼上奉事天，下奉事地，尊敬先祖而隆遇恩师，是礼的三项根本问题。
所以，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诸侯不敢怀想，大夫、士也各有常宗，不敢祭先祖，以此来区别贵贱。贵贱有别，就得到礼的根本了。只有天子有郊天、祭太祖的权力，自立社以祭地则至于诸侯，下及士大夫各有定制，以此表现尊者奉事尊者、卑者奉事卑者，应大则大，应小则小的原则。所以，统治天下的奉事七世宗庙，有二乘采地的奉事二世宗庙，待耕而食的人不得立宗庙，以此来表现积德厚的，恩泽流布广，德薄的流布狭的原则。
大祭祀飨神，樽酒崇尚玄酒，俎实崇尚腥鱼，羹以大羹为先，是饮食贵本原的意思。飨神虽崇尚玄酒，饮用的却是薄酒；食尚黍稷，所饭还要加稻粱；祭尸先上大羹，饱腹的却是各种肴核杂饍，这是贵本亲用的意思。贵本是形式，所以叫做文；亲用符合实际，所以叫做理。两者相合还是文。只有再加入礼的初始状态那种质朴性，才算有文有质，达到礼最隆盛完美的阶段了，称为大隆。因此，樽酒尚玄酒，俎实尚腥鱼，羹尚大羹，道理是一样的。祭祀时，佐食不啐酒，一饮而尽；卒哭之祭有献无酢，参加祭祀的人除尸之外，不尝俎实；祝与佐食劝尸用饭，因礼成于三，三劝之后，礼数已成，尸停止用饭，虽再劝侑，亦不再食。以上三事道理相同，都是表示礼好其辨、有节制、贵本原的意思。大婚时祭神以前，祭祀时迎尸入太庙以前，丧礼从始绝气到小敛之间，礼的性质相同，都保留了原始的质朴性。天子大路用素色帷盖，郊祭时服麻布冕，丧服最重散麻带，道理相同，都是礼尚质不尚文的意思。斩衰（读如崔）之丧，哭声哀痛，不重形式；《清庙》这首祭歌，一人唱，三人叹和，情致殷殷，溢于歌辞之外；乐钟在架，却有时悬而不击，拊击钟架以为节拍；大瑟练丝制成朱红色弦，音质清越，却于瑟底穿孔，使声音重浊，道理也都相同，是重情不重声，亦重本原的意思。
凡礼都始于简略疏脱，加上文彩，才算完成，文彩又不可过盛，终须加以取舍，以合实用。所以，完备之极的礼，是情文并茂的；次一等的是文胜于情，或者情胜于文，二者具其一；最下等的违背情性，混混噩噩，有如同无，回复到了太一原始的状态。完备的礼能使天地合谐，日月光明，四时有秩序，星辰运行，江河流动，万物昌盛，好恶有所节制，喜怒无不适当。在下位者则顺从，处上位者则贤明。
太史公说：完美极了！树立隆盛完备的礼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天下无人能有所增损。它情文相符，首尾呼应，富于文彩而不繁缛、有节制，明察秋毫而不苛细、使人心悦服。天下遵从就能得到治理，否则就生祸乱；遵从者得安定，不从则危亡。平民百姓靠自身是不能守礼的。
礼的本身实在深奥啊，“坚白同异”理论的辨析入微，与它相比，就会丧败破灭。礼本身实在太博大了，那些擅自制作的典章制度，及狭隘、浅陋的理论，与它相比，就会自愧渺小，望尘莫及。礼本身太高尚了，那些粗暴、傲慢、放纵、浅露而又轻俗自高之徒，与之相比，就会自坠形象，显露出浮薄来。所以说，绳墨既设，则不能以曲直相欺；秤锤已悬，则不能以轻重相欺；圆规和角尺摆在那里了，就不能以方圆相欺；君子精审于礼，人们就不能以狡诈虚伪相欺。因为，绳墨是直的标准；秤锤是轻重的标准；圆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礼则是人道的标准。但是，不守礼法的人不值得待之以礼，称为不守法术之民；守礼者才配以礼相待，称为守法术之士。能得礼之中道，不偏不倚，又能事事思索，不违情理，叫做能虑；能虑而又不变易礼法，叫做能固。能虑能固，加上对礼的无比喜好，就是圣人了。天是高的极点，地是低下的极点，日月是明亮的极点，无究是广大的极点，圣人则是礼义之道的极点。
礼以应用财物为表现形式，以区别贵贱为文彩，以多少表示等级的差异，以繁简为要领。文彩繁多而人情淡薄的，是过盛的礼；文彩不足而人情浓厚的，是简易之礼；文彩和人情互为表里，揉合适中，才是礼的中流。君子能上得过盛之礼的文彩，下得简易之礼的人情，中不离中流之礼那样的文情适中，缓急左右不失于礼。所以说，君子的本性就是守中道，不偏激。能严格以礼义的范畴作为行动范畴的，是士君子。此外的是平民百姓。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既不象士君子那样拘泥，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不守礼范，而是能徘徊周旋，随事曲直而变化，总不失礼之次序的，便是圣人。所以，圣人道德深厚，是多行礼义，积累所致；恢弘博大，是礼义拓广的结果；道德高尚，是礼义隆盛原因；心智聪明，是事事尽礼的缘故。
版本二：
太史公说：盛大而美好的德行啊！它主宰万物，役使百姓，难道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吗？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考察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增减演变，才明白礼是依据人情而制定，依照人性而设立仪节的，它的起源已经很久远了。
人世间的道理千头万绪，规矩贯穿于一切之中。用仁义来引导人们上进，用刑罚来约束行为。因此德行深厚的人地位尊贵，俸禄优厚的人受宠荣耀，以此统一全国，整治万民。人的身体喜欢安适，所以为车驾配上金饰的车厢、雕花的横木以增加华美；眼睛喜爱五彩，所以制作绣有花纹的礼服来彰显才能；耳朵喜爱钟磬之音，所以调和八音来愉悦心灵；口舌喜好五味，所以准备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口感；情感喜爱珍品善物，所以雕琢玉圭玉璧来传达心意。然而，古代圣人也设立简朴之制——用粗车、草席，戴皮帽、穿布衣，用朱弦不通孔的琴瑟，供奉未调味的肉羹和清水酒，这是为了防止过度奢侈，挽救社会的衰败风气。
因此，从君臣朝廷的尊卑贵贱之序，到平民百姓在车马服饰、宫室饮食、婚嫁丧祭等方面的差别，每件事都应适宜得当，每样物品都有节制与文采。孔子曾说：“禘祭从献酒之后，我就不愿再看下去了。”意思是仪式虽存，精神已失。
周朝衰落后，礼崩乐坏，上下僭越，连管仲这样的大臣家中竟也设有“三归”之台（象征诸侯等级）。那些遵守法度、持守正道的人被世人轻侮，而奢侈逾制者却被视为显赫光荣。就连子夏——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曾说：“出门看见繁华富丽就心动，回家听到夫子之道又感到快乐，两种念头交战，不能自决。”更何况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长期浸染于错误的教育，习染成俗，怎能不迷失呢？孔子说：“必须端正名分！”可他在卫国时，所处的地位却名实不符。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沉沦散佚，有的去了齐、楚，有的隐居江湖，岂不令人痛心！
到了秦朝统一天下，收纳六国的礼仪制度，择其善者而用之。虽然不合古代圣王之制，但其尊君抑臣、朝廷井然有序，仍承袭古来传统。等到汉高祖取得天下，叔孙通略加增损，大体沿袭秦制。从天子称号到辅佐官吏、宫室官名，很少有所更改。孝文帝即位后，有关部门建议制定新的礼仪制度，但他喜好道家学说，认为繁复的礼节只是虚饰外表，对治国并无益处，主张亲身示范教化就够了，于是作罢。孝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通晓时务与刑名之学，多次劝谏说：“诸侯作为藩屏辅佐，臣子应与君主一体，这是古今通行的制度。如今大国自行其政，不服从中央，恐怕难以传之后世。”孝景帝采纳其计策，结果引发七国叛乱，以诛杀晁错为名，皇帝只好杀错以平息危机。此事记载于《袁盎传》中。此后官员只求结交权贵、安享俸禄，无人再敢议论礼制。
当今皇上即位后，招揽精通儒术之士，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历时十余年未能完成。有人提出：古时太平盛世，万民和睦喜悦，祥瑞频现，于是采集风俗，确立典章制度。皇上听后下诏给御史说：“凡是承受天命称王的人，各有兴起的缘由，道路不同而目标一致，都是顺应人民、追随习俗而建立制度。现在议论者一味推崇远古，百姓又能指望什么？汉朝也是一家王朝，若没有法典制度流传，将如何面对子孙后代？教化深厚的国家宽广博大，治理浅薄的国家狭隘偏狭，怎能不勉力而为！”于是，在太初元年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封禅泰山，确定宗庙及百官礼仪，作为永久制度，垂范后世。
礼是由人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愤懑；愤懑若无节制，就会争斗；争斗则导致混乱。先王厌恶这种混乱，于是制定礼义来调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至于耗尽外物，外物也不至于被欲望榨干，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这就是礼的起源。所以说，礼是一种“养”。稻米粱粟和五味，是用来养口的；花椒兰草芬芳之气，是用来养鼻的；钟鼓管弦之声，是用来养耳的；雕刻纹饰与锦绣图案，是用来养目的；宽敞房屋、床榻几席，是用来养身体的：因此，礼就是一种“养”。
君子既得到这种滋养，又重视其中的分别。所谓“分别”，就是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轻重各得其所。所以天子乘坐的大路车，铺着草席，是为了养护身体；旁边放着芳香的茝草，是为了养护鼻子；前方有雕花的车衡，是为了养护眼睛；车铃发出的声音，缓行合于《武象》，疾驰合于《韶濩》，是为了养护耳朵；龙旗悬挂九条飘带，是为了培养诚信；车上画有犀牛与猛虎，马腹系着鲛皮装饰、缰绳缀有龙形饰物，是为了培养威严。因此，驾驭大路车的马匹，必须训练有素、听从指挥，然后才能乘用，这是为了保障安全。谁能懂得舍生取义其实是保全生命？谁能懂得节俭花费其实是积累财富？谁能懂得恭敬辞让其实是保障安宁？谁能懂得礼义制度与文理规范其实是涵养情感？
如果只把“活着”当作目的，那样反而会速死；如果只追求眼前利益，那样必定受害；把懒惰怠慢当作安逸，那样必然危险；任由情感泛滥当作安定，那样终将灭亡。所以圣人专一于礼义，则身心两得；专一于情欲，则两者俱失。因此儒家是要让人两全其美，墨家则是要人两败俱伤。这是儒墨的根本区别。
礼是治理清明的极致，是国家强固的根本，是权威施行的途径，是功业名声的总汇。王公遵循它，就能统一天下，使诸侯臣服；不遵循它，就会亡国失社稷。所以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足以取胜，高城深池不足以防守，严厉的法令、繁多的刑罚也不足以树立威信。只要合乎“道”，一切都能推行；违背“道”，一切都会废弛。楚国人用鲛鱼皮、犀兕皮革做铠甲，坚硬如金石；宛地产的大铁矛，锐利如蜂蝎毒刺，轻捷迅猛如狂风闪电。然而军队在垂涉之战几乎覆灭，唐昧战死；庄蹻起兵，楚国分裂为四。这难道是没有坚甲利兵吗？是因为统治的方法不合“道”啊！汝水颍水被视为险要，长江汉水当作护城河，以邓林为屏障，以方城为依托。可是秦军一到鄢郢，攻破城池如同摇动枯枝。这难道是没有坚固关塞和险要地形吗？是因为统治的方法不合“道”啊！商纣王剖杀比干，囚禁箕子，设立炮烙酷刑，滥杀无辜，臣下人人恐惧，不知何时丧命。然而周军一至，命令无法下达，民众不肯效力。这难道是法令不严、刑罚不够残酷吗？是因为统治的方法不合“道”啊！
古代的兵器不过是戈、矛、弓、矢而已，但敌国闻风而降，不必交战就屈服。那时城墙不修，护城河不挖，关塞不设，机变之巧不用，然而国家安然无惧外患且稳固，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清明、分配公平，按时役使百姓而又真心爱护他们，这样下面自然响应如影随声。若有不服从命令的，再施以刑罚，百姓也就知道自己有罪了。因此，惩罚一人而天下信服，受罚者不会怨恨上级，只知罪在自身。所以刑罚虽少而威信畅通如流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合乎“道”啊！所以合乎“道”就兴盛，不合“道”就衰亡。古时帝尧治理天下，仅处死一人、处罚二人，天下便太平。古语说：“威严凛然而不必使用，刑罚设立而无需执行。”
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祖先是族类的根源，君主与师长是治理的根基。没有天地，哪来的生命？没有祖先，哪来的人类？没有君主与师长，如何实现治理？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没有安定的社会。因此，礼的宗旨是：向上侍奉天，向下祭祀地，尊崇祖先，推崇君主与师长——这是礼的三大根本。
所以天子以始祖配享上天，诸侯不敢怀想此礼，大夫士各有固定的宗法系统，以此区分贵贱。贵贱分明，是治理的根本。祭天之礼专属天子，祭社之礼可达诸侯，普及至士大夫，以此体现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大事宜大，小事宜小。拥有天下者祭祀七代祖先，拥有一国者祭五代，有五乘之地者祭三代，有三乘之地者祭二代，仅有牲畜食用者不得立庙。这是为了表明积累深厚者恩泽广远，积累浅薄者恩泽狭窄。
大宴饮时，最尊贵的是盛在玄尊中的清酒，俎上先放生鱼，优先供奉未调味的大羹，这是尊重饮食的根本。大宴饮虽用玄尊之酒，实际饮用的是淡酒；吃饭时先陈列黍稷，主食却是稻粱；祭祀时先尝大羹，然后才饱食各种美味，这是既重根本又亲实用。重视根本叫做“文”，亲近实用叫做“理”，两者结合而成礼文，回归于“太一”（最高统一），称为“大隆”。因此，酒器中最尊的是玄尊，俎上最先是腥鱼，豆中先供大羹，三者一致。祭祀时不尝献酒，祭毕前不尝祭肉，三次劝食者不进食，婚礼未成前不行斋戒，宗庙未迎尸前不入内，刚断气尚未小敛时亦如此，这些都是一致的原则。大路车用素色帷幔，郊祀戴麻制冠冕，丧服先从散麻开始，也都是一样的原则。三年守丧期间哭泣不止，清庙之歌一人唱而三人叹和，悬挂一口钟尚用手击打隔板，琴用朱弦且底孔畅通，这些也都是一致的。
总之，礼起初质朴自然，逐渐发展为有文采，最终归于简约。最完美的礼，是情感与形式都充分表达；次一等的，或情胜于文，或文胜于情；最下等的，则返璞归真，回归太一。当天地和谐，日月光明，四季有序，星辰运行，江河奔流，万物昌盛，好恶有节，喜怒恰当，以此治下则顺，以此事上则明。
太史公说：多么崇高啊！确立“隆礼”为最高准则，天下没有人能再增减它。本末相顺，始终相应，极富文采而又能辨别等级，极为明察而足以说明道理。天下遵从它就安定，不遵从它就混乱；遵从它就平安，不遵从它就危险。小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礼的形态确实深远，即使坚白同异之类的名家辩术进入其中也会显得软弱无力；礼的格局确实宏大，哪怕擅自制定狭隘陋劣的制度之人面对它也会望而生畏；礼的高度确实崇高，那些傲慢放纵、轻视世俗以为高明的人一旦接触它便会跌落。所以绳墨一旦摆出，就不能欺骗曲直；秤砣一旦悬挂，就不能欺骗轻重；圆规方矩一旦画出，就不能欺骗方圆；君子审察于礼，就不会被诈伪所欺。因此，绳墨是直线的极致，秤是平衡的极致，规矩是方圆的极致，礼则是人伦之道的极致。然而不效法礼的人，不能称之为有方向的百姓，叫“无方之民”；效法并践行礼的人，称为“有方之士”。在礼之中能够思考探究，称为“能虑”；能虑且不轻易改变，称为“能固”；既能思虑又能坚守，再加上爱好它，那就是圣人了。天是高的极致，地是低的极致，日月是光明的极致，无限是广大的极致，圣人则是“道”的极致。
以财物作为工具，以贵贱体现等级，以数量多少显示差异，以隆重或简约为关键。礼文繁复而情感欲望克制，这是礼的隆盛；礼文简单而情欲旺盛，这是礼的衰减；礼文与情欲相互交融、内外兼备，这是礼的中庸之道。君子在上位时极力推行隆重之礼，在下位时尽量实行简省之礼，自身则居于中道。行走、奔跑、驰骋都不越界，因此君子的性情如同安居宫庭之内。局限于人间秩序之内的是士君子；超出这个范围的是普通百姓。能达到中正平和、周遍圆满、处处合乎次序的，就是圣人。所以厚重，是礼的积累；广大，是礼的拓展；崇高，是礼的隆盛；明达，是礼的完备。
礼源于人心，并非来自天上。它融合真诚、修饰外表，挽救弊端，振兴雅正。用来规范百姓，用来侍奉宗庙社稷。情感与礼文都值得重视，增减之间难以虚假应付。孔子曾在树下讲学，叔孙通在野外设坛定礼。圣人设立教化，无不由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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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太行礼官：指掌管礼仪的官员机构。“大行”原为“大行令”，汉代主管诸侯及四方民族事务，兼及礼仪。
2. 三代损益：夏、商、周三代礼制互相继承又有变革。“损”为减，“益”为增。
3. 大路越席：大路，古代天子所乘之车；越席，草编坐席，象征朴素。
4. 黼黻文章：绘有黑白或黑青相间花纹的礼服，用于彰显身份与能力。
5. 八音：中国古代按材质分类的八种乐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6. 大羹玄酒：大羹，不加调料的肉汤；玄酒，清水，象征饮食之本源。
7. 禘：古代帝王宗庙大祭，始于始祖，遍祭历代祖先。灌，祭祀初期以酒洒地迎神。孔子认为仪式空洞，故“不欲观”。
8. 三归：说法不一，或指管仲享有三处府邸，或指娶三姓女子，皆属僭越诸侯之礼。
9. 叔孙通：汉初儒生，为刘邦制定朝仪，融合秦制与儒家礼法。
10. 太初之元：汉武帝年号“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标志汉代正式确立独立礼制体系，包括改历、易服色、封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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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礼书》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讲授古代礼乐文明的发展与衰退的史实。
1. 本文出自《史记·八书》中的《礼书》，是司马迁对“礼”的哲学性、历史性和现实意义的全面论述，不仅总结三代以来礼制的发展脉络，更上升至治国安邦的根本原则。
2. 文章结构严谨，层层递进：从礼的起源（缘人情、依人性）→ 礼的功能（养欲、防乱）→ 历史演变（周衰、秦袭、汉沿）→ 当代改革（太初改制）→ 礼的哲学内涵（礼为养、礼为极）→ 礼的政治作用（统天下、固社稷）→ 礼的终极价值（人道之极）。
3. 司马迁并非简单记录制度，而是以“太史公曰”反复点评，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与理想主义色彩。他对汉初废弃礼制表示惋惜，对儒学复兴寄予厚望，尤其强调“礼”不仅是形式，更是治国之道的核心。
4. 文中大量引用孔子言论，借古讽今，暗含对当时礼制建设迟缓的批评。同时通过对比儒墨、分析楚秦成败，揭示“礼”背后“道”的重要性——即制度必须符合民心、顺应天理。
5. 全篇语言典雅雄浑，多用排比、对仗、比喻，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兼具史笔之实与哲思之深，是中国古代关于“礼”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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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1. 本文以“洋洋美德乎”开篇，气势恢宏，奠定全文赞美“礼”之崇高地位的基调。
2. 运用大量比喻与具象描写，如“金舆错衡”“椒兰芬茝”“钟鼓管弦”，将抽象的“礼”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细节，增强说服力。
3. 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周之礼乐 vs 秦之实用；儒家“正名” vs 墨家“兼爱”；尧之简刑 vs 纣之酷法，突出“礼”作为中道之治的独特优势。
4. 引经据典自然流畅，如引孔子“禘自既灌”之叹，既表达对礼失其本的悲哀，又为后文重建礼制作铺垫。
5. 议论与叙事交织，既有历史回顾，又有当下反思，更有未来展望，形成完整的思想闭环。
6. 结尾以“礼者，人道之极也”收束，呼应开头“洋洋美德”，结构圆满，思想升华。
7. 全文充满理性光辉与人文关怀，既承认人性欲望的真实性，又强调礼的调节功能，体现了儒家“节欲导情”的智慧。
8. 在史学之外展现出深刻的哲学思辨能力，将“礼”提升至宇宙秩序、伦理规范、政治治理三位一体的高度，极具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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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班固《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之所由起，生于治人事天。” ——肯定礼起于现实治理与宗教信仰。
2. **郑玄《三礼目录》**：“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以心，行之以身。” ——强调礼是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的统一。
3. **孔颖达《礼记正义》**：“礼以防范淫佚，轨物成俗，故圣人制之。” ——指出礼具有规范行为、塑造风俗的作用。
4. **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司马迁作《礼书》，说得道理甚大，然不及《礼记》之精详。” ——肯定其思想高度，但认为不如经典细致。
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迁之言礼也，知其本矣。谓礼由人起，因情制义，可谓探源。” ——赞扬司马迁抓住了礼制的人性根源。
6.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太史公《礼书》，盖述礼意而非徒纪仪文，其识高出诸子。” ——认为其超越形式记录，深入礼的精神本质。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记》八书，尤以《礼书》《乐书》最具哲理意味，近乎社会哲学之作。” ——将其视为早期社会理论文本。
8. **钱穆《国史大纲》**：“《礼书》一篇，可见汉儒渐趋重制度建设，非复战国游谈之风。” ——指出其反映汉代学术转向务实。
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司马迁在此书中表现了对‘道’的执着追求，礼即是道在人间的体现。” ——从思想史角度解读其深层关怀。
10.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制之兴废，关乎国运。太史公早已洞见于此。” ——认同司马迁将礼制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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