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鸣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翻译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这些古籍的时候，每每读到周厉王时，都合书感叹万分说：“哎，周朝至厉王衰败，师挚早有预见，但还是无能为力，商纣王用象牙做筷子的时候箕子也同样叹息。”周道颓废，诗人（孔子）作《关雎》以男女情爱昭示仁义道德，但是还是被贪婪和虚妄侵蚀。诗人作《鹿鸣》讥刺。厉王是最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失的人，三公九卿惧怕诛灭而作祸生乱。厉王只好出京师逃到彘（zhì）这个地方避祸，祸乱从京师爆发，京师就由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年号共和）。这以后各诸侯以强凌弱；相互杀伐；动用军队根本就不用请示天子。挟持王室征讨攻伐（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有充当诸侯盟主者，政令均出自五霸（一、齐楚晋吴越，二、齐楚晋秦宋）诸侯横行霸道，骄奢淫欲，行为不轨，置法度而不顾；乱臣贼子层出不穷。齐、晋、秦、楚在周建立的时候均是微不足道的小诸侯，封邑大者方圆百余里，小者方圆五十里。而晋依仗三河之险；齐背靠东海；楚盘踞长江淮河之间；秦拥雍州险要。他们在周的四方兴起，充当各方霸主。当初文王、武王褒封的大诸侯慑于他们的武力而从服于他们，所以孔子彰显王道，游说于七十余诸侯国君，却没有一个听他的主张。于是孔子西行到周王室之地考察，讨论史籍记载和以前的旧闻，然后回到鲁国编撰《春秋》。上至鲁隐公，下至鲁哀公猎获麒麟的年份。简约文字，精炼语句；删除繁冗以定修史的意义和理法，以至王道齐备，人事周全。他有七十多个高徒凭口述而领会《春秋》要义，因为《春秋》礼有讥讽；谴责；抑扬；褒奖；忌讳之言语而不便于书写示众。鲁国君子左丘明害怕众弟子各持己见，各以所解，以至尚失孔子本意所以依照孔子《春秋》论述详尽真实的记录成书，编撰成《左氏春秋》。铎椒任楚威王太傅，由于楚王不能全面理解《春秋》要义，他便抄摘其中关于国家兴衰成败的地方辑合成四十章名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候，虞卿上采《春秋》，下看近代各国形势也编辑成八篇，是为《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相国，也上看前代古史，删减补合《春秋》汇集当时六国局势，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而成《吕氏春秋》。至于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人往往抄摘《春秋》言论著书立说，这样的人事很多就不一一列举，汉代丞相张苍根据《春秋》编制历法。上大夫董仲舒推论《春秋》著作了不少文章。
版本二：
太史公阅读《春秋》及历法、谱牒等文献，读到周厉王时期，常常放下书本叹息。他说：唉！师挚的预见果然如此啊！商纣王使用象牙筷子时，箕子就已为之悲叹。周朝的治道衰微，诗人便从夫妇关系入手讽喻，《关雎》因此而作；仁义逐渐衰败，《鹿鸣》之诗便加以讽刺。到了周厉王，因厌恶听闻自己的过失，公卿大臣畏惧被杀而引发祸乱，厉王于是逃奔到彘地，动乱从京师开始，由此进入“共和行政”时期。此后，诸侯多以武力施政，强国欺凌弱国，兴兵作战不再向天子请命。然而仍假借王室的名义，以讨伐为名召集会盟，政令由五霸主导，诸侯各自恣意妄为，奢侈无度，行为不轨，篡位弑君的奸臣与逆子日益增多。齐、晋、秦、楚在成周时期地位卑微，封地不过百里或五十里。晋国凭借三河之险，齐国背靠东海，楚国地处江淮之间，秦国据有雍州之固，四海之内此起彼伏，轮流称霸，这些被文王、武王所褒奖并分封的大国，都是凭借威势使人服从。因此孔子阐明王道，游说七十余国君主，却无人采纳，于是西行考察周王室典籍，整理《史记》旧闻，在鲁国编纂《春秋》，上起隐公，下至哀公获麟之年，删减文字，去除繁冗，确立义理与法度，使王道完备，人事周详。七十弟子口头传授其旨意，那些含有讥刺、褒贬、避讳、损益的内容，不便形诸文字。鲁国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执己见，随心解释，失去原意，于是依据孔子《史记》详述其语，写成《左氏春秋》。铎椒担任楚威王的师傅，因楚王无法通读《春秋》，便采撷其中成败之事，共四十章，编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相国虞卿上采《春秋》，下观当时形势，也著成八篇，称为《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丞相，同样上溯古代，删选《春秋》内容，汇集六国史事，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即《吕氏春秋》。至于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人，也都常常摘取《春秋》中的文字来著书立说，不可一一尽述。汉代丞相张苍制定五德终始之历，上大夫董仲舒阐发《春秋》大义，也多有著述。
太史公说：儒家学者只截取《春秋》的义理，纵横之士则夸饰其辞藻，却不注重贯通历史始终；历法家只关注年月记载，阴阳数术之家推崇神秘运数，谱牒类书籍仅记录世系谥号，文字简略。想要全面了解其中要点十分困难。因此我编制“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起，至孔子去世为止，将《春秋》《国语》中学者所批评的盛衰大势清楚列出，作为研习古文、成就学问者的重要删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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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表略）
1.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汉代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图书与记史，司马迁继父职任此官。
2. 春秋历谱谍：泛指《春秋》经传、历代历法、诸侯世系谱牒等历史文献。“谱谍”即“谱牒”，记录宗族世系的文书。
3. 师挚：周初乐官，相传曾预言礼乐将衰。此处借指先知先觉之人。
4. 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商纣王用象牙筷子，箕子见微知著，预感奢靡将导致亡国而叹息。典出《韩非子·喻老》。
5. 周道缺……关雎作：指周室衰微，诗人以《诗经·关雎》讽刺后妃之德不修，暗喻政治失序。
6. 鹿鸣刺焉：《诗经·小雅·鹿鸣》本为宴宾之诗，此处谓后人借以讽刺君臣失和、仁义衰微。
7. 厉王遂奔于彘：周厉王暴虐，国人暴动，将其驱逐，流亡于彘（今山西霍州），史称“国人暴动”。
8. 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出逃后，由召公、周公共同执政，一说由共伯和摄政，为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之始。
9. 五伯：即“五霸”，通常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代表春秋时期主导政局的强国领袖。
10. 左氏春秋：即《左传》，相传为左丘明所作，解释《春秋》的编年体史书。
11. 铎椒：战国时楚国学者，曾任楚威王傅。
12. 铎氏微：已佚，当为节选《春秋》精要而成的讲义性质著作。“微”意为精义、要旨。
13. 虞卿：战国后期赵国谋臣，善辩，著有《虞氏春秋》，亦已亡佚。
14. 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撰的综合性著作，又称《吕览》，融合儒、道、法、名、农各家思想。
15. 捃摭：采集、摘取。
16. 张苍：西汉初年丞相，精通律历，主张秦为水德，汉承土德，建立“五德终始”理论体系。
17. 董仲舒：西汉儒学大家，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挥《春秋》公羊学义理，强调天人感应。
18. 十二诸侯：指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十二个主要诸侯国。
19. 表见：以表格形式呈现。“表”为《史记》体例之一，用于梳理时间线索与复杂关系。
20. 要删：重要的删定本，即提炼精华后的简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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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十二诸侯年表》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史记》卷十四为《十二诸侯年表》，这是记录约春秋时期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四国历史大事件的年表。为何除了周王室外还多出一路诸侯，众说不一，主要有殊鲁说、殊秦说、殊吴说三种说法。具体年代起于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上承《三代世表》，下启《六国年表》。
本文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序言，实为一篇独立的历史评论文章。司马迁通过追溯周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脉络，揭示礼崩乐坏的根源，并借此说明编撰《十二诸侯年表》的动机与意义。全文以“读春秋历谱谍”开篇，引出对周厉王失政的感慨，进而展开对春秋时代政治格局演变的宏观叙述，强调王权衰落、霸权兴起、礼乐废弛的历史趋势。在此基础上，司马迁梳理了自孔子作《春秋》以来诸子百家如何继承与发展这一经典传统，最终落脚于自己创制“年表”的学术目的——综括终始、提纲挈领，为后学提供一部系统清晰的历史纲要。文章兼具史识、哲思与文献学价值，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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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文作为《十二诸侯年表》的序言，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结构性。全篇以“废书而叹”起笔，情感真挚，立意深远，既表达对历史兴亡的沉痛反思，又奠定全文悲慨苍凉的基调。司马迁巧妙运用“见微知著”的手法，从“象箸”“衽席”等细节点切入，揭示王朝衰亡的内在逻辑，体现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文中对《春秋》传承脉络的梳理，不仅展示先秦学术的发展轨迹，更凸显《春秋》作为“王道”载体的核心地位。而自左丘明至吕不韦等人对《春秋》的改编与再创作，反映出经典在不同时代的转化与应用，也为司马迁自身编纂“年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文章语言凝练典雅，骈散结合，既有议论之严密，又有抒情之深沉。结尾提出“欲一观诸要难”，进而创制年表，实现了从感叹到建构的升华，彰显史家“成一家之言”的自觉意识。整体而言，此文堪称中国古代史论散文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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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刘知几《史通·二体》】：“寻《春秋》之前，载文惟远，自《史记》以下，叙事多详。然迁之刊述，采摭群言，错综源流，勒成一史。其《年表》诸序，尤能提纲举要，辨析条贯。”
2. 【郑樵《通志·总序》】：“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纪传，长于表志。其《十二诸侯年表序》，综括《春秋》大义，贯穿百家遗说，非博极群书者不能为也。”
3.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太史公作《年表》，始于共和，讫于孔子，所以正乱世之纪也。其序文慨然有忧患之意，盖伤周道之衰，而思拨乱反正之道焉。”
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十二诸侯年表》以共和为始，实为中国信史之开端。其序文追述《春秋》源流，旁及诸子著述，可谓集先秦史学之大成。”
5.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此序气体高浑，议论闳深，自‘废书而叹’以下，层层推进，至‘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收束，结构完密，足为史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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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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