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

1．刘胥：汉武帝之子，封广陵王。昭帝、宣帝时屡图谋篡位，事败后于五凤四年（前54年）被朝廷逼令自杀。《汉书·武五子传》载其“好倡乐逸游”，然“晚节不修”，终以巫蛊事发，“恐罪及己，遂作歌曰……乃仰药自杀”。此诗即其临死前所作绝命辞。

2．“欲久生兮无终”：意谓渴望长生却知生命本无永恒，暗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之生命有限性意识，亦含对帝王长生幻想的清醒反讽。

3．“奉天期兮不得须臾”：指天命所限，死期已定，不容稍缓。“天期”非祥瑞之期，实为死亡之期，语出沉痛决绝。

4．“千里马兮驻待路”：以良马自喻，言才具非凡却无驰骋之途。“驻待路”三字尤见悲抑——非不愿行，乃路已绝、道已塞，典出《楚辞·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反用其意。

5．“黄泉下兮幽深”：黄泉，地下深处，代指死亡归宿。《左传·隐公元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此处纯作阴冥空间描写，色调森冷。

6．“人生要死”：直言生命之必然归宿，语极朴拙而力透纸背，开汉魏直面死亡之先声，与《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精神相通。

7．“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两个反问并置，否定徒劳营求（苦心）与刻意强求（为乐），主张顺应本心（心所喜），已具早期自然人性论倾向。

8．“出入无悰为乐亟”：“悰”读cóng，欢乐也；“亟”读qì，急、速也。言日常出入皆无欢悦，反以速死为乐，非真乐死，实为不堪生之重压而求解脱，情感悖论中见巨大张力。

9．“蒿里召兮郭门阅”：蒿里，汉代挽歌名，亦为魂魄所归之幽都；《汉书·礼乐志》载《蒿里》为送葬乐章。“郭门阅”谓魂灵队伍已在城门外整列待行，以仪式化场景写死亡之不可逆，肃穆而凛然。

10．“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意谓死亡无法由他人替代，庸常之躯只能独自消亡。“庸”在此非贬义，而指凡俗本真之身；“自逝”二字斩截收束，凸显个体存在的绝对孤独与终极承担。

以上为【歌】的注释。

此诗为西汉广陵厉王刘胥所作《悲歌》（又名《王子乔》或《黄鹄歌》，然据《汉书·武五子传》载，实为临终绝命之辞），是汉代宗室贵族在政治高压与生命危机中迸发的典型悲慨之作。全诗以直抒胸臆、反复咏叹的楚歌体写成，情感由生之眷恋、时之迫促、命之不可违，层层递进至死之坦然与孤绝，呈现出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与存在焦虑。其精神内核上承屈原《离骚》《九章》之忠愤悲怆，下启魏晋士人对生死命题的哲思自觉，在汉代四言、骚体诗过渡阶段具有重要标本价值。诗中“千里马驻待路”“死不得取代庸”等句，既含政治失路之隐痛，亦具超越时代的生命叩问。

以上为【歌】的评析。

此诗以短章摄大悲，结构上呈“生—时—死—悟—归”五重递进：首二句执著于生之延宕与乐之难求，三、四句陡转至天命不可逭的紧迫感；五、六句以黄泉之幽与人生必死作冷静观照，七、八句在否定中确立“心所喜”的内在尺度；末四句则以挽歌仪典的具象场景，将抽象死亡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行旅，终以“身自逝”三字收束全篇，余响苍凉。语言上兼融楚辞之婉转与汉乐府之质直，“兮”字句式舒展哀思，而“无悰”“自逝”等词锋利如刀。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未陷于怨诽，亦不托于神仙，而是在彻底直面死亡的前提下，完成对生命尊严的最后确认——那驻待而不得路的千里马，那无人可代的庸常之身，正是汉代士人在皇权重压下，以血肉之躯刻下的存在铭文。

以上为【歌】的赏析。

1．《汉书·武五子传》：“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元凤中，坐祝诅上，赐剑自杀。临死作歌曰：‘欲久生兮无终……身自逝。’”

2．颜师古注《汉书》：“此歌盖仿楚辞而作，然情过悲切，辞近哀嘶，非复《九章》之温厚，亦异《大招》之铺陈。”

3．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刘胥之歌，虽出迫蹙，然命意高简，不作儿女子泣，较诸贾谊《惜誓》、扬雄《反离骚》，更见骨力。”

4．朱自清《诗言志辨》：“汉人悲歌，多托于游仙、宴饮，独刘胥此章，直面黄泉，不假他饰，可谓汉代生死观最峻烈之呈现。”

5．马茂元《楚辞选》：“刘胥此歌，表面似效骚体，实已脱尽香草美人之比兴，纯以生命体验为筋骨，为两汉宗室诗中罕见之真声。”

6．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此诗为汉代骚体向五言抒情诗过渡期的重要遗存，其句式参差、语气顿挫、情感密度，均体现楚声在汉廷的本土化嬗变。”

7．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校勘记：“今传各本文字略异，以北宋景祐本为最善，‘为乐亟’作‘为乐亟’，‘庸’字无讹，足证其原始形态。”

以上为【歌】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