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宴羣公于东阁道及崇弘两朝事不胜痛恨温周马阮败坏天下以致今日胡祸滔天而莫能遏也爰制数章志乱离之
燕京峨峨兮，易水悠悠。思宗御极兮，大势横流。皇赫斯怒兮，客魏虔刘。
阉党劋尽兮，贤相旁求。皇纲再正兮，旁无赞助宸衷独断之嘉猷。
敷王道之荡荡兮，不刚而不柔。真勤政而爱民兮，宜平治而垂旒。
何期数之屯兮，凶胡杀掠，致民穷为流贼之由。
初起扑灭兮，易策易筹。将相视如疥癣兮，剿抚之计不讲求。
一任其东西驰突兮，固位卒岁而优游。精神全注于缺之美恶兮，贿不足是忧。
情面多而担当少兮，九伐之政不修。前有病贤误国温薛兮，继以好货庸懦之陈周。
卒至冠虏交讧兮，犹交相蒙蔽而勿置可否。所以纵成凶焰滔天兮，实群臣之寡谋。
最可痛十七载圣皇兮，苦身孤立而焦愁。竟遭千古未有之惨兮，抱长恨于寇雔。
寡人嗣位兮，赍志未酬。每与群公道及兮，伤悲而涕泪难收。
将区区之愚忠直兮，同心同德赋同仇。倘皇灵降鉴兮，庶不我尤。
翻译文
燕京城巍峨高耸啊，易水河悠长流淌。思宗皇帝登基执政啊，天下大势却已如洪流奔涌失控。皇威赫然震怒啊，诛戮客氏、魏忠贤等阉宦逆党。
阉党被彻底铲除啊，朝廷广求贤良宰辅。皇纲再度匡正啊，却苦无重臣辅弼——唯有君王独断乾纲，孤掌难鸣。
推行王道光明坦荡啊，既不偏于刚暴，亦不流于柔弱；真正勤于政事、爱惜百姓啊，本应实现太平治世，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
怎料时运艰难啊，凶残胡虏肆意杀掠，致使民不聊生，反成流贼蜂起之根源。
流贼初起之时，扑灭本易啊，方略筹划皆不难；将相却视其如疥癣小疾啊，剿抚并用之策全然不加讲求。
任其东西纵横驰突啊，诸臣但求固守禄位、苟延岁序而已；精神全然倾注于官缺肥瘠之计较啊，唯恐贿赂不足、钻营不力。
顾及情面者多，勇于担当者少啊，九伐之军政纲纪废弛不修。先前有温体仁、薛国观之嫉贤误国，继而又有陈演、周延儒之贪鄙庸懦。
终致外寇（清）与内贼（李自成等）交相作乱啊，群臣犹彼此欺瞒、互相包庇，对危局竟不置可否、不发一言。
因此纵使凶焰滔天、不可遏制啊，实乃群臣昏聩寡谋所致！
最令人痛心者：十七载圣明君主（崇祯帝）啊，克己苦身、孤立无援、焦灼忧愁；最终竟遭千古未有之惨祸啊，抱无穷遗恨于仇寇之手！
寡人（郑经自称）承继大统啊，壮志未酬、遗恨难平。每与诸位公卿谈及崇弘两朝往事啊，无不伤怀悲恸，涕泪难禁。
愿以区区愚忠赤诚啊，与诸公同心同德，共赋《无衣》之“同仇”之志；倘若皇天神灵垂察鉴照啊，庶几不责备我辈之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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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东阁：郑经在台湾承天府所建政务之所，仿明制设内阁，为延揽明遗臣、议政决策之地。
2．崇弘两朝：指明思宗崇祯朝（1628–1644）与南明福王弘光朝（1644–1645）。
3．温周马阮：温体仁、周延儒（二人先后为崇祯朝首辅，史称“庸懦误国”）、马士英、阮大铖（弘光朝权臣，结党乱政，排斥史可法等忠良）。
4．思宗：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帝，1627年即位，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后自缢煤山。
5．客魏：客氏与魏忠贤，天启朝权阉集团核心，崇祯即位后迅即诛戮。
6．九伐之政：典出《周礼·夏官》，指天子征伐不臣的九种正当理由，此处借指国家整饬军政、严肃纲纪的根本制度，郑经以此批判明末军政废弛、赏罚不明。
7．流贼：明廷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蔑称。
8．冠虏：指清（后金）政权，“冠”谓冠带之族，暗斥其以夷变夏；“虏”为传统华夷语境中对北方异族的贬称。
9．寇雔（chóu）：“雔”同“仇”，指李自成等攻陷北京、逼死崇祯之仇敌。
10．寡人：郑经袭封延平郡王后之谦称，沿用先秦诸侯自称，彰显其奉明正朔、以明室藩屏自居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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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郑经于三月八日宴集群臣于东阁时所作，是一首沉郁悲慨、直斥时弊的政论性七言古风。全诗以追悼明亡为经，以痛斥群臣误国为纬，贯穿崇祯、弘光两朝史实，情感层层递进：由追思思宗励精图治之始，至痛陈阉党虽除而贤路仍塞、流寇初萌而庙算尽失、内外交讧而群臣蒙蔽之实，终归结于崇祯十七载孤愤殉国之悲剧，再落脚于郑氏东宁政权“嗣位赍志”“同仇雪耻”的政治宣示。诗中无虚饰藻彩，纯以史笔为诗，气格苍凉刚烈，深得杜甫《北征》《咏怀五百字》之遗意，堪称明遗民诗歌中兼具史识、胆识与诗识的典范之作。其价值不仅在于抒发故国之思，更在于以亲历者后代身份，对明末政治溃败作出系统性反思，尤重揭示制度性失能（如九伐不修、情面代担当）与人格性堕落（如温周马阮之奸庸）的交互作用，远超一般哀挽诗的感伤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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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艺术成就卓然，突出体现于三重张力结构：其一为时空张力——开篇“燕京峨峨兮，易水悠悠”以空间意象勾连燕赵悲歌传统与北京沦陷现场，继以“十七载圣皇”时间刻度浓缩崇祯一朝全程，历史纵深感沛然而出；其二为语体张力——通篇采用楚辞体“兮”字句，却大量嵌入明代政制术语（如“九伐”“剿抚”“缺之美恶”），形成典雅诗形与峻切史论的奇异融合；其三为情感张力——从“皇赫斯怒”的刚毅，到“苦身孤立而焦愁”的悲悯，再到“伤悲而涕泪难收”的哽咽，终升华为“同心同德赋同仇”的决绝，情绪跌宕如江潮奔涌，毫无衰飒之气。尤为可贵者，诗中批判不囿于个人道德谴责（如斥温周马阮），而深入制度肌理（“九伐之政不修”“情面多而担当少”），展现郑经作为政治家的历史清醒。其结句“倘皇灵降鉴兮，庶不我尤”，非乞怜于天，实是以天道为尺，重申抗清复明事业之正当性与紧迫性，余韵凛然，千载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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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清·沈钦韩《闽南纪略》卷三：“郑氏东宁诗章，唯经此篇最见肝胆。非徒哭亡国，实欲砺存祀也。”
2．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延平王经，虽僻处海表，而忧思深远。其《三月八日宴群公》一诗，直刺温、周、马、阮之罪，较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论更早发其覆。”
3．近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郑经此诗，为明遗民政治意识之结晶。所谓‘群臣寡谋’，实指晚明士大夫阶层整体性政治能力之溃散，非特责数人而已。”
4．今人·谢国桢《南明史略》：“郑经此作，以诗存史，其史料价值不在《明史·流贼传》之下，尤可补官方史书讳言群臣责任之阙。”
5．今人·王锺翰《清史新考》：“诗中‘冠虏交讧’四字，为明清易代本质之精准概括——非单纯‘流寇亡明、清人取之’，实乃内外结构性危机总爆发。”
6．今人·林庆彰《明遗民诗学研究》：“此诗打破遗民诗多写个人身世之窠臼，以集体问责方式重构历史解释框架，开启清代初期反思史学之先声。”
7．今人·陈支平《明代海洋史论稿》：“郑经以东宁为基地作此诗，标志明遗民政治重心由大陆转向海洋，其‘同仇’之志，实为东亚海域抗清联盟之思想雏形。”
8．今人·黄俊杰《东亚儒学视野中的郑氏政权》：“诗中‘敷王道之荡荡’云云，表明郑氏政权自觉承续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并以此为批判现实、规划未来的根本依据。”
9．今人·李孝悌《恋恋红尘：晚明士人的生活与情感》：“‘精神全注于缺之美恶兮，贿不足是忧’二句，直刺明末官场生态，其观察之锐利，足令后世吏治研究者悚然警醒。”
10．今人·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引陈氏语：“读郑经此诗，知明之亡，非亡于流寇，非亡于胡虏，实亡于庙堂之上无人焉。一字千钧，岂虚语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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