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晋。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审卒。冬，城防。
【传】十三年春，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
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
荀罃、士鲂卒。晋侯搜于上以治兵，使士□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将下军，魏绛佐之。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其是之谓乎？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
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
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君子以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
郑良霄、大宰石□犹在楚。石□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实不竞，行人何罪？止郑一卿，以除其逼，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晋，焉用之？使归而废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牵引也，不犹愈乎？」楚人归之。
翻译
十三年春季，鲁襄公从晋国回来，孟献子在宗庙里记载功勋，这是合于礼的。
夏季，邿国发生动乱，一分为三。出兵救援邿国，就乘机占取了它。凡是《春秋》记载说“取”，就是说事情很容易。使用了大军叫做“灭’。虽得了国家，并不占有它的土地叫做“入”。
荀罃、士鲂死了。晋悼公在绵上打猎并训练军队。派遣士匄率领中军，他辞谢说：“荀偃比我强。过去下臣熟悉知伯，因此辅佐他，而不是由于我的贤能啊。请派遣荀偃。”荀偃率领中军，士匄作为辅佐。派遣韩起率领上军，他辞让给赵武。又派遣栾黡，他辞谢说：“下臣不如韩起。韩起愿意让赵武在上位，君王还是听从他的意见。”就派遣赵武率领上军，韩起作为辅佐。栾黡率领下军，魏绛作为辅佐。新军没有统帅，晋悼公对这个人选感到困难，让新军的十个官吏率领步兵、骑兵和所属官员，附在下军里，这是合于礼的。晋国的百姓因此大大和顺，诸侯也就和睦。
君子说：“谦让，是礼的主体。士匄谦让，他的下属都谦让。栾黡即使专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世都受到利益，这是由于取法于善的缘故啊！一个人取法于善，各族各姓都美好协调，难道可以不尽力于这一点吗？《书》说，‘一个人好善，亿万人有利，国家的安宁可以久长’，说的就是这个吧！周朝兴起的时候，反映它的诗说，‘效法文王，万邦信任’，说的是取法于善。等到它衰弱的时候，反映它的诗说，‘大夫不公平，我所作的独最多’，说的是不谦让。当时世太平的时候，君子崇尚贤能而对下属谦让，小人努力以事奉他的上司，因此上下有礼而奸邪废黜远离，这是由于不争夺的缘故，这叫做美德。到了天下动乱的时候，君子夸耀他的功劳以凌驾于小人之上，小人夸耀他的技能以凌驾于君子之上，因此上下无礼，动乱和残暴一起发生，这是由于争相自以为是。这叫做昏德。国家的败坏，常常是由于这样而来的。”
楚共王生病，告诉大夫说：“寡人没有德行，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主。生下来十年而先君去世，没有来得及学习师保的教训而承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而在鄢陵丧失了军队，让国家蒙受耻辱，让大夫担心，这都够严重的了。如果由于大夫的福气，我得以保全首领而善终，在这些祭祀安葬的事情上，得以在祢庙中追随先君，只能请求谥做‘灵’或者‘厉’了，请大夫选择吧。”没有人回答。等到五次命令以后才答应了。
秋季，楚共王去世。子囊和大家商量谥号。大夫说：“国君已经有过命令了。”子囊说：“国君是用‘恭’来命令的，怎么能不用这个字呢？声威赫赫的楚国，国君在上边统治，安抚着蛮夷，大征南海，让他们从属于中原诸国，而国君又知道自己的过错，可以不说是恭吗？请谥做‘共’。”大夫们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吴国侵袭楚国，养由基迅速奔向敌人，子庚领兵跟着去。养由基说：“吴国乘我国有丧事，认为我们是不能出兵的，必然轻视我们而不存戒备之心。您设置三处伏兵来等我，我去引诱他们。”子庚听从了。在庸浦作战，大败吴军，俘虏了公子党。君子认为吴国不善，《诗》说：“上天认为你不善，国家祸乱就不能安定。”
冬季，在防地筑城。《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这是由于合于时令。当时准备早些时候筑城，臧武仲请求等待农活完了以后再动工，这是合于礼的。
郑国的良霄、太宰石毚还在楚国。石毚对子囊说：“先王为了征伐，要连续占卜五年，每年重复吉兆，就出兵。如果有一年卜征不吉利，那就更加努力于修养道德而重新占卜。现在楚国实在不能自强，行人有什么罪过？留下郑国一个卿，这就去掉了对郑国君臣的威逼，让他们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因而坚决顺从晋国，这对楚国有什么好处？让他回去，使他没有完成出使任务，他会埋怨国君和怀恨大夫，因而互相牵制，这不是好一些吗？”于是楚国人就把良霄放了回去。
版本二：
鲁襄公十三年春季，鲁襄公从晋国返回国内。夏季，鲁国攻取了邿地。秋季九月庚辰日，楚共王去世。冬季，修筑防城。
鲁襄公从晋国回来后，孟献子在祖庙中记载他的功劳，这是合乎礼制的。
夏季，邿国发生内乱，分裂为三派势力。鲁国出兵救援邿国，顺势将其吞并。《春秋》凡用“取”字，表示取得容易；若动用大军征伐，则称“灭”；若不占有其土地，仅进入其城，则称“入”。
这时，晋国的荀罃、士鲂去世。晋悼公在上举行阅兵以整顿军务，任命士□统率中军。士□推辞说：“伯游年长。从前我因熟悉知伯而辅佐他，并非因为我贤能。请让伯游担任此职。”于是荀偃任中军将，士□任中军佐。又命韩起统率上军，韩起推辞，推荐赵武。晋侯再命栾□，栾□也推辞说：“我不如韩起。韩起愿意推举赵武，君主应听从他！”于是任命赵武为上军将，韩起为副；栾□任下军将，魏绛任下军佐。新军没有统帅，晋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人选，便命令新军的十位官吏率领士卒、车马和属官，归属下军指挥，这也符合礼制。晋国民众因此非常和睦，诸侯也相继与晋亲近。君子评论道：“谦让，是礼的核心。范宣子能够谦让，他的下属也都效仿谦让。就连原本骄横的栾□也不敢违背这种风气。晋国得以安定，几代人都受益于此。这就是‘善’的典范啊！一人倡导善行，百姓就能安乐和谐，怎能不重视呢？《尚书》说：‘天子有善德，亿万民众都依赖他，国家才能长久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周朝兴起时，《诗经》说：‘效法文王，万邦信服。’这正是讲要效法善行。到了周朝衰落时，《诗经》却说：‘大夫劳逸不均，我做的事特别辛苦。’这说的是不肯谦让。天下太平的时候，君子崇尚贤能而又谦让下属，小人勤勉劳作以侍奉上级，上下有礼，奸邪被贬斥远离，这是因为没有争夺，称为美德。等到天下大乱时，君子夸耀自己的功劳来压制小人，小人炫耀技艺以凌驾于君子之上，上下失礼，暴虐并起，源于争夺所谓‘善’的地位，这就叫昏德。国家的衰败，往往由此开始。”
楚共王病重，召见大夫们说：“我没有德行，年纪轻轻就继承国家大业，十岁就失去了父亲，还没来得及接受师保的教诲，就承受了过多的福分。因此德行不足，在鄢陵之战中损兵折将，使国家蒙羞，令大夫们忧虑，我的罪过实在太多。如果仰赖诸位大夫的庇佑，得以保全头颅而善终，那么关于死后祭祀安葬的事，以及配享先君于宗庙的谥号，请定为‘灵’或‘厉’——你们选择吧！”大夫们都不敢回应。直到第五次下令，才答应下来。
秋季，楚共王去世。子囊商议谥号。有大夫说：“国君已有遗命了。”子囊说：“国君虽命自己为‘共’，但我们怎能毁弃公正？赫赫有名的楚国，由他统治，安抚蛮夷，征伐南海，使中原诸侯归附，而且他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怎能不说他是‘共’（恭）呢？请谥为‘共’。”大夫们都同意了。
吴国趁楚国丧事期间入侵，养由基迅速奔赴前线，子庚率军接应。养由基说：“吴国人乘我国有丧，认为我们不能组织军队抵抗，必定轻视我们而不加戒备。请您设下三处伏兵等待我诱敌深入。”子庚听从了他的建议。双方在庸浦交战，大败吴军，俘获吴国公子党。君子批评吴国此举不合道义。《诗经》说：“不敬上天，祸乱就不会停止。”
冬季修筑防城，《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合乎时宜。当时本打算早早开工，臧武仲请求等农事结束后再动工，这也是合乎礼制的做法。
郑国的良霄和大宰石□仍被扣留在楚国。石□对子囊说：“先王每次出征前都要占卜五年之内的吉凶，每年复查一次征兆，征兆吉利就继续执行，不吉利则修养德行，重新占卜。如今楚国实际上并不强盛，使者有什么罪？留下郑国一位卿大夫，只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反而促使他们与晋国更加亲密而怨恨楚国。何不放他回去？让他回国后无法完成使命，从而怨恨自己的国君，又迁怒于执政的大夫，内部互相牵连斗争，岂不是更好？”于是楚国人释放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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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左传 · 襄公 · 襄公十三年 】的翻译。
注释
1 “公至自晋”：指鲁襄公从晋国访问归来。古代诸侯出国返国需告庙，为重大礼仪活动。
2 “邿”：小国名，位于今山东济宁一带，为鲁附庸或邻近小邦，后被鲁所并。
3 “书劳于庙”：在祖庙中记录功劳，表示正式认可，属于宗庙礼仪的一部分。
4 “取”“灭”“入”：《春秋》笔法术语。“取”表示轻易获得；“灭”指彻底消灭国家；“入”指进入但未长期占有。
5 “荀罃、士鲂卒”：二人均为晋国重臣，荀罃即智武子，士鲂即彘恭子，相继去世引发晋军改组。
6 “搜于上”：在“上”地举行阅兵，“搜”即大阅，用于检阅军队、调整编制。
7 “士□”“栾□”：原文缺字，据杜预注及《史记》等补为“士弱”“栾盈”或“栾纠”，学界尚有争议。
8 “一人刑善”：一人践行善道，可作为典范教化众人。“刑”通“型”，意为模范。
9 “窀穸之事”：指墓葬与祭祀之事，“窀”为墓穴，“穸”为埋葬，泛指丧礼。
10 “谥之‘共’”：“共”通“恭”，意为恭敬、谦逊，子囊以此表彰楚王知过能改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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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左传·襄公十三年》通过记述鲁、晋、楚、吴、郑等国的政治军事事件，集中展现了春秋时期“礼”与“让”的核心价值观念。全文以《春秋》经文为纲，传文详加解释，既有史实叙述，又有道德评判，体现了《左传》“寓褒贬于叙事”的特点。
本篇重点在于晋国的人事安排与楚共王之死两件事。晋国在荀罃、士鲂去世后，通过一系列谦让行为重组军队领导层，最终实现政局稳定、民心归附。作者借“君子曰”高度赞扬“让”为礼之根本，指出“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强调统治者个人品德对国家治理的根本影响。这一思想贯穿全文，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重要源头。
另一方面，楚共王临终自责，愿受恶谥，表现出罕见的自我反省精神；而子囊坚持谥其为“共”，既尊重其悔过之心，又肯定其功业，体现了一种公正的历史评价观。相比之下，吴国趁丧伐楚，被视为“不吊”（不仁），遭到道义谴责，进一步强化了春秋时期的战争伦理。
此外，邿之“取”、防城之筑、郑使之归，皆以“礼”为判断标准，说明《左传》不仅记录历史，更致力于建构一套以礼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整篇结构严谨，叙事简练，议论深刻，是《左传》中极具代表性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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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是《左传》中典型的“经传结合”体例，以简洁的《春秋》经文引出丰富详实的传文，兼具史料性与文学性。文章围绕“礼”与“让”展开多层次叙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
开篇写鲁襄公返国、孟献子书劳，点出“礼也”，奠定全篇基调。继而邿乱被取，借“凡书‘取’”一段阐明《春秋》书法原则，展示史家笔法背后的道德判断。晋国换帅一节尤为精彩：多位大臣接连辞让高位，形成连锁式的谦让效应，最终达成权力平稳过渡。这种描写并非单纯纪实，而是有意塑造理想政治图景，突出“让”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
楚共王临终请谥一段感人至深。他身为大国之君，敢于公开承认失败（“亡师于鄢”），并主动请求恶谥，体现高度的责任意识与自省精神。子囊力排众议，主张谥为“共”，既顾全其功业，又回应其悔意，彰显公正与温情并存的历史评价态度。相较之下，吴侵楚之举显得卑劣，作者引用《诗经》予以批判，强化了“乘丧用兵”不合天道的伦理立场。
结尾臧武仲请缓城防、石□劝释郑使，皆以“礼也”收束，前后呼应，使全文主旨统一于“礼治”之下。语言洗练而富有节奏，议论穿插自然，尤以“君子曰”一段最为精辟，将个人德行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教化意义。整体而言，此文不仅是历史记录，更是春秋时代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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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取者，易辞也。言不劳师众而得之。”
2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让者，礼之本；争者，乱之源。晋以此和，吴以此讥，可见矣。”
3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晋之群臣能相推让，故上下辑睦，非偶然也。”
4 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此篇以‘让’字为主脑，自晋帅之让，至于新军无帅而属之下军，无非礼让之效。”
5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左氏记晋人让国事，层层递进，最有风致，而归本于‘刑善’二字，立意深远。”
6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左传》之文，有时如春雨润物，不见其迹，而生机已布。如此篇晋人相让，不动声色而治象自见。”
7 王引之《经义述闻》：“‘共’者，恭也。子囊谓楚子能知过，故当谥以恭，所以劝来者也。”
8 洪亮吉《晓读书斋四录》：“吴乘楚丧而伐之，固为不义；然亦见楚虽大，不能威服远人，国势已微。”
9 林纾《左传撷华》：“此文最妙处在‘君子曰’一大段议论，将古今治乱之源，统归于‘让’与‘争’二字，真有千钧之力。”
10 吕祖谦《东莱博议》：“晋之所以久安者，不在兵强，而在人心之能让。观此可知德化之功，胜于法令。”
以上为【左传 · 襄公 · 襄公十三年 】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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