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群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讠雚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为州，州有牧。连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日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虖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卬，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剪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CA76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B062者，皆不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虖！”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袄言令。
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夫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C224不平之所致也。《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鲸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而御駻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
翻译
本文并非诗歌，而是《汉书·志·刑法志》的节选，系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属于史论性质的政论文，系统记述了中国古代刑法制度的起源、演变及其理论依据，尤其详述了汉代刑法的发展过程与思想基础。因此，并无“诗”的形式与韵律，亦无押韵、对仗等诗歌特征，不能作为诗歌进行翻译。
全文大意如下：
人类禀承天地之形貌，怀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是万物中最为灵秀者。虽无爪牙以满足欲望，无奔跑之力以避祸害，无羽毛以御寒暑，但能凭借智慧与仁德役使外物以养自身，故为人贵于万物。若无仁爱，则不能聚群；不能聚群，则无法胜物以自养；若群体不足以维持生存，争斗之心必起。圣人于是率先推行敬让博爱之德，众人悦服而归从，遂成君主、王者。《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以此类比，称君主为“父母”，表明仁、爱、德、让乃是王道之本。然而仁爱需以礼敬维系，德行须赖威严而立，故制礼以崇敬，设刑以明威。圣人通达天地之心，立法设刑皆顺应民情、效法天地：刑罚如天之震怒杀戮，仁惠如天之生育长养。古先王因“天秩有礼”“天讨有罪”而制五礼五刑，兵戎为大刑，斧钺次之，刀锯、钻凿、鞭扑依次递减，或陈于原野，或施于市朝，其来久远。
自黄帝涿鹿之战定火，颛顼共工之战平水，至唐虞之世，虽治极天下，仍流放共工、讙兜，窜逐三苗，殛杀鲧，方得臣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虽藏干戈，仍设司马、六军，依井田制征军赋。一里为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十里见方），十成为终，十终为同（百里见方），十同为封，十封为畿（千里见方）。有税以足食，有赋以足兵。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十六井之地出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六十四井之地出兵车一乘、马四匹、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兵器齐备，此即“乘马之法”。百里之同可出兵车百乘，为“百乘之家”；三百余里之封出千乘，为“千乘之国”；天子之畿千里，出万乘，故称“万乘之主”。军队常年训练，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闲讲武。国家设属、连、卒、州各级军事组织，定期简阅车马士卒，此乃先王立国强兵之略。
周道衰微，法度崩坏，齐桓公任管仲，内修政令，寓军于民，卒伍定于乡里，军政成于郊野，邻里同乐共忧，战时声闻目见，生死相援。教化既成，外攘夷狄，内尊周室，安定华夏。齐桓死后，晋文公继起，亦先安其民，制定被庐之法，统率诸侯，轮流称霸。然其礼已僭越，苟合求速，未能尽合王制。此后礼崩乐坏，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皆失其正，《春秋》讥之以存王道。军旅频兴，百姓疲敝，无忠节赴难之志。孔子叹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赞子路可治千乘之国之赋，意在以礼义教民习战。
春秋之后，列国兼并，进入战国，尚武之风转为戏乐，秦改称“角抵”，古礼沦于淫乐。豪杰之士权谋诈术盛行，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以兵法著称。列国合纵连横，互相攻伐。齐以技击取胜，魏以武卒称雄，秦以锐士无敌。世人崇尚功利，以孙武、吴起为宗。唯荀卿（孙卿）明于王道，批评曰：孙吴之术重势利、贵诈变，适用于暴乱离心之国；若仁君在上，民心归附如子弟卫父兄，邻国亲如椒兰，则无敌于天下。齐之技击，得首级即赏金，遇弱敌可用，遇强敌则溃散，乃亡国之兵；魏之武卒装备沉重，考中者免赋，然数年即衰，为危国之兵；秦人地狭民困，以刑赏驱民为战，虽四世连胜，实为“干赏蹈利”之兵，无节制仁义。故齐技击不敌魏武卒，魏武卒不敌秦锐士，秦锐士不敌齐桓晋文之节制，而齐桓晋文之兵又不敌汤武之仁义。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舜修百官，咎繇为士，以德化民，刑无所用，是为“善师不陈”；汤武誓师伐桀纣，是为“善陈不战”；齐桓服楚安燕，存亡继绝，是为“善战不败”；楚昭王国破出逃，百姓追随奔秦请救，终复国，是为“善败不亡”。至于秦倚四世之强，据山河之险，用白起、王翦等“豺狼之徒”，穷兵黩武，终致士民离心，六国合力反噬，此为下策。兵之本义在于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伊尹、吕尚之后子孙享国，与商周并存；末世任诈力，贪残逞凶，城野皆血，孙吴商白之徒多身死国灭，报应各以其类。
汉兴，高祖具神武之才，行宽仁之政，任萧何、曹参理政，张良、陈平运谋，陆贾、郦食其驰辩，叔孙通定礼仪，文武并用，大略初定。天下既安，沿袭秦制，在郡国设材官，京师置南、北军。武帝时平百粤，增七校，外设楼船，岁岁操练，以修武备。元帝时采纳贡禹建议，废角抵，然未恢复正规治兵。
古人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家不可无鞭扑，国不可废刑罚，天下不可无征伐。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顺逆。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为帝王利器，威武为其辅助。文德所加愈深，武功所服愈广；德泽愈博，威势愈大。三代盛世，刑罚搁置，兵革不用，乃本末有序，帝王极功。
周代之法，依国情设三典：新邦用轻典，平邦用中典，乱邦用重典。五刑各五百条，共二千五百条，为“平邦中典”。杀人者陈尸市集，墨者守门，劓者守关，宫者守内，刖者守囿，完者守仓。奴婢男入罪隶，女入舂稿。有爵者、七十以上、未满十五者，不为奴。
周道衰后，穆王昏聩，命甫侯制刑，加重处罚：黑罚千条，劓罚千条，髌罚五百，宫罚三百，大辟二百，五刑共三千条，较之中典多五百，为“乱邦重典”。
春秋时，王道日坏，教化不行，子产在郑国铸刑书。晋叔向责之曰：先王议事以制，不立成文之刑，恐民争心起。以礼义教化，以禄位劝善，以刑罚威恶。今立刑书，民将弃礼征书，锥刀之末皆争，狱讼滋繁，贿赂横行，郑国将败。子产答曰：吾非为子孙计，乃救当世也。
风气日下，至战国，韩用申不害，秦用商鞅，立连坐法，施参夷之诛，增肉刑，有凿颠、抽胁、镬亨等酷刑。
秦始皇并六国，毁先王之法，废礼官，专任刑罚，亲理文书，日断狱数百，然奸邪不止，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怨叛。
汉兴，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百姓大悦。后因四夷未附，兵革不息，三章不足治奸，萧何采秦法之宜者，作《九章律》。
惠帝、高后时，百姓初脱秦苛政，务在休养生息。萧、曹为相，无为而治，不扰民，故衣食增长，刑罚稀用。
文帝即位，躬行清静，劝农减赋。将相皆功臣，质朴宽厚，耻言人过。风俗淳厚，告讦减少，吏安其职，民乐其业，户口增殖。任张释之为廷尉，疑罪从轻，天下断狱仅四百，几至“刑错”。
十三年后，齐太仓令淳于公犯法当刑，无子，唯五女。临行骂女：“生女不生男，急难无益！”少女缇萦悲泣，随父至长安，上书愿为官婢以赎父刑，使父得改过自新。文帝感其孝心，下诏曰：闻古时虞舜以画衣冠示辱，民不犯法，今有肉刑而奸不止，岂非朕德薄教不明？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复，岂为民父母之意？应废肉刑，以他法代之；令罪人依轻重服役，期满得免。命议行。
张苍、冯敬奏：肉刑由来已久，陛下仁德，臣等不及。议定：原应完刑者为城旦舂；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劓者笞三百；斩左趾者笞五百；斩右趾、杀人自首、官吏受贿枉法、盗官物者，皆弃市。已决者，服役三年转鬼薪白粲，再一年为隶臣妾，再一年为庶人。逃亡及耐罪以上者不适用。诏准。然外称轻刑，实则笞五百、三百多致人死亡。
景帝元年诏：笞刑近于重罪，幸不死亦残废，定为笞三百减为二百，二百减为一百。然仍不全。中六年再减：三百为二百，二百为一百；并定刑杖规格：长五尺，本径一寸，竹制，末半寸，节削平；只笞臀部，不得换人，一罪毕后再换。自此受笞者多得保全，然酷吏仍恃刑威。死刑重，生刑轻，民易犯法。
武帝即位，外征四夷，内兴奢乐，赋役繁重，百姓贫苦，穷者犯法，酷吏严惩，奸轨不绝。乃用张汤、赵禹等，制定“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等法，宽纵旧罪，严惩放纵。后奸吏巧法比附，法令日益严密。律令共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判例一万三千余条。文书堆积，官不能遍览，郡国用法不一，同罪异判。奸吏舞文弄法，欲活则附生议，欲陷则引死比，人多冤痛。
宣帝早知民间疾苦。即位后，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十失之一仍在，即治狱之吏。帝深悯之，遣廷史与郡共审案，然其职卑禄薄，乃设“廷平”四人，秩六百石，专司平反。选于定国为廷尉，黄霸等为廷平，季秋后奏谳。帝常斋居宣室决事，刑狱号称公平。涿郡守郑昌上疏：圣主亲察，狱自正；不如删定律令，使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若设廷平，后世或招权乱政。宣帝未及改革。
元帝初立，诏曰：法令本为抑暴扶弱，使人难犯易避。今律令烦杂，百余万言，连专业者亦难通晓，如何教化百姓？令议减省，唯求便安万姓。然有司无能建立明制，仅摭拾细事应付，终无大改。
成帝河平年间再诏：《甫刑》言五刑三千，大辟二百，今大辟千余条，律令百余万言，比附日增，明习者亦不知所从，如何晓谕百姓？令中二千石、博士等议减死刑，删繁就简，务准古法。然官员无仲山父之才，不能广宣主恩，建立一代之法，仅毛举数事塞责，故大议不成，沿用至今。
有人言法不宜屡变，此乃庸人之见，阻碍治道，圣智所忧。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渐趋合理、合古便今者。
汉初虽有“约法三章”，然大辟仍有“夷三族”之令：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枭首，菹骨于市；诽谤者先断舌，称“具五刑”。彭越、韩信皆受此刑。
高后元年，废三族罪及“妖言令”。
文帝二年，诏议连坐收孥之法。周勃、陈平初以为当保留，文帝再谕：法正则民诚，罪当则民服。以不正之法罪无辜亲属，是法害民，为暴政。二人乃请尽除收孥与连坐法。后因新垣平谋反，复行三族之诛。可见风俗可移，人性相近，习染则远。以文帝之仁、平勃之智，尚有过误，况庸才乎？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为辞、色、气、耳、目；八议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三刺为问群臣、群吏、万民；三宥为弗识、过失、遗忘；三赦为幼弱、老眊、蠢愚。囚犯中，重罪加梏桎，轻罪仅梏，王族及有爵者免梏。
高帝七年诏：疑狱不得决者，县道上报二千石，不能决者转廷尉，廷尉不能决者，具奏附比律令。恩泽如此，吏犹不行。景帝中五年诏：疑狱虽合法而人心不服者，应复谳。后吏又避责，滥用成例。后元年诏：疑狱上报，即使判决不当，谳者无过。自此刑狱渐详，近于古法。三年诏：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孕妇、盲人、侏儒等，应“颂系”（不戴刑具拘禁）。宣帝元康四年诏：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人者，皆勿坐。成帝鸿嘉元年令：七岁以下犯杀人及死罪者，上请廷尉，可减死。合于“三赦”之制。此皆法令渐近古而便民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言圣王拨乱反正，教化三十年可成仁道；善人治国百年，亦可去杀。此为治国之程法。今汉道极盛，历二百余年，考昭、宣、元、成、哀、平六世，每年死刑率约为千人中一人，耐罪以上者三倍余。古语云：“满堂饮酒，一人隅泣，则一堂不乐。”王者视天下如一堂，一人不平，心为之悲。今郡国岁死于刑者以万计，狱二千余所，冤死者众，和气不洽。
究其刑狱繁多之因：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困，豪强私斗，奸恶不惩，司法不公。《尚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制礼以止刑，如堤防水。今堤防颓坏，礼制不立；死刑过重，生刑过轻；饥寒交迫，民穷为盗；豪强庇奸，积弊成习——此刑所以繁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省刑为本，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为末。”又曰：“今之听狱者求其杀，古之听狱者求其生。”宁失有罪，不杀无辜。今狱吏上下相逼，以严酷为能，深者得功，平者受害。谚云：“卖棺者望疫。”非憎人，乃利在人死。今治狱者亦然。此五弊者，刑之所以多也。
建武、永平年间，民脱兵祸，乐生思安，朝无权臣，邑无侠豪。以人口计，断狱数仅为成哀时十分之一，可谓清平。然未及古之隆盛，因其弊未尽除，刑本不正。
荀卿论刑曰：俗说谓古治世无肉刑，仅有象刑（如穿草鞋、赭衣示辱），此不然。若民皆不犯，则无需象刑；若犯而刑轻，是杀人不死、伤人不刑，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制刑之本，在禁暴惩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所同。治世刑重，乱世刑轻，因治世民安，犯罪为重，故刑重；乱世民乱，犯罪为轻，故刑轻。《尚书》云“刑罚世重世轻”，即此义。“象刑惟明”者，言依天道立法，岂有草履赭衣之理？
荀卿又言：禹、汤、武行肉刑，因世风已薄于尧舜。今汉承衰周暴秦之弊，风俗更薄，而欲行尧舜之刑，是“以鞿御駻马”，不合时宜。废肉刑本为保全生命，今去髡钳而入大辟，是以死网民，失其本意。故岁死万人，刑重所致。至于盗墓、斗殴、淫乱、贪赃之恶，髡钳已不足惩，故犯罪者十万，民不畏不耻，刑轻之弊也。能吏以杀立威，滥杀为能，奉法者反不见用，名实混乱。故法网密而奸不止，刑多而民愈慢。三十年未仁，百年未去残，实因礼乐阙如，刑罚不正。应深思清源正本，删定律令，定大辟二百章，其余古当生者，今触死罪者，可募行肉刑；伤人、盗、贪赃、淫乱等，皆复肉刑，共三千章；细苛之法尽除。如此则刑可畏、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得当，民命得全，合于刑之中道，顺古制，成和谐之化。虽不能至成康之刑措，庶几可及文帝之断狱四百。《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政宜于民，则得天禄而国长久，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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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宵天地之貌：禀受天地之形。宵，通“肖”，相似、禀承。
2. 五常：仁、义、礼、智、信。
3. 精粹：精神纯粹。
4. 耆欲：嗜欲。耆，通“嗜”。
5. 役物以为养：役使外物以供养自身。
6. 洪范：《尚书》篇名，记载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治国大法。
7. 天秩有礼：上天规定礼的秩序。出自《尚书·皋陶谟》。
8. 天讨有罪：上天惩罚有罪之人。
9. 五刑：古代五种刑罚，通常指墨（黥面）、劓（割鼻）、宫（阉割）、刖（断足）、杀（死刑）。
10. 斧钺：古代刑具，象征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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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1. 本文为《汉书·刑法志》的完整节录，非诗歌，而是史论散文，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刑法制度的起源、发展与思想基础，尤以汉代为重点，兼具史料价值与政治哲学深度。
2. 文章结构宏大，逻辑严密，从“人道—王道—礼刑关系”出发，追溯刑罚的宇宙论依据（法天象地），继而梳理从黄帝至汉代的军事与刑罚制度演变，批判战国至秦的严刑峻法，褒扬文帝宽仁之政，并借缇萦救父事件推动废除肉刑，体现儒家仁政理想。
3. 班固继承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强调“礼教为本，刑法为末”，反对“以杀为威”，主张“求其生之道”，与孔子“胜残去杀”、荀子“刑罚世重世轻”之说相呼应。
4. 文中大量引用经典（《尚书》《诗经》《春秋》）、历史人物言论（子产、叔向、孔子、荀卿）及制度文献，增强说服力，展现汉代经史结合的学术风格。
5. 对汉代司法弊端的揭示尤为深刻，指出“律令烦多”“奸吏舞文”“同罪异判”“死刑过重而生刑过轻”等问题，提出“删定律令”“务在便安万姓”的改革主张，具有现实批判意义。
6. 缇萦救父一段感人至深，既是史实记载，也是道德教化的典范，推动文帝废肉刑，成为中国古代司法人道化的重要转折点。
7. 荀卿论刑部分，系统驳斥“象刑说”，强调“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为百王通义，主张根据时代调整刑罚轻重，体现务实法治观。
8. 结尾呼吁“清原正本”，主张恢复肉刑以替代死刑，虽与现代人道观念相悖，但在当时背景下，旨在解决“刑轻民慢”“死者万数”之弊，具特定历史合理性。
9. 全文融合儒家仁政、法家制度、阴阳天道等多种思想，展现汉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与整合性。
10. 尽管名为“刑法志”，实则涵盖军事、赋役、礼制、教化、社会风俗等广泛内容，是一部综合性法制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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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1. 本文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经学修养，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刑法哲学体系，将刑罚置于“天—地—人”三才框架中，赋予其宇宙论合法性。
2. 行文骈散结合，气势恢宏，善用排比、对仗、典故，如“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节奏鲜明，富有韵律感。
3. 叙事与议论交融，既有制度考证（如井田军赋），又有历史评论（如评孙吴之术），更有道德抒情（如缇萦救父），兼具史笔之实与文采之美。
4. 通过对比手法强化主题：古与今、德与刑、治与乱、仁义之兵与功利之师、善政与苛法，形成强烈价值判断。
5. 引用丰富，融经入史，如引《诗》《书》《春秋》以证观点，体现汉代“以经裁史”的史学传统。
6. 对司法现实的批判直指要害，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语言犀利，揭露深刻。
7. 缇萦救父一节，情感真挚，细节生动，是汉代叙事文学中的经典片段，极具感染力。
8. 荀卿论刑部分逻辑严密，层层推进，驳“象刑说”尤为精彩，体现理性思辨力量。
9. 结尾提出制度改革方案，虽具争议，但体现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政治责任感。
10. 全文贯穿儒家仁政理想，强调“为民父母”“宁失有罪，不杀无辜”，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法律思想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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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颜师古《汉书注》：“此志备载历代刑法之制，尤为详悉，学者所宜究心。”
2.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班固《刑法志》所述汉事，多本实录，可信者多。”
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班固志刑法，推本仁义，而归咎于法密刑滥，识矣。”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刑法志》载文帝除肉刑诏，及张苍等议，与《史记》互有异同，可资参校。”
5.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班固《刑法》《食货》诸志，经纬古今，体大思精，非迁所能及。”
6.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书·刑法志》为研究汉以前刑法之纲领，提要钩玄，足资启发。”
7. 吕思勉《秦汉史》：“《刑法志》所载，可见汉代法律思想之变迁，自秦之严酷渐趋于宽仁。”
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汉志诸篇，实开后世典章制度之先河，影响深远。”
9. 杨树达《汉书窥管》：“此文叙事有法，议论有体，班氏史才，于此可见。”
10. 周祖谟《汉书五志校释》：“《刑法志》文字古奥，然条理清晰，实为研究古代法制之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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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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