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曲

1．孔文举：孔融，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以刚直敢谏、蔑视权贵著称，后为曹操所杀。

2．杨德祖：杨修，东汉末才士，聪慧过人，任曹操主簿，因“鸡肋”事件等屡触忌讳，被曹操诛杀。

3．岑牟：古代鼓吏所戴的红色武冠，形制似盔，此处特指祢衡被曹操强令充任鼓吏时所着服饰，象征屈辱与对抗。

4．老瞒：曹操小字阿瞒，后世习称“老瞒”，含贬义，凸显其老辣阴鸷之权谋家形象。

5．祢生：祢衡，字正平，东汉末狂士，以才辩无双、傲岸不羁闻名，《后汉书》载其“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

6．黄鹤矶：即黄鹤楼所在之蛇山矶头，位于今武汉长江南岸，祢衡被黄祖任为鼓吏后，于此作《鹦鹉赋》，不久即遭杀害。

7．《鹦鹉赋》：祢衡代表作，托物言志，借鹦鹉“闭以雕笼，剪其翅羽”之厄，隐喻士人受制于权势、才性不得舒展之痛，辞采瑰丽而悲慨深沉。

8．“鹦鹉才多为舌误”：化用祢衡《鹦鹉赋》自叹“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直指其悲剧根源在于才高招忌、直言贾祸。

9．“生莫逢，仇主簿”：谓生当乱世，最忌遭遇以构陷才士为能事之权要爪牙；“仇主簿”非实指某人，而是对依附强权、倾轧异己之吏属的典型概括，暗讽明代成化、弘治间厂卫横行、台谏缄默之政局。

10．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人，明中期重臣、文学家，内阁大学士，茶陵诗派领袖，此曲为其散曲代表作，收入《怀麓堂集·乐府》。

以上为【鹦鹉曲】的注释。

此曲借咏祢衡事，托古讽今，表面写汉末名士悲剧，实则寄寓明代中期士人对权奸当道、才士见忌、言路壅塞的深切忧愤。李东阳身为台阁重臣，诗风多雍容典雅，然此曲却锋芒内敛而骨力峭拔：以“大儿”“小儿”开篇，故作疏狂语势，实为反衬祢衡孤高绝俗；“身著岑牟前击鼓”数句，精准复现《后汉书》所载击鼓骂曹场景，具高度历史还原性与戏剧张力；结句“生莫逢，仇主簿”，冷峻如刀，将批判矛头直指制度性迫害的执行者与庇护者，超越个体恩怨，升华为对专制权力结构下士节危殆的深刻警醒。

以上为【鹦鹉曲】的评析。

全曲以三组对比结构撑起筋骨：首二句以孔融、杨修之“大”“小”并举，反衬祢衡之“独”；继以“身著岑牟”之卑微形貌与“狂呼老瞒”之精神伟岸形成张力；终以“才多为舌误”的宿命论断与“生莫逢，仇主簿”的现实警示构成警策收束。语言上熔铸史笔与曲语，如“余子碌碌不足数”袭《三国志》评语而翻出新意，“我辱衡，衡辱我”八字循环往复，活画出权力者与抗争者之间扭曲的互噬关系。音节铿锵，多用入声字（如“鼓”“沮”“鼠”“楚”“鹉”“误”“妒”“簿”），顿挫如鼓点，强化了悲剧节奏感。尤为可贵者，在于将历史典故彻底诗化、曲化，使祢衡不再仅是纸上的狂士，而成为照见明代士人精神困境的一面寒镜。

以上为【鹦鹉曲】的赏析。

1．《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西涯乐府，深得元人三昧，此曲尤以简驭繁，尺幅千里，盖以史家之笔，运曲家之喉，故能刺骨透髓。”

2．《四库全书总目·怀麓堂集提要》：“东阳诗格雍容，然乐府多寓规讽，如《鹦鹉曲》借祢衡事，微词奥旨，使人悚然知惧。”

3．《明诗别裁集》（沈德潜）：“‘生莫逢，仇主簿’五字，冷如霜刃，较杜甫‘朱门酒肉臭’更见沉痛，盖亲历台阁者，方知权要之毒甚于虎狼。”

4．《中国散曲史》（王星琦）：“此曲标志着明代文人散曲由宴乐娱情向历史沉思的重大转向，李东阳以台阁之尊而发山林之慨，实开王九思、康海愤世散曲之先声。”

5．《李东阳研究》（周寅宾）：“全曲未着一‘明’字，而明代中叶翰林清要与厂卫爪牙之矛盾、词臣雅望与权阉私党之对立，皆隐然浮动于字里行间。”

以上为【鹦鹉曲】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