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酬智叔三赐之辱兼戏杨理曹二首

1．敬酬：恭敬地酬答。古人以“敬”字冠于酬唱诗题，表郑重与谦抑。

2．智叔：疑为陈师道友人，生平不详，或即晁补之字“智叔”之误记（晁补之字无咎，号归来子，未见称智叔）；亦或为李昭玘字明叔、或张耒字文潜之别称，但无确证；此处姑存其名，作友人代称。

3．三赐之辱：典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过卫……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后世谦称对方屡次赐诗、赐物为“赐辱”，意谓德薄不堪承恩，反觉惭愧。

4．险韵：指用冷僻、少用或声调拗口的韵字作诗，如“崑”“鯤”“樽”等，宋人尤尚此风，以显才力。

5．廋词：隐语、隐晦曲折之辞，语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后引申为构思精微、用典幽深之诗语。

6．布鼓过雷门：典出《汉书·王尊传》“毋持布鼓过雷门”，颜师古注：“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今持布鼓以过雷门，欲求其声，宜其不入也。”喻自不量力、浅陋者强赴高深之境。

7．九日台头句：指智叔于重阳节（九月九日）登高所作诗句。“台头”或指登高处之高台，亦或暗用杜甫《九日曲江》“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之意，强调节令与诗思之清峻。

8．三人月下樽：化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句，此处反用，谓智叔诗境高妙，不必假借三人共饮之虚境，已具神完气足之象。

9．镜里黄花明白发：黄花即菊花，重阳应景之物；镜中映菊，亦映白发，双关时序迁流与人生迟暮，语简而意丰。

10．“从来相戒”四句：系全诗诙谐枢纽。“莫打鸭”为宋时俗谚，喻勿欺弱小、勿犯无害者；“鸳鸯”象征亲密伴侣或至交，“最后孙”极言其稀、其幼、其不可轻犯，表面戏谑，实则以荒诞逻辑反衬情谊之珍重——非至亲至信者，岂容如此放胆调侃？此乃宋人“寓庄于谐”之典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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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为陈师道答谢友人智叔三次赠诗（“三赐之辱”乃谦辞，谓承蒙屡赐佳章，反觉己才不逮，有“受辱”之愧）并兼戏谑同僚杨理曹之作。全篇以拗峭瘦硬之笔，融自嘲、敬重、谐趣于一体：前两联自谦才拙，不敢当盛情厚赐；颈联陡转，以“镜里黄花”与“海边赤脚”对照，既写衰龄之实，又扬孤高之志；尾联突发奇想，借俗谚“莫打鸭”翻出新意，将戏谑推向极致——所谓“可打鸳鸯最后孙”，实为反语双关：鸳鸯成双，本不可分；言“最后孙”愈显其珍稀难得，正暗示杨理曹（或智叔与杨氏关系）之亲密殊绝，故连戏谑亦含深惜。通篇看似滑稽，骨子里却恪守宋诗重理趣、尚筋骨、忌浮泛的审美法度，是典型的江西诗派“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之实践。

以上为【敬酬智叔三赐之辱兼戏杨理曹二首】的评析。

此诗最动人处，在于“谐”与“庄”的精密咬合。首联以“布鼓过雷门”自贬，姿态极低，却非真怯懦，而是为后文蓄势；颔联“未用三人月下樽”，轻轻一宕，便将对方诗格抬至超然独诣之境，敬意不着痕迹；颈联“镜里黄花”与“海边赤脚”并置，一静一动、一衰一健、一内省一外拓，张力十足，堪称宋诗炼字炼意之范本；尾联骤作俚语突转，然细味之，“鸳鸯最后孙”五字，实藏三重深意：其一，鸳鸯成双，喻智叔与杨理曹交谊之密；其二，“最后孙”极言其幼弱可亲，反显呵护之深；其三，“可打”二字虚设前提，愈显“实不忍打”之真情。全诗无一句直抒胸臆，而敬、畏、亲、谑、惜诸情，皆在拗律险韵与荒诞比喻间汩汩涌出，正合黄庭坚所倡“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宁字不工，而不使语俗”之旨。陈师道素以“闭门觅句”著称，此诗却于谨严法度中见飞动之气，诚为晚年炉火纯青之代表。

以上为【敬酬智叔三赐之辱兼戏杨理曹二首】的赏析。

1．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六：“后山此诗，虽戏而骨甚峻，气甚清，非浅学所能仿佛。‘镜里黄花明白发’十字，可入《世说》清言。”

2．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可打鸳鸯最后孙’，语似佻而意极挚，宋人酬答之妙，正在此等处。俗语入诗，不堕纤巧，盖有学养为之根柢。”

3．钱钟书《宋诗选注》：“陈师道善以枯淡之语出浓挚之情。此诗末联，貌似儿戏，实乃以极端之辞，写极端之亲——唯至交才许如此无所顾忌之调侃，亦唯至交始解其中千钧之重。”

4．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此诗集中体现后山‘以俗为雅’之实践：‘打鸭’‘鸳鸯’本市井常语，经诗法点化，遂成隽永谐趣之典，既承杜甫《赠卫八处士》‘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之真率，又开杨万里‘诚斋体’之先声。”

5．曾枣庄《宋诗评述》：“‘三赐之辱’四字，谦抑中见风骨；‘最后孙’三字，戏谑里藏深情。全诗无一闲字，无一赘语，瘦硬通神，允为宋人唱和诗之高标。”

以上为【敬酬智叔三赐之辱兼戏杨理曹二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