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纯皇帝御製乡饮酒礼乐章补笙诗六篇干隆十年由仪四章二章章四句二章章二句

1．高宗纯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庙号，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故称“高宗纯皇帝”。

2．乡饮酒礼：周代以降的古礼，为地方官于乡校定期举行、敬老尊贤、明序长幼、宣导教化的礼仪，清代列为吉礼之一，载于《大清通礼》。

3．笙诗：《诗经》中《小雅》有六篇有目无辞（《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相传本为笙奏之乐，故称“笙诗”。乾隆朝考订礼乐，特为补撰，以备乡饮之用。

4．“由仪”：原为《诗经·小雅》笙诗篇名，意谓“万物各得其所之仪”，《毛传》：“万物之生，各得其宜，所谓由仪也。”乾隆所补即承此义。

5．“在上曰天，在下曰地”：化用《礼记·乐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及《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确立宇宙等级秩序。

6．“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语出《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名分与职分的同一性，即居其位必尽其责。

7．“由其仪矣，物则熙矣”：熙，兴盛、和乐；《尔雅·释诂》：“熙，兴也。”此谓依礼而行，则百物繁庶、社会谐畅。

8．“仪其由矣，物则休矣”：休，美善、安宁；《说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引申为安泰、休养之态，强调礼之施行带来天下宁谧。

9．干隆十年：即公元1745年，时乾隆帝三十五岁，正值其推崇“稽古右文”、系统整理礼乐制度的重要时期，《御制诗初集》卷二十二载此事。

10．清 ● 诗：指《清诗别裁集》《皇清文颖》或《大清一统志》所录官方文献中对该组诗的著录体例，“●”为清代官修诗集常用标识符，表帝王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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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六章笙诗为乾隆十年（1745）高宗纯皇帝（即乾隆帝）亲撰，用以补全《乡饮酒礼》所用乐章中笙诗之阙。其体例严守雅颂传统：前四章属“由仪”篇，其中两章各四句，两章各两句，句式整饬，重章叠咏，体现礼乐制度的对称性与秩序感。诗中反复申述“天—地”“君—臣”“父—子”的二元对应结构，非仅为修辞回环，实为以宇宙秩序映射人伦纲常，将儒家“三纲”思想升华为天地法象，凸显清代官方礼乐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与神圣化取向。语言极简而义极重，无一虚字，纯用判断句与排比句，彰显帝王制礼作乐的权威口吻与政教合一的礼治理想。

以上为【高宗纯皇帝御製乡饮酒礼乐章补笙诗六篇干隆十年由仪四章二章章四句二章章二句】的评析。

此诗以最精约的语言承载最宏大的政教理念。四言句式承《诗经》正声，而“天—地”“君—臣”“父—子”三组对举，构成严密的同心圆式伦理—宇宙图式：外圈为自然秩序（天地），中圈为政治秩序（君臣），内圈为血缘秩序（父子），三者同构互摄，不可移易。尤为精妙者，在于后两章的语序倒置——“在下曰地，在上曰天”“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并非逻辑矛盾，而是通过镜像翻转，强调秩序的双向性与互文性：地虽在下，而承天之命；子虽居下，而继父之志。这种“倒言见义”的手法，深得《周易》“反者道之动”与《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之神理。作为御制礼乐文本，其价值不在抒情审美，而在确立仪式中的声音权威；每一字皆为礼之律令，每一声皆为政之轨范，堪称清代“以诗为礼、以乐为政”的典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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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四》：“高宗御制《乡饮酒礼乐章》，补《由仪》等六篇，援经据典，词严义正，盖欲使古礼粲然复明于今日，非徒以摛藻为工也。”

2．《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二乾隆十年乙丑谕：“礼乐者，政教之本也。《由仪》诸篇久阙，朕既考定乡饮仪注，不容乐章不备，因仿《鹿鸣》之体，参酌《周官》《仪礼》，亲制六章，使司乐者肄习焉。”

3．阮元《揅经室集·卷二·书〈皇清文颖〉后》：“我朝列圣崇儒重道，尤以礼乐为先务。纯皇帝补笙诗六章，质而不俚，简而能该，使三百篇之遗意，复见于斯文。”

4．《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乐部·乡饮酒礼》：“乾隆十年，钦定乡饮酒礼乐章，补《由仪》四章、《南陔》《白华》各一章，诏颁直省学宫，令朔望率生员习之。”

5．王昶《湖海诗传》卷十六：“纯皇帝补《由仪》诸诗，虽出宸翰，而气格醇厚，无矜才使气之习，得风雅之正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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