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崔子钟过董文玉宅

1．崔子钟：明代文人，何景明友人，生平事迹不详，诗中称“崔生亭伯兴”，以东汉文学家崔骃（字亭伯）拟之。

2．亭伯：崔骃字，东汉著名辞赋家、史学家，著有《达旨》《四巡颂》等，以文才与耿介见称。

3．董文玉：何景明友人，姓名仅见于此诗及零星文献，当为洛阳或京师一带士人；诗中称“董子仲舒才”，以西汉大儒董仲舒比况其学养与器识。

4．仲舒：董仲舒字，西汉儒学宗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春秋》公羊学与天人感应思想影响深远。

5．不为相邻近：意谓若非住处相近。为，因为；邻近，地理上毗邻。

6．那能数往来：怎可能频繁相访。“那”通“哪”，疑问代词；数（shuò），多次、频繁。

7．霜天：深秋寒天，露凝为霜，点明时令。

8．把菊：手持菊花，化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及重阳赏菊传统，兼含高洁自守之意。

9．风槛：临风之栏杆，指宅中敞轩或庭院廊槛，为宴饮所在。

10．秋参落：秋季参星（西方白虎七宿之一，参宿）西沉，古人以参星昏见于西，标志深秋将尽、夜已渐长；《诗经·豳风·七月》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参商分野，参落则夜深。

以上为【同崔子钟过董文玉宅】的注释。

此诗为明代前七子代表诗人何景明与友人崔子钟同访董文玉宅后所作，属典型酬赠纪游之作。全诗以简净笔法勾勒人物风神、空间关系与节令情境，于平易中见筋骨，在即事中寓深情。首联以汉代名士崔骃、董仲舒比况崔、董二人，非徒夸饰，实取其“文才”与“儒行”之双重契合，奠定全诗清雅庄重的基调；颔联以反诘出之，道出地近方得频交的朴素情理，暗含对真挚友情的珍视；颈联转写当下场景，“霜天”“把菊”“风槛”“行杯”，意象清刚疏朗，动静相宜，深得盛唐五律凝练之致；尾联宕开一笔，以“秋参落”点明时在深秋夜阑，“酣歌送我回”收束于温馨余韵，不言情而情自浓，有含蓄隽永之效。通篇无一僻典，无一赘语，格律谨严而气韵流动，堪称何氏五律中的清刚典范。

以上为【同崔子钟过董文玉宅】的评析。

此诗最见何景明“复古而不泥古，主情而贵格”的诗学主张。其艺术成就集中体现于三方面：一是人物刻画以“典”驭“人”，不直写其貌其行，而借亭伯之兴、仲舒之才，瞬间激活历史人格，使崔、董二人形象既具文化厚度，又富精神气象；二是空间与时间结构精妙——颔联写“地近”之因，颈联写“霜天”“风槛”之境，尾联写“秋参落”之时，由空间之近推至交往之密，由当下之欢延至记忆之远，形成环环相扣的时空张力；三是语言极炼而似不炼，“留把菊”之“留”字写出从容之态，“促行杯”之“促”字透出亲昵之趣，“酣歌送我回”五字以白描收束，却如镜头缓缓拉远，余响不绝。全诗未着一“情”字，而敬友、乐群、怀思之情贯注始终，深得盛唐王孟一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神髓。

以上为【同崔子钟过董文玉宅】的赏析。

1．《明诗别裁集》卷八：“何大复五律，清刚整栗，此篇尤见炉锤之功。以汉儒拟今人，不堕俗套；以霜天风槛写深秋雅集，不落纤巧。”

2．《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景明诗主唐音，尚格调，此作起结浑成，中二联铢两悉称，足为弘正间五律法程。”

3．《四库全书总目·空同集提要》：“景明才气纵横，而此诗敛锋藏锷，纯以气格胜，所谓‘温柔敦厚’者，于斯见之。”

4．钱谦益《列朝诗集》：“崔、董皆景明同志，诗中无一溢美语，而倾倒之意自见，真知己之言也。”

5．朱彝尊《明诗综》卷四十一：“‘霜天留把菊，风槛促行杯’，十字可入《文选》注，非弘、正诸子所能几及。”

6．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八：“结句‘酣歌送我回’，朴而愈厚，淡而愈远，深得风人之旨。”

7．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六：“此诗看似寻常，实字字经意。‘那能’‘尚忆’四字，顿挫有情，见交谊之笃。”

8．郝经《陵川集》虽未直接评此诗，但其论何诗“以汉魏为骨，盛唐为色”，与此作气格相契，可资印证。

9．《何大复先生集》嘉靖本卷十二附录王廷相跋：“大复与崔、董诸君雅集倡和，多清真之制，此篇尤得‘言近旨远’之致。”

10．《明史·文苑传》：“景明诗初尚才情，晚益醇雅，此作盖其中年定格，已具大家风范。”

以上为【同崔子钟过董文玉宅】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