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
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
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
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春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
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于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
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翻译文
自古以来，帝王编纂典籍之事，《史通·外篇》已详加论述。古今递嬗，文质更易，各类史书的体裁亦非一成不变。若加以总括论定，则其流别可分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述其义如下——
列为《尚书》家者，渊源最古，肇自太初。《周易·系辞》有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可知《尚书》之起源极为久远。至孔子观书于周王室藏书处，得虞、夏、商、周四代典册，删取其精善者，厘定为百篇，是为《尚书》。孔安国释曰：“以其为上古之书，故称《尚书》。”《尚书璇玑钤》谓：“尚者，上也；上天垂示文象，布列节度，如天道运行不息。”王肃则解为：“上之所言，下为史官所录，故曰《尚书》。”
推究此三说，旨趣各异。然《尚书》之本旨，原在载录号令，宣明王道之正理，敷陈君上对臣下的训诫与诰命，故所录皆为典、谟、训、诰、誓、命之类政令文书。至于《尧典》《舜典》直叙人事，《禹贡》专言地理，《洪范》总述灾异祥瑞，《顾命》详陈丧礼仪制，此类内容已稍离“号令”主旨，属体例未纯者。
另有《周书》一书，体例与《尚书》相近，乃孔氏所删百篇之外另存之七十一章，上起周文王、武王，下讫周灵王、景王。其中多有明允笃实、典雅高义之文；亦间杂浅末寻常之语，芜秽参入，殆为后世好事者所增益。如《职方》篇所述，与《周礼·职方氏》全同；《时训》之说，又与《礼记·月令》大体一致。故《周书》实为百代帝王之正史典范，亦为《五经》之外别录之重要典籍。
然自西周覆亡，《尚书》体式遂废，汉魏以降，再无继作。至晋代广陵相、鲁国人孔衍，以为国史贵在表彰言行、昭示法式，凡人理常事，不必悉数备载。遂删削汉魏诸史，择取美词典言、足为后世镜鉴者，依类编次，成《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共二十六卷。及至隋代秘书监、太原人王劭，又辑录开皇、仁寿年间史事，分类编排，各立篇目，撰成《隋书》八十卷。考其义例，皆仿《尚书》体式而作。
然《尚书》之体，本重君臣应对之辞，若言辞可观、旨意可称，则一时之语，累篇并载；若言无可纪、语不足述，则略而不书，读者亦不以为缺漏。至中古以后，文献浩繁，反刻意剪裁今文、模拟古法，拘泥旧轨，刻舟求剑。故舒元所撰《汉书》《魏书》等，终不行于世。又如王君懋（王劭字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然观其所述，实类《孔子家语》《世说新语》，可谓画虎类犬，故当时即遭讥议，诚非无因。
《春秋》家者，亦起于三代。据《汲冢琐语》，太丁时已有《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者，《书》教也；属辞比事者，《春秋》教也。”可知《春秋》之创，与《尚书》并行于古。《琐语》又有《晋春秋》，记晋献公十七年事。《国语》载：晋羊舌肸（叔向）熟习《春秋》，晋悼公命其教导太子。《左传》昭公二年，晋韩宣子聘鲁，观《鲁春秋》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可见“春秋”之名，非鲁一国独有。又《竹书纪年》所记，亦与《鲁春秋》多合。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则“乘”“纪年”“梼杌”，皆“春秋”之异名耳。《墨子》所谓“吾见百国春秋”，即指此类各国史记。
至孔子修《春秋》，乃依周代旧礼，承鲁国史官遗文；据实而书，循人道而立；因败以彰罚，由兴以立功；借日月以定历法，凭朝聘以正礼乐；措辞微婉，文义隐晦；立不刊之言，为万世之法。故能历千载而独存不废。
又儒者释“春秋”之名，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春可包夏，秋可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春秋”以为史书之通称。若依此说，则晏婴《晏子春秋》、虞卿《虞氏春秋》、吕不韦《吕氏春秋》、陆贾《楚汉春秋》等，皆无年月编次，亦称“春秋”，则其义当别有所指，不可拘泥。
至太史公作《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实法《春秋》。自此国史撰述，多用此体。然时移世易，体式渐变：所载之事，罕有褒贬讳饰，亦无黜陟予夺，仅如马迁自谓“整齐故事”而已，岂可与《春秋》之“一字寓褒贬”相提并论！
《左传》家者，源于左丘明。孔子既作《春秋》，丘明受经作传。“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以授后人；或训为“传”，即传示来世之意。孔安国注《尚书》亦称“传”，可知“传”本含训释之义。观《左传》释经，或经文简略而传详其事，或经有而传无，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真乃圣人之羽翼、述者之冠冕。
孔子既没，经传之学中辍。彼时史籍，唯《战国策》与《史记》而已。至晋代著作郎、鲁国人乐资，乃采《史记》《战国策》二书，撰《春秋后传》三十卷：上接《左传》所止之鲁哀公末年，续记周贞王至赧王入秦，复以秦文公继周统（按：此处刘知几误，秦文公为春秋早期人，非继周赧王者，当指秦始皇或秦二世），终于秦二世灭亡。
汉代史书，以司马迁、班固为主干，然纪传互见、表志重复，文繁难览。至汉献帝时，始命荀悦撮《汉书》为编年体，仿《左传》体例撰《汉纪》三十卷。自此历代国史，皆有此类编年之作：自后汉迄北齐，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或称“春秋”，或称“纪”“略”“典”“志”，名虽不同，实皆以《左传》为楷式。
《国语》家者，亦出左丘明。彼既撰《春秋内传》（即《左传》），复稽考散佚之文、汇辑诸国异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凡二十一篇。其文与《左传》相较，或有重出而小异者。自古名儒如贾逵、王肃、虞翻、韦昭（曜）等，皆为之注释章句，故《国语》亦为《六经》之流亚、《三传》之辅翼。
及至战国，纵横之士蜂起，七雄力征，秦并天下，乃有《战国策》。其书分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凡十二国，三十三卷。“策”者，策谋之书，录而不序，故以简策为名；一说汉刘向因录战国游士之纵横策谋，故名《战国策》。
孔衍又谓《战国策》未臻完善，乃取《史记》所载，参校异同，删并二家，聚为一录，名《春秋后语》。删去二周及宋、卫、中山，唯存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起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亦涵盖二百三十余年史事。孔衍先撰《春秋时国语》，后撰《春秋后语》，各十卷。今唯《后语》存世。其《序》自称：“虽左氏莫能加。”世人讥其不量力、不度德。然考其意，实自比于丘明之《国语》，非《左传》也；若以同类相较，岂必见嗤！
汉末失驭，群雄竞逐，司马彪复录其事，撰《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凡九卷。考其体例，亦近于近代之《国语》。
魏都许、洛，三国鼎峙；晋据江、淮，四海分裂。诸国君主虽号“王”，实为诸侯。其国史官所记，作纪传者则摹班、马，作编年者则拟荀、袁。于是《史》《汉》体大行于世，而《国语》之风遂衰。
《史记》家者，始于司马迁。自《五经》并行，百家争鸣，史事错杂，前后抵牾。迁乃汇集各国史官旧记，采访民间遗闻，上起黄帝，下讫汉武，以纪传统君臣，以书表谱年爵，成百三十卷，沿用鲁史旧名，题曰《史记》。自此汉代史官续作，皆沿用此名；东汉时犹称《汉记》。
梁武帝敕群臣撰《通史》六百二十卷：秦以上以《史记》为本，兼采他说以广异闻；两汉以下则全录当时纪传，上下贯通，气味相承；吴、蜀二主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入《夷狄传》。其体大抵仿《史记》，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元晖（刘知几误作“晖”，实为元晖）撰《科录》二百七十卷，断自上古，终于刘宋，编次仿《通史》，而将行事相似者归为一类，故名《科录》。唐高宗显庆中，符玺郎、陇西人李延寿抄撮宋至陈、魏至隋诸史，成《南北史》一百八十卷：君臣分国，纪传分类，各附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裔。
然《史记》疆域辽阔、年代绵长，分以纪传、散以书表，致一政而胡越悬隔，一时而参商相隔，此其体例之失也；且多采旧记，杂引俗说，使读者罕获新见，而语多复出，此撰录之烦也。况《通史》以下，芜累尤甚，学者宁读原本，不窥新录；且成书未久，残缺已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
《汉书》家者，始于班固。司马迁《史记》止于汉武帝“今上”，太初以后阙如。班彪因续作《后传》，班固则断自高祖，讫于王莽，成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为一书，名《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编，皆称“书”。以“书”为名，本为稽古之伟称。考其创制，虽准司马迁，但废“世家”，改“书”为“志”而已。
东汉以降，作者相承，皆袭《汉书》之名，无所更易；唯《东观汉记》称“记”，《三国志》称“志”。然名虽异，体实同。
综观往史：《尚书》记事终于秦穆公，《春秋》止于鲁哀公，《竹书纪年》不及魏亡，《史记》始于汉兴。唯《汉书》穷西汉一代首尾，包刘氏废兴始终，一代之事，毕萃一编；言皆精炼，事甚该密，学者研寻，事半功倍。自此迄今，史家撰述，未易斯道。
综考六家，商榷千载，史书之流别，尽于此矣。然淳风既散，世异时移，《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四家之体，久已废绝；可资祖述者，唯《左传》之编年与《汉书》之断代二家而已。
以上为【史通·内篇·六家第一】的翻译。
注释
1 “《外篇》言之备矣”：指《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疑古》《惑经》等篇已详述帝王修史制度，故内篇聚焦史书体例本身。
2 “河出《图》，洛出《书》”：出自《周易·系辞上》，为汉代以来“《尚书》神圣起源说”的经典依据，刘知几引之以示其源远。
3 “孔安国曰”“《尚书璇玑钤》曰”“王肃曰”：三家对“尚书”命名的解释代表汉魏经学三种主流观点——时间维度（上古之书）、天文维度（天道垂象）、功能维度（君言史录）。
4 “《周书》七十一章”：指今本《逸周书》，非《尚书·周书》部分，刘知几将其视为《尚书》家旁支。
5 “舒元”：即隋代史学家虞世南之父虞荔（字世南，但刘知几误记为舒元），或指他人，学界尚无确考，此处从原文作“舒元”。
6 “君懋”：王劭字君懋，隋代史家，《隋书》八十卷为其私撰，非官修正史。
7 “《汲冢琐语》”：西晋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竹简，含《夏殷春秋》《晋春秋》等，为刘知几论证“春秋”非鲁独有之关键史料。
8 “《九州春秋》”：司马彪所撰，已佚，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有辑本，刘知几视其为《国语》体地域史之延续。
9 “《科录》”：北魏元晖所撰，已佚，《魏书》《北史》有载，刘知几强调其“依类相从”的分类法对后世史书体例的影响。
10 “《南北史》”：李延寿私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成书，刘知几肯定其“以类相从，各附本国”的创新，但亦暗含对其删削过度、失于简略的保留。
以上为【史通·内篇·六家第一】的注释。
评析
刘知几《史通·六家》为全书开宗明义之篇，系统梳理中国史学早期核心体裁的源流、特征与得失，体现其“辨体—明用—衡优劣”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全文以“六家”为纲，非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纵向溯源（如《尚书》溯至河图洛书）、横向比较（如《春秋》与《左传》《国语》之辨）、实践检视（如评王劭《隋书》“画虎类犬”）三层结构，构建起严密的史学史认知框架。其核心判断——“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并非厚此薄彼，而是基于史学功能演进的深刻洞察：上古史体重在“垂训”（《尚书》号令、“春秋”褒贬），中古以降转向“实录”与“断限”，《左传》之编年重时序因果，《汉书》之断代重一代典章，二者最契合“史家之极轨”的理性化、专业化诉求。文中对“模拟古法”“画虎类犬”的尖锐批判，彰显其反对形式主义、主张“史有恒裁，文无定规”的务实史学观，为后世确立“体要”标准奠定基石。
以上为【史通·内篇·六家第一】的评析。
赏析
本文堪称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体系化的史书体裁论。其艺术魅力在于三重张力：一是逻辑张力，以“六家”为骨，每家皆按“起源—定义—代表作—得失—流变”五环相扣，如精密钟表般严整；二是语言张力，骈散结合，既有“言皆精炼，事甚该密”之凝练，亦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也”之犀利比喻，论断如刀劈斧削；三是思想张力，在尊崇经典的表象下涌动着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对王劭模拟《尚书》的嘲讽、对《通史》“芜累尤深”的痛切警示、对“守株”式复古的彻底否定，无不闪耀着初唐史家挣脱经学桎梏、确立史学独立品格的思想光芒。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批评始终紧扣“史之为用”：《尚书》重训导，《春秋》重褒贬，《左传》重因果，《汉书》重典章，一切体例优劣，终归于是否利于“彰往察来，贻厥孙谋”的史学根本使命。
以上为【史通·内篇·六家第一】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九：“知几此篇，实为史学之津梁。六家之目，前无所承，后不能易，盖考古今之会通，酌繁简之中道，非徒夸博辨而已。”
2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刘氏《六家》，条分缕析，虽或未尽精微，然史家之矩矱，实自兹始。”
3 刘咸炘《史学述林》：“《六家》之论，不在考据枝节，而在判别史体之‘所以然’。其谓《尚书》主号令、《春秋》主褒贬，直抉古人作史之用心。”
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刘知几论《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实已洞见断代史体较通史更宜于保存一代制度文化之特质。”
5 吕思勉《史通评》：“‘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一语，为唐以后史学定鼎之论。宋代《资治通鉴》承左氏之编年，历代正史承汉书之断代，果如其言。”
6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刘氏以‘体’为史学批评之枢机，六家之分，非徒标名目，实乃揭橥史家对历史本质之不同把握方式。”
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六家》首次将史书体裁提升为史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其分类法影响直至清代《四库总目》史部之‘正史’‘编年’‘别史’三分。”
8 汪荣祖《史传通说》：“刘知几对‘模拟古法’的批判，揭示了史学发展中形式与内容的根本矛盾，其警醒意义至今未失。”
9 陈其泰《中国史学史》第三卷：“《六家》之价值，不仅在于总结过去，更在于开启未来——其‘《左氏》《汉书》二家可祖述’的判断，直接催生了后世‘编年’与‘纪传’双峰并峙的史学格局。”
10 唐代刘知几《史通·自序》：“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此语可视为《六家》篇最精要之自评。
以上为【史通·内篇·六家第一】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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