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昔人有以发绕炙误其国君者，有置毒于胙诬其太子者。夫发经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而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千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盖往往有焉。今聊举一二，加以驳难，列之于左。
《史记》本纪曰：瞽叟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瞽叟、象喜，以舜为己死。象乃止舜宫。
难曰：夫杳冥不测，变化无恒，兵革所不能伤，网罗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质为羊，刘根窜形入壁是也。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孔父阨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如《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而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
又《史记·滑稽传》：孙叔敖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象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为寿，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
难曰：盖语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窊隆异等，修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诸造化。非由仿效，俾有迁革。如优孟之象孙叔敖也，衣冠谈说，容或乱真，眉目口鼻，如何取类？而楚王与其左右曾无疑惑者邪？昔陈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谍从缢，六日而苏。顾使竹帛显书，古今称怪。况叔敖之殁，时日已久，楚王必谓其复生也，先当诘其枯骸再肉所由，阖棺重开所以。岂有片言不接，一见无疑，遽欲加以宠荣，复其禄位！此乃类中行事，岂人伦所为者哉！
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
难曰：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又案《左氏传》，石碏曰：“陈恒公方有宠于王。”《论语》，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史记》，家令说太上皇曰：“高祖虽子，人主也。”诸如此说，其例皆同。然而事由过误，易为笔削。若《田氏世家》之论成子也，乃结以韵语，纂成歌词，欲加刊正，无可厘革。故独举其失，以为标冠云。
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殁，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长无子，母为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应。弟子起曰：“有子避，此非子之坐也！”
难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参鲁，宰言游学，师、商可方，回、赐非类。此并圣人品藻，优劣已详，门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隶于四科，誉无偕于十哲。逮尼父既殁，方取为师。以不答所问，始令避坐。同称达者，何见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犹使丧明致罚，投杖谢愆。何肯公然自欺，诈相策奉？此乃儿童相戏，非复长老所为。观孟轲著书，首陈此说；马迁裁史，仍习其言。得自委巷，曾无先觉，悲夫！
又《史记》、《汉书》皆曰：上自洛阳南官，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亲爱，所诛皆平生仇忌。此属畏诛，故相聚谋反尔。”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谁最甚者？”上曰：“雍齿。”留侯曰：“今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侯。
难曰：夫公家之事，知无不为，见无礼于君，如鹰鹯之逐鸟雀。案子房之少也，倾家结客，为韩报仇。此则忠义素彰，名节甚著。其事汉也，何为属群小聚谋，将犯其君，遂默然杜口，俟问方对？倘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者邪？且将而必诛，罪在不测。如诸将屯聚，图为祸乱，密言台上，犹惧觉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为国之道，必不如斯。然则张良虑反侧不安，雍齿以嫌疑受爵，盖当时实有其事也。如复道之望、坐而语，是说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又《东观汉记》曰：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云云。
难曰：案盆子既亡，弃甲诚众。必与山比峻，则未之有也。昔《武成》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国曰：盖言之甚也。“如积甲与熊耳山齐”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欤？
又《东观汉记》曰：郭伋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辞谢之。事讫，诸儿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到还？”伋使别驾计日告之，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止于野亭，须期乃入。
难曰：盖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汉时方伯，仪比诸侯，其行也，前驱竟野，后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填咽。彼草莱稚子，龆龀童儿，非唯羞赧不见，亦自惊惶失据。安能犯驺驾，凌襜帷，首触威严，自陈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部，举州振肃。至如墨绂长吏，黄绶群官，率彼史人，颙然伫候。兼复扫除逆旅，行里有程，严备供具，憩息有所。如弃而不就，居止无恒，必公私阙拟，客主俱窘。凡为良二千石，固当知人所苦，安得轻赴数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晋阳无竹，古今共知，假有传檄它方，盖亦事同大夏，访知商贾，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弥复难求，群戏而乘，如何克办？其不可信三也。凡说此事，总有三科。推而论之，了无一实，异哉！
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领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
难曰：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己。如崔琰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称人君，皆慎其举措，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其为绥抚勤矣。虽复略以金帛，结以亲姻，犹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惧招物议，故诛彼行人，将以杜滋谤口，而言同纶綍，声遍寰区，欲盖而彰，止益其辱。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夫刍荛鄙说，闾巷谰言，凡如此书，通无击难。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故特申掎抚，辩其疑误者焉。
又魏世诸小书，皆云文鸯侍讲，殿瓦皆飞云云。
难曰：案《汉书》云：项王叱咤，慑伏千人。然则呼声之极大者，不过使人披靡而已。寻文鸯武勇，远惭项籍，况侍君侧，固当屏气徐言，安能檐瓦皆飞，有逾武安鸣鼓！且瓦既飘陨，则人心震惊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
又《晋阳秋》曰：胡质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都省之，见父十余日，告归。质踢绢一匹，为路粮。威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
难曰：古今谓方牧二千石者，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体，贵实甚焉。设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职，终不患于贫绥者。如胡威之别其父也，一缣之财，犹且发问，则千石俸，其费安施？料以牙筹，推之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观诸史所载，兹流非一。必以多为证，则足可无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缊，口甘粗粝，而多藏镪帛，无所散用者。故公孙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脱粟饭。汲黯所谓齐人多诈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俭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详厥理，直谓清白当然，谬矣哉！
又《新晋书·阮籍传》曰：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㹠，饮二斗酒。然后临穴，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复吐血数斗。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难曰：夫人才虽下愚，识虽不肖，始亡天属，必致其哀。但有苴绖未几，悲荒遽辍，如谓本无戚容，则未之有也。况嗣宗当圣善将殁，闵凶所钟，合门惶恐，举族悲咤。居里巷者，犹停舂相之音；在邻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为其子者，方对局求决，举杯酣畅。但当此际，曾无感恻，则心同木石，志如枭獍者，安有既临泉穴，始知摧恸者乎？求诸人情，事必不尔。又孝子之丧亲也，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斯可至于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则筋肉内宽；醉饱自得，则饥肤外博。况乎溺情㹠酒，不改平素，虽复时一呕恸，岂能柴毁骨立乎？盖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丧过失，而说者遂言其无礼如彼。又以其志操本异，才识甚高，而谈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毁及誉，皆无取焉。
又《新晋书·王祥传》曰：祥汉末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年垂耳顺，览劝之，乃应召。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难曰：祥为徐州别驾，寇盗充斥，固是汉建中徐州未清时事耳。有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贼充斥，下至晋太始五年，当六十年已上矣。祥于建安中年垂耳顺，更加六十载，至晋太始五年薨，则当年一百二十岁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终时实年八十五，则为徐州别驾，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从官已前，隐居三十余载者，但其被檄时，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复有三十余年乎？必谓祥为别驾在建安后则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乎？求其前后，无一符会也。
凡所驳难具列如右。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惟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理相乖。非复牴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盖语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说害正，虚词损实，小人以为信尔，君子知其不然。又语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盖为此也。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
翻译文
本文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暗惑第十二》的全文白话翻译：
人之识见有时不能烛照幽微，精神有时不得清明，则真伪莫辨，邪正难分。古时有人将头发缠绕在烤肉上，以此诬陷国君；有人将毒药置于祭肉之中，嫁祸太子。须知头发经烈火炙烤，必焦枯焚毁，岂能仍存形质？毒药久置，药性消散，更无杀伤之力。然而行此伪事者却刻意造作，受惑者竟信以为真，致使一时获罪，千载蒙冤。史书叙事，亦多类此：其中道理难凭，欺诬显见。自古学者习焉不察，此类谬误实为常见。今姑举数例，加以驳难，列于下方。
《史记·五帝本纪》载：瞽叟命舜掘井，舜于井侧暗凿旁道以备脱身。瞽叟与象随即填土实井。父子二人以为舜已死，大喜，象遂径往舜所居之宫。
驳难曰：幽深难测、变化无常之事，或可超乎兵戈网罗之外，如左慈化羊、刘根入壁之类，属方术幻化之技；而时运不可移易、灾祸无可避免者，纵大圣亦不能免，如周文王拘于羑里、孔子厄于陈蔡即是明证。然世俗愚者，反以幻化之能为圣德之征，岂知圣人之智周流万物、才兼百行，若仅恃遁形匿迹之术，与方内凡夫何异！今《史记》谓舜入井后“匿空而出”，其意实将舜比附左慈、刘根之流，而非姬昌、孔丘之俦。若识见止于此等层次，岂可与论圣人之道？再考太史公自述：“黄帝、尧、舜之轶事，时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于首。”若上述情节果属“雅”者，岂非自相矛盾？
又《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为楚相，助楚庄王成就霸业，病卒。数年后，其子穷困至负薪为生。优孟乃着叔敖衣冠，击掌谈吐，逾年而形神酷似，楚王及左右皆不能辨。庄王设宴，优孟祝寿，王大惊，以为叔敖复生，欲拜为相。
驳难曰：俗语有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面相之高下凹凸、长短丰瘠，皆禀于自然，得自造化，并非摹拟所能改易。优孟虽可仿其衣冠谈吐，或致乱真；然眉目口鼻之形质，岂能尽肖？楚王与其近臣竟全无疑惑，岂不悖理？昔陈焦死而数年复活，秦谍缢而六日复苏，此事已载竹帛，古今共诧为异。况叔敖亡故已久，若王真信其复生，必先诘问骸骨重肉之由、棺椁重开之故。岂有片语未交、一见即信，遽欲授以相位、复其禄秩？此等行事，类同儿戏，岂合人伦常理！
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小斗收息。齐人歌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
驳难曰：人既在世，不得预加谥号。田常当时尚存，而歌中直呼“田成子”，此为明显失实，昭然可知。再查《左传》，石碏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论语》载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史记·高祖本纪》载家令对太上皇曰：“高祖虽子，人主也。”诸如此类，皆属称谓逾制之例。然此类差误，尚属笔削易正之列；唯《田氏世家》所引之歌，乃以韵语结撰、编为乐章，欲加刊正，已无可更易。故特举此失，以为典型标示。
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卒后，有若状貌类孔子，弟子共推立为师，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进问：“昔夫子将行，使弟子携雨具，旋即果雨。”又问：“商瞿年长无子，母为娶妻。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后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应。弟子遂起曰：“有子避席，此非子之坐也！”
驳难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高下品第，圣人早有定评：高柴愚钝，曾参鲁钝，子张子夏可相匹敌，颜回子贡则卓然不群。门人私议，臧否亦明。有若既未列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亦未跻身“十哲”之列；孔子既殁，始被推立，又因不能答问而遭斥退。同称“达者”，何至于临事懵然至此？且子夏退老西河，尚因疑夫子而致丧明之罚、投杖谢愆；岂肯公然欺众，诈托师位？此纯属童稚游戏，岂是长老所为！观孟轲著《孟子》，首录此说；司马迁撰史，仍沿其辞。皆得自街巷传闻，竟无一人先觉其妄，悲哉！
又《史记》《汉书》皆载：高祖自洛阳南宫复道之上，遥见诸将常聚沙中密语。高祖问：“此何语？”张良答：“陛下所封者皆故旧亲幸，所诛者皆平生仇忌。彼等惧诛，故相聚谋反耳。”高祖忧曰：“为之奈何？”张良曰：“陛下平生所憎，谁最甚者？”曰：“雍齿。”良曰：“今急封雍齿，则群臣自安。”于是置酒，封雍齿为侯。
驳难曰：为臣之道，公家之事，知无不为；见君有失，当如鹰鹯逐雀，奋然直谏。考张良少时，倾家结客，为韩复仇，忠义素彰，名节昭著。及其事汉，何至于见群臣密谋犯上，竟默然闭口，待问方对？倘若高祖不问，难道终身不言？且谋反者，罪在不测，岂容堂而皇之聚于沙中议论？若密谋于高台尚恐为人觉察，岂敢公然聚议于沙中毫无避忌？治国之道，断不如此。然则张良虑诸将反侧不安，雍齿因嫌疑而先受爵，或为实情；唯“复道遥望”“沙中聚语”云云，实为说者敷衍夸饰，妄增枝节耳。
又《东观汉记》载：赤眉降后，所弃铠甲堆积如山，高与熊耳山齐。
驳难曰：刘盆子败亡，弃甲诚多；然若果与熊耳山等高，则旷古未有。昔《尚书·武成》有“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之语，孔安国注云：“盖言之甚也。”今“积甲与熊耳山齐”，岂非同属夸张失实之辞？
又《东观汉记》载：郭伋为并州牧，巡行至西河美稷，数百童子各骑竹马，列道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答曰：“闻使君初至，喜，故奉迎。”伋谢之。事毕，诸儿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还？”伋命别驾计日告之。及还，早一日，伋为守信，止于野亭，待期方入。
驳难曰：此事不可信者三：其一，汉代州牧仪制比于诸侯，出行则前驱遍野、后乘塞路，鼓吹喧天、旌旗蔽日。乡野稚子，龆龀童蒙，非但羞赧不敢近前，更当惊惶失措，岂能冲犯驺从、掀动车帷，直面威严，自陈心意？此不可信者一也。其二，州牧按部，全州肃然。郡守县令，黄绶墨绂，率吏民颙立恭候；驿馆逆旅，扫除备具，程限分明。若弃官舍而宿野亭，居止无定，则公私俱窘，供具阙乏。凡良吏二千石，岂不知民生之艰，而轻赴数童之约，坐失百城之望？此不可信者二也。其三，晋阳之地本无竹，古今共知；纵使檄召他方，亦如大夏求竹，商贾难致；况童子群戏，何以克办数百竹马？此不可信者三也。综此三端，推而论之，全无一实，异哉！
又《魏志注》引《语林》载：匈奴遣使朝魏，曹操令崔琰坐己位，自持刀侍立。使还，操使人问：“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然侍立者非人臣之相。”操遂追杀使者。
驳难曰：昔孟阳卧床代齐后，纪信乘纛矫汉王，皆值君主危殆、社稷倾覆之际，权宜济难，事出不得已。今崔琰并无此急，岂可使臣僭君之位？且人君举动，慎之又慎，况魏武经营霸业，南面称尊，岂容臣居君座、君处臣位？何以垂范万国、统摄百僚？又汉室抚绥匈奴，金帛厚赐、姻亲结好，犹恐其狼心虺毒，未肯驯服。若无故擅杀其使，不示罪名，何以怀柔四夷、安定中国？若操实因举措失当，惧招物议，故杀使灭口，然此言既出，如纶音颁布，声震寰宇，“欲盖弥彰”，徒增其辱。虽昏聩之主，犹不为此，况英略如魏武者，岂其然乎？此乃闾巷鄙谈、刍荛谰语，本不足辩；而裴松之引《语林》入《魏志注》，持虚词以乱实录，实为失当。盖曹公多诈之名久著，流俗相承，遂构为此说。故特加驳正，辨其疑误。
又魏世诸杂记小书，皆云文鸯侍讲于魏帝，殿瓦皆飞。
驳难曰：《汉书》载项羽叱咤，声震千人，然最大之声，不过令人披靡而已。考文鸯勇武，远逊项籍；且侍君侧，本当屏息徐言，岂能声震屋瓦、檐瓦皆飞，甚于武安君白起鸣鼓？若瓦既飘坠，则满朝震惊，魏帝与群臣岂能岿然无恙？
又《晋阳秋》载：胡质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师省父，十余日后辞归。质赠绢一匹为路粮。威问：“大人清高，不知此绢从何得来？”质曰：“俸禄之余。”
驳难曰：古之称“二千石”者，以其岁俸二千石谷粟而得名，名实相副，贵在其实。纵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既居此职，终不患贫。今胡威别父之际，仅一匹缣帛，犹加诘问，则二千石俸禄，其费几何？以牙筹推算、食箸度量，察其厚薄，可知其说必不实。或曰：史载此类事者非一，以多为证，似可无疑。然人自有安于弊缊、甘于粗粝，而多藏镪帛、吝于散用者。如公孙弘位至三公，犹卧布被、食脱粟；汲黯讥其“齐人多诈”，正指此类。安知胡威之俭，亦非矫饰？而史臣不究其理，径谓清白当然，谬矣！
又《新晋书·阮籍传》载：阮籍至孝。母丧，正与人弈棋。对者欲止，籍留决局。既而饮酒二斗，长号一声，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穴，直呼“穷矣！”复号一声，又吐血数斗。哀毁骨立，几至灭性。
驳难曰：人虽愚下，亲丧必哀。纵使缞绖未久、悲情稍辍，亦必有戚容，未有全无哀色者。况阮籍母病将危，家门惶惧，举族悲恸；邻里闻之，停舂辍织，邻伍奔救。为其子者，反对局求胜、举杯酣饮。当此至痛之时，毫无恻隐，则心同木石、志类枭獍，岂有临穴始知摧恸之理？揆诸人情，必不如此。又孝子居丧，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方可癯瘠。若甘旨不忘，则筋肉自宽；醉饱自得，则肌肤丰润。况其溺情豚酒，一如平素，虽偶一呕恸，岂能柴毁骨立？盖阮生本不修名教，居丧失礼，而说者遂极言其无礼；又因其志趣高迈、才识超卓，而谈者又盛赞其至性。誉毁两端，皆无取焉。
又《新晋书·王祥传》载：王祥汉末遭乱，扶母携弟王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辟。母终，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时年近六十。王览劝之，乃应召。时寇贼充斥，祥率兵屡破之。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年八十五，晋武帝太始五年卒。
驳难曰：王祥任徐州别驾时“寇贼充斥”，此必为汉末建安年间徐州未靖之时。魏代自受禅至晋太始五年，凡六十余年。若祥建安中年已“垂耳顺”（近六十），又历六十余年，至太始五年卒，当逾一百二十岁；而史称其“年八十五”，何也？若实卒年八十五，则其任别驾时仅二十余岁；然又云“隐居三十余年”，则二十余岁何来三十余年隐居？若谓其任别驾在建安之后，则徐州早已清晏，又何来“寇贼充斥”“频讨破之”之语？前后抵牾，无一契合。
以上诸条驳难，悉列如右。盖精研《五经》者，必考诸儒异义；熟习《三史》者，必征诸子异闻；更须探赜索隐，而后可辨其纰缪。然前述诸史所载，不然：其叙事惟执一途，直陈一理，而自相矛盾、表里乖违，非止牴牾，直成狂惑！推其致误之由，实因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信流言，不加甄别；或承袭谬说，即予编次。遂致真伪混淆、是非错杂。古语有云：“君子可欺不可罔。”至若邪说害正、虚词损实，小人或信之，君子必知其非。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正为此也。书写竹帛，事非轻易；凡为国史者，岂可不慎之又慎！
以上为【史通·外篇·暗惑第十二】的翻译。
注释
1 “发绕炙”典出《韩非子·说林下》：卫人有夫妻祷于社，夫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妇曰：“使我无故得百罐酒。”夫怒曰：“妇人之言，岂不悖哉！”邻人闻之，取发绕炙，伪为夫妇所祷之物以诬之。此处刘知几借喻伪造证据之术。
2 “胙”指祭祀用肉，《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此处指以毒置胙嫁祸太子，暗用《史记·晋世家》骊姬谮申生事。
3 “左慈易质为羊”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字符放，庐江人也……见曹公，公欲煞之，慈因求铜盘贮水，以竿饵钓于盘中，得鲈鱼，公大惊。”后世演为化羊故事；“刘根窜形入壁”见《神仙传》：“刘根，颍川人……能召鬼，入壁如空。”
4 “姬伯”即周文王姬昌，“孔父”即孔子，皆圣人罹难之典范，用以对照舜之“遁形”非圣人正道。
5 “优孟”事见《史记·滑稽列传》，刘知几质疑其“象孙叔敖”之可信度，尤重生理不可复制性（眉目口鼻）与制度性反应（君主必究死而复生之由）。
6 “田成子”即田常，春秋齐国权臣，《史记》载其“以大斗出贷，小斗收”，然“成子”为其谥号，生前不得称，属名实倒置硬伤。
7 “有若状似孔子”事见《孟子·滕文公上》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刘知几指出其未列四科十哲，且“不答所问”暴露才识不足，质疑“立师”违背孔门师道传承逻辑。
8 “复道望将”事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刘知几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指出：谋反者必密，岂敢沙中聚语？张良作为谋士岂待问方对？揭示叙事违背权力运作基本常识。
9 “积甲齐熊耳”见《东观汉记》，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县，海拔约2000米，刘知几援引《尚书·武成》“血流漂杵”为同类夸张修辞，强调史家当具文本批判意识。
10 “胡质赠绢”事见《三国志·魏书·胡质传》裴注引《晋阳秋》，刘知几以汉代“二千石”俸禄制度为据，指出“一匹绢”与“三十年隐居”在经济逻辑上的根本冲突，开创以经济史视角考史之先河。
以上为【史通·外篇·暗惑第十二】的注释。
评析
《暗惑》是《史通》外篇中最具批判锋芒的篇章之一，集中体现刘知几“疑古惑经”“辨伪求真”的史学理性精神。全文并非泛泛而论，而是以严密逻辑、多重维度对十一种通行史籍中的典型记载逐一勘验，涵盖神话化叙事（舜井）、戏剧化演绎（优孟）、名实错置（田成子）、制度失察（有若立师）、情理悖逆（张良献策）、空间失真（积甲齐山）、常识违碍（竹马迎吏）、身份僭越（崔琰代坐）、物理不可能（殿瓦皆飞）、经济矛盾（胡质赠绢）、年龄错乱（王祥寿数）等十大类型。刘知几不满足于指出“可疑”，而必溯其源：或为“流言不加铨择”，或为“缪说即从编次”，或为“说者敷演妄溢”，或为“闾巷鄙谈”混入正史。其核心方法论是“以常理衡非常事，以制度验非常制，以物理判非常效，以时间理非常序”，构建起中国古代最早系统化的史学批判范式。尤为可贵者，在于他将批判落脚于史家责任——“凡为国史，可不慎诸”，将技术性考辨升华为职业伦理自觉，使《暗惑》不仅是一篇驳难汇编，更是中国史学走向自觉与成熟的里程碑式宣言。
以上为【史通·外篇·暗惑第十二】的评析。
赏析
《暗惑》之艺术力量，正在于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精密结构。每则驳难皆严格遵循“引原文—揭矛盾—析情理—溯根源—断性质”五步法，如手术刀般层层剥离叙事幻象。语言上，骈散相间，刚健峻切：论舜井用“杳冥不测，变化无恒”与“姬伯拘于羑里，孔父阨于陈蔡”对举，凸显圣人之“厄”与“幻”本质不同；驳优孟则以“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起势，继以“窊隆异等，修短殊姿”铺陈，再以“眉目口鼻，如何取类”直击要害，节奏铿锵，逻辑如链。更妙在善用归谬：如推算王祥年龄达一百二十岁，以极端数字逼出史文内在断裂；又如设问“倘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者邪？”，以假设反诘揭穿张良形象的叙事缝合痕迹。其批判不囿于考据，而始终指向史家主体——“情多忽略，识惟愚滞”八字，直指史学失范的深层症结。通篇无一句情绪宣泄，却于冷静推演中迸发出震撼性的理性光芒，堪称中国古典学术批评文体的巅峰之作。
以上为【史通·外篇·暗惑第十二】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暗惑》所揭诸误，非止文字校雠，实为史学认识论之革命。其以“常理”为尺，丈量一切非常之说，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信仰式记述转向批判性建构。（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2 《暗惑》之价值，在于它首次系统提出“史家三戒”：戒采流言而不加铨择，戒传缪说而即从编次，戒徇虚名而失其实质。此三戒至今未过时。（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3 刘子玄驳《史记》舜井事，非攻司马迁一人，实为廓清“圣人神话”对史学的侵蚀。其谓“苟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乃将史德提升至道统高度。（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4 《暗惑》中对郭伋“竹马”事的三层驳难，融合制度史（州牧仪制）、地理学（晋阳无竹）、社会学（童子行为逻辑），展现跨学科考史的雏形，远超同时代西方史学方法。（杜维运《中国史学史》）
5 刘知几以“君子可欺不可罔”“尽信书不如无书”为理论支点，将孟子哲学命题转化为史学操作准则，完成儒家心性论向史学方法论的关键转化。（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6 《暗惑》所列十案，九例出自正史（《史》《汉》《魏志》《晋书》），唯《语林》为小说，表明刘知几批判锋芒直指官方史学体系本身，具有体制内自我革新的勇气。（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
7 其驳文鸯“殿瓦皆飞”，以项羽“叱咤慑伏千人”为参照，引入声学物理参数（声强极限），是中国古代最早运用自然科学原理检验史实的范例。（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
8 对阮籍“吐血数斗”之驳，不是否定其哀情，而是反对将个体极端行为普遍化为“至孝”范式，体现对历史人物复杂性的尊重。（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9 《暗惑》结尾“凡为国史，可不慎诸”八字，与《史通·史官建置》“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以风声”呼应，构成刘知几史学伦理的完整闭环。（乔治忠《中国史学史》）
10 此篇与《史通·疑古》《惑经》并称“三惑”，共同构成刘知几批判精神的铁三角，其问题意识之锐利、论证逻辑之严密、覆盖领域之广阔，在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史学史上罕有其匹。（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以上为【史通·外篇·暗惑第十二】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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