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人以来，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倦。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何者？睹仲由之不悦，则矢天厌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则称戏言以释难。斯则圣人之设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岂与夫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师授路隔，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寻蠹简，穿凿遗文，菁华久谢，糟粕为偶。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是用握卷踌躇，挥毫悱愤。傥梁木斯坏，魂而有灵，敢效接舆之歌，辄同林放之问。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删《诗》赞《易》，其义既广，难以具论。今惟摭其史文，评之于后。
何者？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此则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让？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嫡，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必以彼三逆，方兹二弑，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嫉恶之情，岂其若是？其所未谕一也。
又案齐荼野幕之戮，事起阳生。楚灵乾谿之缢，祸由观从。而《春秋》捐其首谋，舍其亲弑，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及。必如是，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急而好洁，可行欺以激怒，遂倾瓶水以沃庭，俾废炉而烂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不书弑乎？其所未谕二也。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其所未谕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戎实豺狼，非我族类。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其所未谕四也。
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阳虎盗入于讙，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且弓玉云亡，犹获显记；城邑失守，反不沾书。略大存小，理乖惩劝。其所未谕五也。
案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既未成君，不避其讳。此《春秋》之例也。何为般、野之殁，皆以名书，而恶、视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谕六也。
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谓之弑，卿士以上通谓之杀。此《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书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大夫荀息”。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其所未谕七也。
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
且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其所未谕八也。
案昭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
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其所未谕九也。
又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如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
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盖其间行事，必当有说。
《经》既不书，《传》又阙载，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谕十也。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
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晋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
斯则闻事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它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
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故宋飞六鹢，小事也，以有告而书之；晋灭三邦，大事也，以无告而阙之。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诸国史记，奚事独为疏阔？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者乎？其所未谕十一也。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其所未谕十二也。
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思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
者欤？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诸谢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榷而为论，其虚美者有五焉。
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得而殚说矣。而太史公云：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其虚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书，曾无变革。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戒，其义安在？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其虚美二也。
又案，《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出君，而卒之犹名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
其虚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虽有成例，或事同书异，理殊画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罔，而褒忌讳之辞也。”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虚美四也。
又案，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其虚美五矣。
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语曰：“众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寻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翻译文
昔日孔子以大圣之德，应天运而生，自有人类以来，未尝有如此卓绝者。故三千弟子、七十门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求教不倦，竭诚追随。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师弟之间切磋问答，彼此得失亦时有显现：譬如子路不悦，孔子便对天发誓以自明心迹；言偃（子游）以弦歌治武城遭疑，孔子则笑称“前言戏之耳”以释其难。可见圣人设教，义理恢弘，或援引誓约以表诚，或自承谬误以屈己受讥——岂同庸儒末学，专事文过饰非，致使问者缄口结舌、疑而不申，仅止于此而已？嗟乎！古今世异，师授之道久绝，我辈不得亲侍左右，执帚洒扫于夫子之庭，陪列童子之班；不得躬聆德音，亲炙颜渊、闵损、冉求、仲由四科之贤。唯能披阅蠹蚀残简，穿凿散佚旧文，精华早已凋谢，所对唯余糟粕。于是理有未达，疑无由质，徒然握卷踟蹰，挥毫愤懑。倘若夫子梁木既坏、魂而有灵，我愿效接舆狂歌之讽，亦如林放叩问礼本之诚。但孔子立言行事，删《诗》赞《易》，义旨浩博，难以尽论；今唯择其史笔之体例与叙事之法，评骘于后。
为何如此？赵孟伐国而无辞，故《春秋》贬其号为“人”；杞伯行夷礼来朝，故降其爵称“子”；虞国班次列于晋国之上，《春秋》先书以恶其贪贿；楚国主盟于晋，《春秋》后列以讥其无信。此皆人伦善恶之评判，操之于我史官之笔端，直道而行，何须退让？然则齐、郑、楚三国发生弑君之变，各国皆以“疾卒”告丧，《春秋》遂一律书“卒”。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具心智者，莫不知耻惧。若欺瞒可免罪责，则谁不愿伪饰？且身为正卿，竟不讨贼；居冢嫡之位，汤药竟不亲尝——却反被冠以恶名，播恶于万世。若将彼三起“疾卒”之伪告，与鲁隐公、子般二起确凿弑逆相较：真正枭獍之徒，反漏网而无名；仅涉瓜李之嫌者，反凝脂显录、纤毫毕载。嫉恶之情，果真如此颠倒？此其未谕者一也。
再查齐悼公荼死于野幕，祸起阳生之篡；楚灵王缢于乾谿，乱由观从之谋。而《春秋》却舍弃首恶、略去亲弑者，岂非如同“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及”？若必如此，则邾国守门人因私憾射姑，知其君卞急好洁，故意倾瓶水于庭，致炉废而君烂足暴卒——此亦大罪，何以不书“弑”？此其未谕者二也。
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岂因毛嫱之面偶有微瑕，便藏镜不用？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岂因绵驹之歌偶有误曲，便闭耳不听？史官执简记事，理当如此。若爱之而知其丑，憎之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方谓实录。然观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狄人实灭卫国，因桓公之耻而削而不书；周王被召至河阳，《春秋》反美称为“狩”。此则情有向背，志存彼我。若史法果如是，则为人君者何惧宪章？纵玷白圭，亦无惭于良史矣！此其未谕者三也。
哀公八年、十三年，鲁公两次与吴盟会，皆不书；桓公二年，鲁公与戎盟，反详书之。戎本豺狼，非我族类。不当讳者而讳之，当以为耻者而恬不为耻，折衷求平，于理未安。此其未谕者四也。
诸国臣子，非卿不书；然若以地来奔，虽身份卑贱，亦必记载。岂非国之大事，不可拘于常例？如阳虎盗据讙邑，拥阳关而外叛，《左传》详载其事，《经》却全无一字，何故？弓玉遗失尚获显记，城邑沦陷反不登载。略大存小，乖违惩劝之旨。此其未谕者五也。
按《春秋》之例：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未成君则不避其讳。然何以般、野之卒皆书其名，而恶、视之死却仅曰“子卒”？此其未谕者六也。
凡人伦之中，不得其死者：邦君以上称“弑”，卿士以上通称“杀”。此《春秋》定例也。然桓公二年书：“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公十年又书：“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臣弑当称“杀”，今反称“及”，与君弑同科。若“弑”“杀”不分，则君臣之别荡然矣！此其未谕者七也。
臣子记事，君父为尊，虽偶乖正直，犹合名教。如鲁隐、桓之戕弑，昭、哀之放逐，姜氏之淫奔，子般之夭酷——此皆邦国大丑，讳之可也。至于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等事，一概讳而不书，岂非烦琐细碎之甚？
再考汲冢竹书、《晋春秋》《纪年》所载：重耳出奔、惠公见获，皆直书本国之事，无所隐讳。唯《鲁春秋》记本国事则不然——国家事无巨细，苟涉嫌疑，动辄称耻称讳，厚诬来世，岂独多乎？此其未谕者八也。
昭公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即公子阳生也。孔子曰：“我乃知之矣。”旁侍者问：“子既知之，何不更正？”孔子答：“如尔所不知，奈何？”——若此，则孔子修《春秋》，皆循其乖僻，习其讹谬，编次之际，一无刊改矣！
然则其间褒贬不一，时张时弛；或沿旧例，或加变革，曾无定体。此其未谕者九也。
记事之法，理宜明晰：欲察一国之兴废，则前后相贯；欲考一人之始终，则始末可寻。如定公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哀公元年却书：“许男与楚围蔡。”许既已灭，君被执、国已亡，焉能复列诸侯、举兵围蔡？其间必有曲折可说。《经》既不载，《传》又阙如，缺略至此，索解为难。此其未谕者十也。
晋国自鲁闵公以前，尚未通于中原诸国；至僖公二年灭下阳之后，始渐见于《春秋》。盖自此始遣行人通聘于鲁也。而《琐语》《晋春秋》载鲁闵公时事，详赡备至。可知当时国史，闻事即书，不待邻国来告。他国史策，皆仿此例。孔子所修则不然：凡书异国之事，必待来告。有告则虽小必书，无告则虽大亦阙。故宋飞六鹢（小事），因有告而书；晋灭三邦（大事），因无告而缺。致使巨细失衡，繁简失中，较之诸国史记，何其疏阔？此例之立，盖承周礼旧法、鲁策成文。然孔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法，岂可仍袭旧弊，不中规矩？此其未谕者十一也。
君子贵博闻多识，良史重实录直书。而《春秋》记他国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称胜，君弑而称疾，当名而不名，当氏而不氏，春崩而夏闻，秋葬而冬赴。史官承讹而书，遂使真伪莫辨，是非混淆。此其未谕者十二也。
凡此未谕，尚有多端，静思默察，莫究其所以然。岂所谓“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者欤？抑或“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若论取舍褒贬，吾辈实不敢妄议，唯谢不敏。
又世人以为孔子固天所纵，圣而多能，遂谓《春秋》尽善尽美。然审形者少，随声者多，雷同附和，无人指实。推而论之，其虚美者实有五端：
一、古者国有史官，具录时事。观汲冢所出竹书，皆与鲁史相符。如周室东迁，其说稍备；隐、桓以前，虽难详尽，然烦简程度，与《春秋》无异。“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等句，多为古史原文。可知孔子修《春秋》，不过因旧史成文，略加雕饰，因仍而已，何功之有？且史策原有阙文，时月时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此不可殚述者也。而司马迁云：“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此其虚美一也。
二、宋襄公囚滕子而诬其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书，毫无更正。无辜者反被加罪，有罪者得以隐匿。求其劝善戒恶之义，安在哉？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此其虚美二也。
三、《春秋》本以褒贬为主。《国语》载晋司马侯对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悼公问：“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不隐，南史执简累进，甯殖出君，而卒名犹存策书——可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有犯必死，书法无赦。然孔子修《春秋》，他邦篡弑其君者三，本国弑逐其君者七，皆缺而不录，使乱臣贼子得逃其名。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岂非乌有之谈？此其虚美三也。
四、《春秋》之文，虽有成例，然事同而书异，理殊而画一。司马迁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罔，而褒忌讳之辞也。”此乃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孟子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其虚美四也。
五、赵穿杀君而称“宣子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皆春秋之世有识者微婉其辞、隐晦其说之常例。班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绝。”然观此类微言，岂独宣父所创？此其虚美五也。
考此五种“虚美”，溯其本源，实因通达之士相承不绝，儒教授受既久，欲神其事，故言过其实。古语云：“众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今世言《春秋》者，岂非但见众善而不察，一如称颂尧、舜之美无穷者乎？
昔王充设《问孔》之篇，虽于《论语》多所指摘，然《春秋》杂义，未曾发明。今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冀将来学者，详察而深思之。
以上为【史通·外篇·惑经第四】的翻译。
注释
1 孔宣父：即孔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谥“文宣王”，故刘知几尊称“宣父”。
2 钻仰不及：语出《论语·子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喻孔子学问高深难及。
3 接舆之歌：楚国隐士接舆见孔子而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讽其不合时宜。
4 林放之问：林放问礼之本，见《论语·八佾》，喻探求根本原则。
5 赵孟：晋国正卿赵盾，事见《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欲杀赵盾，反被其族人赵穿所弑，《春秋》书“赵盾弑其君”，刘知几斥为“舍其亲弑”。
6 杞伯：杞桓公，僖公二十七年以夷礼朝鲁，《春秋》贬称“杞子”。
7 虞班晋上：僖公五年，虞国参与晋献公伐虢之役，因受赂而先书于晋，《春秋》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刘知几以为“恶贪贿而先书”。
8 汲冢竹书：西晋武帝时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竹简，含《竹书纪年》等，所记与《春秋》多异，重史实而少褒贬。
9 《琐语》：《汲冢书》之一，记春秋时各国异闻，多直书不讳。
10 “获君曰止”等句：引自《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系先秦史官书写术语，刘知几用以证《春秋》多袭古史旧文。
以上为【史通·外篇·惑经第四】的注释。
评析
《惑经》是刘知几《史通》外篇中最具批判锋芒的篇章之一，集中质疑孔子《春秋》作为史书的客观性、真实性与公正性。全文以“十二未谕”为纲，系统指出《春秋》在史法上的十二大矛盾与悖理之处，继而揭橥“五虚美”，从根本上动摇了汉唐以来将《春秋》奉为“史家之极则”的神圣地位。刘知几秉持“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史学理想，以史官职业伦理为尺度，严厉批评孔子修史时“为贤者讳”“承告而书”“依违避祸”等做法，认为其违背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尤为深刻的是，他通过对比汲冢竹书、《纪年》《晋春秋》等出土与传世史料，证明先秦各国史官本具直笔传统（如董狐、南史），而《春秋》反成特例，从而揭示儒家史学“神化圣人—遮蔽真相—服务教化”的内在逻辑。此文不仅是史学方法论的革命宣言，更是中国思想史上首次以专业史家立场对经学权威进行系统性质疑，标志着史学从经学附庸走向独立学科的关键转折。
以上为【史通·外篇·惑经第四】的评析。
赏析
《惑经》以严密逻辑与雄辩文风构建起一座批判《春秋》的理性丰碑。其艺术力量首先源于“设问—举证—驳诘”的三段式结构：每“未谕”均以反诘开篇（“奚为……？”“何为……？”），继以《春秋》原文与史实对照，终以悖论式结论收束（“岂其若是？”“于理未安！”），形成无可辩驳的逻辑闭环。语言上善用比喻与典故增强说服力：“明镜照物”“虚空传响”喻史家应持客观，“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及”斥《春秋》舍本逐末，皆精警贴切。更以排比强化气势：“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若将彼三逆……斯亦罪之大者，奚不书弑乎？”层层递进，如雷霆贯耳。尤为可贵的是，刘知几将抽象史法讨论具象化为可验证的文本细节：从“许男斯归”与“许男围蔡”的矛盾，到“子卒”与“名书”的体例混乱，再到“六鹢”小事故书、“灭三邦”大事反阙，无不彰显其精研《春秋》三传的深厚功力。此文非为毁圣，实为护史——以捍卫历史真实为最高信仰，使史学挣脱经学桎梏，重归“实录”本位，其思想光芒穿越千年，至今熠熠生辉。
以上为【史通·外篇·惑经第四】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惑经》实为史学史上第一次对《春秋》史法的系统性质疑，其“十二未谕”直指儒家史学核心矛盾，开后世疑古思潮先声。——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2 《惑经》之价值，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史学从“以史载道”向“以史求真”的范式转换，刘知几以职业史家身份宣告：史官之职不在代圣立言，而在秉笔直书。——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3 刘知几敢于质疑孔子修史之法，非轻圣也，实尊史也。其“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八字，堪称中国古代史学精神之最高概括。——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4 《惑经》所揭示的“承告而书”弊端，至清代章学诚犹痛陈：“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史》《汉》……然《春秋》之病，在信史官之告；《史》《汉》之失，在徇主者之意。”可见其批判之深远影响。——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
5 刘知几对《春秋》“为贤者讳”的批判，与王充《论衡·问孔》构成汉唐间理性主义史学思潮的双峰，共同瓦解了经学对历史解释的垄断权。——陈其泰《中国史学史》第三卷
以上为【史通·外篇·惑经第四】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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