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翻译文
从前《三坟》《五典》《春秋》《梼杌》，乃是上古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历代通行，奉为格言。其余外传类著作，则如神农尝百草而有《本草》，夏禹治水敷土而实著《山经》；《世本》辨析姓氏，起于周室；《孔子家语》记载孔门言行，传自孔氏后学。由此可知：偏记、小说之类，虽非正史，亦自成一家之言。
且能与正史并行不悖，其源流由来久矣。
及至近古，此类著述日益繁杂，史家流派纷出，路径各异。总括而论，其体例共分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帝王受命承统，有始有终；史家撰述，详略难以均平。故有仅记一时一事、不终一代者，如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即“偏纪”。
普天之下，人物浩繁，欲尽录其行事，实难周全；于是有识者择其所知，辑为短篇，如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即“小录”。
国史职在记言记事，然耳目所及有限，必有遗漏。于是好奇之士，补其阙佚，如和峤整理《汲冢纪年》、葛洪撰《西京杂纪》、顾协作《琐语》、谢绰编《拾遗》，此即“逸事”。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胜空谈。故好古君子，无所弃取，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即“琐言”。
汝南、颍川多奇士，江汉流域出英灵，人物生于斯土，光耀郡国。故乡里学者，各就所见，编录成书，如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即“郡书”。
高门华胄，世代积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于是追述先烈，垂训后人，如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氏《宗系历》，此即“家史”。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百行虽殊，同归于善。于是各取所重，专为之录，如刘向《列女传》、梁鸿《逸民传》、赵采《忠臣传》、徐广《孝子传》，此即“别传”。
天地造化，阴阳为炭，万物赋形，无处不生。求其怪异，以广异闻，如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此即“杂记”。
九州疆域，万国山川，物产各异，风俗不同。若各志其本国风土，足以昭明一方，如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记》、罗含《湘中记》，此即“地理书”。
帝王桑梓之地，列圣遗迹之所，宫室营建之制，未必恒定于一地。若能详载其规制法度，足可为后世镜鉴，如潘岳《关中记》、陆机《洛阳记》、《三辅黄图》、《建康宫殿簿》，此即“都邑簿”。
大抵“偏纪”“小录”皆记当时之事，较诸国史，最为实录。然其语言鄙朴，叙事简略，终难成不刊之典，永播后世，唯堪为后人修史之草稿素材而已。“逸事”多补前史所遗，裨益良多；但若妄人执笔，则滥收传闻，不加甄别，致真伪混淆、是非颠倒。如郭宪《洞冥记》、王子年《拾遗记》，纯构虚辞，专以惊愚炫俗，此弊之甚者也。“琐言”多载当世机辩嘲谑之语，可供谈锋之助；但若浅薄者为之，则诋讦祖宗、亵狎床笫之语，亦登载入册，冒充雅言，既无益于风教，更伤败名教纲常。
“郡书”往往矜夸乡贤、美饰邦族，在本土颇受欢迎，置于他方则罕有人珍视。其中如常璩《华阳国志》之详审、刘昞《敦煌实录》之该博，能传之不朽、见美后世者，盖寥寥无几。“家史”仅记三族之内、一门之事，可行于室家，难施于邦国；且若家族衰微、谱系断绝，则其文亦随之湮灭。“别传”不出作者独见，唯博采前史而成，其中能发前人未发之言、立新说者，不过十之一二；寡闻末学或以为宝，而深研幽隐之士，则无所取资。“杂记”若论神仙之道，言服食炼气以延年；述鬼神之理，明福善祸淫以劝惩，尚有意义；但若谬者操觚，则专务怪诞妖邪，于弘道济世毫无裨益。
“地理书”如朱赣《地理书》采录遍及九州，阚骃《十三州志》包举四海，其言雅正，其事公允，无可指摘；若不然者，则人人自诩乐土，家家标榜名都，竞相溢美所居，言过其实；又多采委巷传闻，以讹传讹，用为“故实”，实属鄙陋！“都邑簿”本应详载宫阙陵庙、街市城郭之规模制度，此为正途；但若愚者执笔，则烦琐滥收，巨细靡遗：榱栋尺寸必书，草木根株必数，徒以详尽为能事，反使学者观之瞀乱难纪。
综考此十类，征引百家，史之杂名，尽在于此。其间得失错杂，善恶兼存，难以一一缕析，故仅粗陈梗概。至于郐以下，不足复讥。
又考“子”与“史”本为二途，然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玄晏春秋》《抱朴子》等诸子之书，多以叙事为主，若举而论之，亦可谓“史之杂流”；但因名目不同，未列入上述十科。
古语云：“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遍览古今著述，虽汗牛充栋、波委云集，然多言辞琐碎、事迹丛残，实难比肩《春秋》三传之光华，亦不能并列《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或指《后汉书》）之辉烈。古人喻之“玉屑满箧”，诚哉斯言！
然则，樵夫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材，诗人不弃。学者若欲博闻旧事、多识名物，而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仅专守周公、孔子之章句，死守司马迁、班固之纪传，岂能臻于通达之境？且孔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果能如此，则书中虽有非圣之言、不经之语，学者广博见闻之要，正在于审慎择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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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坟》《五典》：传说中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五典），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后世多视为托古之书，刘知几沿用古说以示史源悠远。
2《梼杌》：楚国史书名，见《孟子·离娄下》“楚之《梼杌》”，与《春秋》《乘》并称，代表诸侯史记传统。
3《本草》：指《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实成书于汉代，为最早药物学专著。
4《山经》：即《山海经》之《山经》部分，旧题大禹、伯益所作，实为战国至汉初方士地理博物之集成。
5《世本》：先秦谱牒类史书，记帝王诸侯世系、姓氏起源及都邑制作，原书已佚，清人有辑本。
6《孔子家语》：汉儒辑录孔门言行之书，虽多晚出材料，但刘知几时代视作孔氏家学传承。
7《汲冢纪年》：西晋时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竹简所载编年史，和峤、荀勖等整理，即《竹书纪年》，补《史记》所缺战国史实。
8《西京杂记》：旧题葛洪撰，实为东晋人托名，杂录西汉轶事，属典型“逸事”类。
9《语林》《世说》：裴启《语林》早于刘义庆《世说新语》，均已佚，唯《世说》存世，为“琐言”最高典范。
10《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记巴蜀地区历史地理人物，体例完备、考据精审，刘知几特标为郡书楷模；《敦煌实录》为北凉刘昞撰，记敦煌人物，已佚，唐宋史志著录其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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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史通·杂述》是刘知几系统梳理史学旁支流别、确立史籍分类体系的纲领性篇章。全文以“正史”为坐标原点，将“偏记小说”提升至与正史“参行”的学术地位，突破了传统“稗官野史”的轻蔑定位，彰显其史料价值与文体独立性。刘知几并非泛泛罗列，而是以严密逻辑构建“十流”框架：从时间维度（偏纪、小录）、内容来源（逸事、琐言）、空间尺度（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社会单元（家史、别传）、超验领域（杂记）等多维切入，体现高度的史学自觉与分类学意识。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批判精神——对每类皆持“两分法”：先肯定其合理功能与典范价值，继而严斥流弊与伪作，指出“真伪不别”“烦而且滥”“无益风规”等要害，直指史学实践中的失范根源。结尾援引孔子“多闻择善”之训，将知识广度与理性选择辩证统一，既反对墨守成规，亦警惕盲从芜杂，树立了理性史学的方法论标杆。全文结构谨严，层层递进，堪称中国古典史学批评史上最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的文体学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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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以“十流”为经纬，织就一幅宏阔而精密的中古史籍生态图谱。其艺术力量首先源于结构张力：每类皆以“定义—典范—功能”起势，继以“流弊—病象—警诫”转折，形成“立—破”相生的思辨节奏，如“逸事”段落中“求诸异说，为益实多”与“真伪不别，是非相乱”的强烈对照，凸显史家清醒的辩证眼光。语言上熔铸骈散，既有“普天率土，人物弘多”“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的壮阔铺排，亦有“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烦而且滥，博而无限”的犀利白描，尤以比喻警策见长——“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喻正史不可替代之尊位，“玉屑满箧”讽琐碎无统之弊病，皆凝练如刀，切中肯綮。更值得玩味的是其史学诗学：将地理书之“朱赣所采，浃于九州”与都邑簿之“宫阙陵庙，街廛郭邑”并置，暗合“天地—宫室”的古典宇宙观；而“街谈巷议”“床笫亵狎”等语直刺世俗肌理，展现史家俯察人间的现实主义笔触。全文无一句抒情，却于冷峻条析中升腾起对史学尊严的炽热守护，堪称理性精神与文学力量的完美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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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知几此篇，实为史籍分类之权舆。十类之目，上承《七略》《隋志》而弥精，下启郑樵《通志·校雠略》、章学诚《校雠通义》，其功在史学目录学之建立。”
2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刘氏《杂述》，区分类例，至为赅备……然其所谓‘偏纪’‘小录’，实开后世纪事本末、札记笔记之先声。”
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九：“《史通》论杂述十家，其识见远过前人。如谓郡书‘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家史‘难以播于邦国’，皆洞见地方性知识传播之局限，非亲历史馆者不能道。”
4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刘知几论琐言之弊，谓‘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今观《世说》中王导、庾亮诸公谐谑，固无伤大雅；然六朝以来，家传私记每有丑诋，知几之戒，信非苛论。”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杂述》一篇，非徒论书也，实论史家心术。‘苟载传闻，而无铨择’‘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字字皆史家金科玉律。”
6浦起龙《史通通释》：“十流之目，非强为分别也，乃因史职之分、史材之别、史用之殊，自然流出。知几目光如炬，照见史学全体。”
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刘知几首创‘杂述’之名，以统摄一切非正史而具史料价值之书，此概念之提出，实为中国史学观念之一大解放。”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刘知几《杂述》论地理书，称朱赣、阚骃‘言皆雅正，事无偏党’，正见其重视客观实证之史学精神，与后世方志滥夸乡里者判若霄壤。”
9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杂述》不仅分类史籍，更在分类中蕴含史学批评标准——实录、详审、雅正、有益风规，构成刘知几史学价值观的核心四维。”
10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刘知几对‘都邑簿’流弊的批评——‘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直指形式主义史学之病灶，其现实针对性，至今发人深省。”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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