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扬榷，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入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
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懘不芥者矣。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予辄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训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扬雄少为范踆、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瓿。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扬》、《羽猎》之流耳。如《太玄》深奥，理难探赜。既绝窥逾，故加讥诮。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
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翻译文
我自幼承蒙父亲教诲，很早就涉足文学。年方少年（约十岁左右），便开始学习《古文尚书》，但总觉得其文辞艰涩繁冗，难以诵读记诵；虽屡遭鞭打督促，学业仍难有成。曾听父亲为诸兄讲授《春秋左氏传》，我每每放下自己手中的书去旁听。待父亲讲毕，我即为诸兄复述讲解。不禁私下感叹道：“倘若所有典籍都像《左传》这样明白晓畅、叙事生动，我绝不会懈怠！”父亲惊异于我的志趣与悟性，于是开始亲自教我《左传》。仅用一年时间，我便通读并能诵讲全书——当时年仅十二岁。虽未能深究精微义理，但全书大旨纲要已能概略把握。父兄本欲让我广泛研读各家义疏，专精此一经。我却婉言推辞，认为《春秋》止于“获麟”（鲁哀公十四年，孔子绝笔处），此后史事未载，不如暂且博览其他史部典籍，以广见闻。继而我又通读《史记》《汉书》《三国志》。既欲明了古今制度沿革、历法世系承续，便触类旁通、自主研习，无需师长训导。自东汉中兴（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以来，直至本朝（唐朝）官修实录，至十七岁时，我已大致浏览周遍。所读之书，多靠借阅，虽常遇卷帙残缺、篇第散佚，然于叙事之纲领、立言之要旨，亦已粗知大略。
但当时正谋求仕进，兼习策论章奏等应试之术，故未能专心治史。及至二十岁弱冠之年，通过科举射策考试步入仕途，方得些许闲暇，得以实现夙愿。游学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历时多年；无论公家藏书抑或私家秘笈，皆恣意披览，尽其所读。
至于一代之史，往往分出数家，其间杂史琐记，又各持异说，无不竭力考辨穿凿，穷究利害得失。加之我自幼读书，素喜探究名理义趣，凡有所悟，皆发自内心体认，非因师承习染。故甫入童年（总角之年），读班固《汉书》、谢承《后汉书》（此处“谢”当指谢承《后汉书》，刘知几时代尚存，今佚），便觉《汉书·古今人表》不合体例，《后汉书》不为更始帝（刘玄）立本纪，实属疏漏。当时听者皆责我：“童子何知，竟敢轻议前哲！”我顿时惶愧失措，无言以对。后来读到张衡《七辩》及范晔《后汉书》集注（或指范晔文集、相关评论），果然亦批评二书此失。此类暗合古人见解之处，不可胜数。始知流俗之士，难以与之论道。凡有异同之见，皆默存于心，不轻示人。
及至而立之后（三十岁以后），识见日增，常憾当世无同道可与深谈。唯东海徐坚，晚年始得相逢，彼此投契，欢悦非常；纵使古之伯牙遇钟子期、管仲得鲍叔牙，亦不过如此。此外，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等人，亦因学术议论见赏于我，以道术相知。凡所商榷，皆可倾吐胸臆，毫无保留。我尝慨叹：“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真正理解我的，不过数人而已！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目睹史籍浩繁芜杂，恐读者无所适从、是非莫辨，遂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旧文而作《春秋》，赞《易》道而黜“入索”（指谶纬迷信），述《职方》而废“九丘”（古地理亡书），讨论三坟五典，断自唐尧、虞舜，讫于周代。其文不可更易，垂为万世法式。自此以后，史籍愈积愈多，若非旷世大才，谁能刊正讹谬？嗟乎！我这卑微小子，岂敢担当此任？对于历代史传，我曾立志：自班固、司马迁以下，迄于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家所撰，无不依其旧本，全面厘订革新。但苦于既无孔子之尊名，却欲行孔子之事，恐将惊骇世俗，招致时人责难，徒劳无功，反遭讥毁，终无人赏识。因此每每执笔长叹，踌躇良久。并非想做而不能，实乃能做而不敢也！
幸而朝廷中有识者赏识，遂推举我担任史官。于是三次出任史臣，两度进入东观（皇家藏书与修史机构）。每念本朝受命开基，历时已久，史官所编，仅粗具纪录之迹；至于纪、传、志等核心体裁，竟皆阙如。长安年间（691–704），曾奉诏参与修撰《唐史》；及至当今皇帝（唐中宗）即位，又奉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本欲践行前述主张。然而当时同修诸人及监修贵臣，常与我意见抵牾、格格不入，难以相容。故最终所载所删，只得随俗浮沉。虽自谓委曲求全、苟且顺从，仍被众史官嫉恨不已。唉！虽居其职，而吾道不行；虽见用于时，而素志不遂。郁结孤愤，无可寄托。若就此缄默不言、搁笔不作，则恐身没之后，谁复知我心迹？故退居私室，撰成《史通》一书，以明己志。
昔日汉代刘安著《淮南子》，包罗天地，贯通古今，上溯太公，下及商鞅；经纬错综，自谓兼综百家，用力无遗。然自《淮南子》之后，著述不绝。若加商榷评量，则流派益众。盖因孔子既殁，“微言”不传；司马迁著《史记》，是非褒贬多有谬误。于是百家诸子竞起诡说异辞，专务琐碎之辩，破坏大道正统，扬雄《法言》因而问世。儒者之书，博杂而不得要领，学者所得者不过糟粕，反失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辗转传讹，自相欺惑，王充《论衡》由此而生。民者冥也，愚昧无知，随顺盲从，如面墙而立；或音讹句陋，不究本源；或守株胶柱，拘泥忌讳，应劭《风俗通》于是而作。五常之教各异，百行之执不同，人各有所长所短；若必求全才而后用，则天下无可用之人；若随才器使，则片善不遗，刘劭《人物志》应运而生。开国承家、立身立事，或文或武，或出或处，贤愚悬隔、善恶殊途，若无品藻之鉴，则理难铨衡，陆景《典语》因此而撰。
词人作文，体式不一，譬如甘辛异味、丹素殊彩；后人祖述模仿，见识狭隘，不通圆融；各家相互诋诃，人人彼此挑剔，刘勰《文心雕龙》于是诞生。
至于《史通》一书，实为感伤当时史官记载失当、义例不纯，故欲辨明史书之宗旨归趣，穷尽其体例统系。其书虽以史为主干，而余波所及，上探王道之本，下及人伦之常，总括万事万物，包吞千门百类。自扬雄《法言》以下，迄于刘勰《文心雕龙》以前，诸家著作，皆已纳入胸中，未曾有一丝芥蒂滞碍。
其立义也，有取舍，有褒贬，有鉴诫，有讽刺；其贯穿之深也，其网罗之密也，其商略之远也，其发明之多也，皆可谓精深宏阔。然治经者厌恶听闻服虔、杜预之讥讽，论史者憎恨提及班固、司马迁之过失。而本书多讥评前贤，乐道往非，得罪于时，本属当然。唯望知音君子，偶一披览。孔子曾言：“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此书之境遇，庶几近之。
昔日梁代隐士刘孝标作《叙传》，自比东汉冯衍（字敬通）者有三。而我不自量力，亦窃比扬雄者有四：其一，扬雄少时好为诗赋雕虫小技，晚年悔其少作；我幼时亦喜诗赋，壮年则全然不为，耻以文士之名得誉，唯期以“述者”（史家）自命。此其相似之一也。其二，扬雄草创《太玄》，多年未成，时人皆笑其徒劳；我撰写《史通》，亦经寒暑屡易，悠悠尘俗，咸以为愚。此其相似之二也。其三，扬雄撰《法言》，时人竞相非难，故作《解嘲》以自辩；我著《史通》，见者亦互指其短，故撰《释蒙》以答难。此其相似之三也。其四，扬雄早年为范逡、刘歆所重，及闻其作《太玄》，反讥其“恐覆酱瓿”（怕书成无人读，只能盖酱坛）；盖范、刘所重者，原在其《长杨》《羽猎》之类文采斐然之赋，至于《太玄》义理幽深，非浅识可窥，既不能理解，遂加嘲诮。我早年工于文笔，颇获时誉；晚年专谈史传，反为知己减价（评价降低）。此其相似之四也。我才质卑下，而行迹竟能类比先贤，故铭刻于心，聊以自慰。
然而尚有一桩遗恨：恐不如扬雄者，唯此一事耳。何也？扬雄《太玄》初成，虽遭时人轻贱，而桓谭断言：“数百年后，必传于世。”其后张衡、陆绩果称其“绝伦参圣”。若以《史通》比之《太玄》，今日之“君山”（扬雄字），即徐坚、朱敬则等数君是也；而将来之张衡、陆绩，则尚未可知。唉！倘若张衡（字平子）不出，陆绩（字公纪）不生，则恐此书将与粪土同弃，与烟烬俱灭，后世识者，永无可观之日！念及于此，我抚卷潸然，泪尽继之以血！
以上为【史通·内篇·自叙第三十六】的翻译。
注释
1 “纨绮”：古代富贵人家子弟所着细绢衣饰，代指少年时期，约十岁左右。《南史·侯景传》：“纨绮之年，已膺重任。”
2 “获麟”：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西狩获麟，孔子以为祥瑞之终、道穷之兆，遂绝笔《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孔子曰：‘吾道穷矣！’”
3 “射策”：汉唐科举考试方式之一，主考者将问题写于简策，应试者随机抽取作答，以定等第。刘知几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中进士，时年二十。
4 “东观”：东汉洛阳南宫内藏书与修史之所，后为国家修史机构代称。唐代设史馆于门下省，然“东观”作为文化象征仍沿用。
5 “姚、李、令狐、颜、孔”：指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隋书》纪传部分、颜师古《汉书注》、孔颖达《五经正义》。此泛指唐初官修史书及经史注疏大家。
6 “服、杜”：指服虔、杜预，东汉、西晋著名《左传》注家，代表汉晋经学传统。
7 “冯敬通”：冯衍，东汉初辞赋家、政论家，著《显志赋》《决疑论》，刘孝标《叙传》自比其“三事”：才高被抑、著述弘富、志节孤贞。
8 “君山”：扬雄字。《汉书·扬雄传》：“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
9 “桓谭”：东汉哲学家，《新论》作者，盛赞《太玄》：“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犹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论。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者不知尊之，不如老聃处世常为虚无也。然观《太玄》之文，虽深奥难通，后世必有知音。”
10 “张衡、陆绩”：张衡《太玄解》、陆绩《太玄经注》均推崇《太玄》“绝伦参圣”，见《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序录》。
以上为【史通·内篇·自叙第三十六】的注释。
评析
《自叙》为《史通》内篇末章，是刘知几晚年亲撰的学术自传与思想宣言，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系统性的史家自述与史学反思文献。全文以“志—学—疑—辩—困—立”为逻辑主线，完整呈现其史学思想的生成轨迹：由少年厌《尚书》之艰涩、慕《左传》之晓畅，开启史学兴趣；继而博览群史，形成独立判断（如质疑《古今人表》《更始无纪》）；再经仕途磨砺与修史实践，痛感史官体制之桎梏与史书义例之淆乱；终在理想受挫、孤愤难抒之际，退而著《史通》，以私修方式完成对官方史学的批判性重构。文章兼具史家理性与文人激情，既有冷静的学理剖析（如对“史之为用”的界定、“六家”“二体”的归纳），又饱含炽烈的生命体验（“泪尽而继之以血”）。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清醒的自我定位：既以孔子、扬雄自期，又深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的风险；既坚持“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学术使命，又坦承“随俗浮沉”的现实妥协。这种在理想与现实、批判与担当、孤高与悲悯之间的张力，使其超越一般序跋，成为中古知识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写照。
以上为【史通·内篇·自叙第三十六】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骈散相间、情理交融的笔法，构建起一座立体的史家精神丰碑。其艺术成就突出体现在三重张力结构中：一是时空张力——纵向以“总角→弱冠→而立→过立”勾勒生命年轮，横向以“家庭庭训→京洛游学→东观修史→私撰《史通》”铺展学术空间，使个体成长史与中古史学演进史叠印共振；二是话语张力——大量运用对比句式（“虽……而……”“既……则……”“若……吾不……”），在否定中确立价值，在悖论中凸显信念，如“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将理性克制与情感灼热熔铸一体；三是典故张力——密集征引孔子删《诗》修《春秋》、扬雄著《玄》《法言》、桓谭预言等典故，非为炫学，实以古镜照今：孔子之“不刊”反衬当世史籍之芜杂，扬雄之“酱瓿”之讥映照自身“见者互言其短”的处境，桓谭之“数百年后必传”则成为支撑其孤勇的精神支点。尤以结尾“泪尽而继之以血”八字，将史家的庄严使命、现实的冰冷围困、未来的渺茫期许，凝缩为极具视觉冲击与情感震颤的意象，使理性批判升华为一种悲壮的文明献祭，至今读之凛然。
以上为【史通·内篇·自叙第三十六】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九：“《史通》二十卷，唐刘知几撰……其《自叙》一篇，叙述生平，兼发凡例，实为全书之纲领。知几以史官自任，而深病于当时史臣之阿谀，故其言恳切而激越，非徒夸诩己长也。”
2 《旧唐书·刘子玄传》：“子玄三为史官，再入东观，竟不能尽其才，故发愤著《史通》以见意。”
3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刘氏《史通·自叙》，自比扬雄者四事，皆确有依据，非妄拟也。其论史之体要，实开宋元以后史评之先河。”
4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刘氏《史通》，自叙其著书之故，曰‘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斯真知史意者也。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日月，而世之执笔者，或失其真，故刘子不得不辨之。”
5 刘咸炘《史学述林》：“《自叙》非仅自述，实为史学之宣言。其以‘辨指归、殚体统’为职志，以‘上穷王道、下掞人伦’为境界，已超乎技术史学，直入道器合一之域。”
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刘复愚遗文中年谱之史料》：“刘知几《自叙》所揭‘随俗浮沉’四字，道尽唐代前期史馆政治与学术之本质矛盾，非亲历者不能道。”
7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册：“《自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自传，它标志着史家主体意识的空前觉醒。”
8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史》：“刘知几在《自叙》中提出的‘史之为用’‘史才三长’等命题，虽未在此篇明言，然其精神已贯穿始终，实为全书思想之胚胎。”
9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自叙》以扬雄自况，并非简单攀附，而是通过历史类比，建构起一种‘边缘史家’对抗主流史学的话语策略。”
10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自叙》结尾‘泪尽而继之以血’之语，与司马迁《报任安书》‘肠一日而九回’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史家精神谱系中最沉痛的音符。”
以上为【史通·内篇·自叙第三十六】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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