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
爰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右说三坟五典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
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忠，壁藏其书。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
《古文尚书》者，即孔忠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访其事，故多有古说。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至于后汉，孔子之本遂绝。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阙以献。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古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右说《尚书》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
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
平帝初，立《左氏》。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
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右说《春秋》。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
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曰《外传国语》，二十一篇。斯盖采书、志等文，非唯鲁之史记而已。
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
汉兴，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右说《左传》。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
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
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谬。今则与《史记》并行于代焉。右说《史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灵。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书系，悉录家书封上。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乃《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初，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乃诏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命秘书给纸笔。经五六年乃就。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右说《汉书》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于单、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思安等后，《儒林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纪》。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
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元兴武，终于孝献，录世十二，编年二百，通综上下，旁引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总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而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
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右说《后汉书》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敕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时亦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已草而罢。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戒，有益风化，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就家写其书。
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后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右说《三国志》晋史，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先是，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子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事迹，多所详究。过江为著作郎，受诏撰晋史。为其同僚虞预所诉，坐事免官。家贫无资，书未遂就，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亮给其纸笔，由是获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诣阙奏上。隐虽好述作，而辞拙才钝。其书编次有序者，皆铨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晋纪》，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
晋江左史官，自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十二、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右说《晋书》。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松之寻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
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山、苏所述，勒成一书，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虚，难以取信。自永光已后，至禅让十余年中，阙而不载。至齐著作沈约，更补缀所遗，制成新史。
始自义熙肇号，终乎升明三年。为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传，名曰《宋书》。
永明末，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二十卷。沈约见而叹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右说《宋书》。
齐史，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沈约复撰齐史二十篇。梁天建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
诏付秘阁。起升明之年，尽永元之代。为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右说《齐书》。
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庐江何之元、沛国刘璠以所闻见，穷其始末，各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当朝务，兼知国史，至于陈亡，其书不就。
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繁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
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荏苒，竟未绝笔。
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三史。于是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今并行世焉。
右说《梁书》、《陈书》。
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光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
后赵石勒令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安、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
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
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
蜀初号曰成，后改称汉。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之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前凉，张骏十五年，令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
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
后秦，扶风马僧虔、何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为佐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
西凉与西秦，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沮渠氏，郭韶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唯有四者可知，自馀不详谁作。
魏氏黄门侍郎崔鸿，乃考覈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右说《十六国春秋》。
元魏史，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纪，唯为十卷，而条例未成。暨乎明元，废而不述。神□二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鉴、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撰国书，为三十卷。又特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复以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续成前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
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废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复其职，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国记。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时有校书郎刘模，长于缉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岁。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国记自邓、崔以下，皆相承作编年体。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续，下讫孝明之世。温子升复修《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魏史官私所撰，尽于斯矣。
齐天保二年，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目击>仲让、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编次。收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辛诸子并乏史才，唯以仿佛学流，凭附得进。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
上自道武，下终孝靖，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
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合纪、传、论例，总九十二篇。
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佐之。
会素薨而止。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焉。右说《魏书》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唯记行师，不载它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
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时有六卷。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自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云。右说《北齐书》。
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右说《后周书》。
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劭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炀帝世，惟有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书》并行于时。
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事具于上。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称为《五代史志》。右说《隋书》。
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
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号为“实录”。
迄乎三帝，世有其书。
贞观初，姚思兼廉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虽云繁杂，时有可观。龙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必方诸魏伯起，亦犹张衡之蔡邕焉。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见推直笑。惜其短岁，功业未终。至长寿中，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撰为《唐书》百有十卷。凤及以喑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撰录，皆索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
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机杼，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故阅其篇第，岂谓可观；披其章句，不识所以。既而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独行。由是皇家旧事，残缺殆尽。
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二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
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馀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右说《唐书》。
翻译文
《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并非一首诗，而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学理论巨著《史通》中的一篇重要论说文。全文以典雅骈散相间的古文写成，系统梳理自上古至初唐历代正史的源流、编纂过程、作者事迹、文本存佚、真伪争议及学术得失，实为一部浓缩的“中国早期正史发展史纲”。其核心内容可译为现代汉语如下（非逐字直译，而为忠实原意、兼顾史学术语与文气的意译）：
《周易》有言：“上古时代结绳记事以理政，后世圣人改用文字书契。”儒家学者称：伏羲氏始画八卦、创制书契，取代结绳之政，于是文献典籍由此产生。又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称“三坟”，记述大道根本；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之书称“五典”，记载常行之正道。《左传》载楚国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亦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可见，“坟”“典”之义、“三”“五”之策，在春秋时期仍广为流传、切实可行。
然至后世，此类古书多已亡佚，唯唐、虞以下史事尚可考述。自尧以前，虽圣贤偶有追述，但仅存一二模糊痕迹；而后世诸子则广造虚妄奇谈，语不经见，书非圣作。故司马迁言：“神农以前，吾不知也。”班固亦云：“颛顼之事，未可明也。”足见“三坟五典”所载，实无可确证。
关于《尚书》：尧舜相继，已见于“坟典”；周代承夏商二代，自有典籍。孔子删定其义，编为《尚书》，起自唐尧，终于秦穆，共百篇，并各为之序。秦朝暴虐，焚书坑儒，孔子后裔孔忠将《尚书》藏于壁中。汉兴之后，朝廷访求儒者，闻秦博士伏胜能传其学，遂命晁错从其口授受业。时伏生年近百岁，言语难辨，仅得二十九篇。此后欧阳氏、大小夏侯三家传习。宣帝时，河内一女子献《泰誓》一篇，合为三十篇而行于世。然其纪年与序不合，且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文字迥异，故汉魏诸儒咸疑其伪。
《古文尚书》即孔忠所藏之科斗文字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于壁中。博士孔安国校勘伏生本，增出二十五篇，改用隶古字书写，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多次请教，故其《史记》多存古说。安国又奉诏作训诂传注，适值武帝末年巫蛊之祸，经籍之学中辍，未能奏上，遂私藏于家。刘向校对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发现脱误甚多。至后汉，孔壁原本已绝，凡见于经典而不见于今本者，诸儒皆称“逸书”。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其义理与古文孔传高度相似，或疑其曾私见孔壁原本而秘不示人？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安国《传》，然缺《舜典》一篇，乃取王肃《尧典》中“慎徽五典”以下文字析出，独立为《舜典》以补之。自此，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及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尽废，唯古文孔传独尊学官，永为典范。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撰《舜典》孔传，诈称于大航购得，献于朝廷。朝议多疑，然值江陵陷落，其本流入北朝，中原学者得之，博士刘炫遂采入定本。今通行《尚书·舜典》，实出于姚方兴伪托。
关于《春秋》：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孔子周游列国而不遇，自卫返鲁，与鲁君子左丘明共观太史氏所藏史册，依鲁国史记而作《春秋》，上承周公遗制，下立万世法度，记隐公至哀公十二君之事。经成授弟子，弟子退而各执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据本事作《左传》，以明孔子非空言解经，而贬责当世君臣之实迹皆详载于传中，故隐其书不宣，以避时祸。
至战国末期，口说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四家传。邹氏无师承，夹氏仅有目录而无正文，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治《公羊》，严彭祖、颜安乐传之；宣帝因太子好《穀梁》，召蔡千秋、萧望之等廷议，遂立博士。平帝初立《左氏》博士，然东汉儒者屡加毁谤，至博士李封卒，竟不复补。和帝元兴十一年（应为永元十一年之误），郑兴父子奏请重立，魏晋之际，《左氏》渐盛，二传遂废。今所用《左氏传》本，即杜预所注者。
关于《左传》相关史籍：春秋时诸侯各国自有史官记录，孔子曾求得百二十国史记，如楚之《梼杌》、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等。左丘明既作《左传》以配经，又撰《国语》二十一篇，号《外传》，采各国书、志等史料，非仅据鲁史。
楚汉之际，有好事者辑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世系，迄于秦末，名曰《世本》，十五篇。战国七雄并争，秦并天下，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初，陆贾撰《楚汉春秋》九篇，记时功。
关于《史记》：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谈欲综括古今，成一家之史，未竟而卒。其子司马迁承父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史实，上起黄帝，下讫武帝获麟，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总名《史记》。其书协和六经异说，整齐百家杂言，正本藏于名山，副本存于京师，以待后圣君子。宣帝时，迁外孙杨恽传布其书，然十篇已佚，仅有目录。元、成间，褚少孙补《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鄙陋，非迁本意。
谯周以《史记》上古部分多采诸子家言，不专据正经，乃作《古史考》二十五篇，据旧典纠谬，今与《史记》并行。
关于《汉书》：《史记》止于武帝太初，此后阙略。刘向、刘歆及冯商、扬雄等续撰，至哀、平犹称《史记》。建武中，班彪以其鄙俗，且雄、歆褒美王莽新朝，误后世，乃采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以为未备，乃起高祖，终王莽，十二世二百三十年，撰《汉书》纪、表、志、传百篇。书未成，遭人告发“私改《史记》”，被收系狱。弟班超诣阙陈情，明帝释之，命校书续成。历时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乃成。固后坐窦宪事死于狱，书多散乱。其妹班昭（曹大家）奉诏校理，又选马融等十人受业。八表及《天文志》多由马续补成，《古今人表》尤乖本旨。汉末至陈，注《汉书》者三十五家，传习之盛，仅次于五经。献帝时，荀悦依《左传》体删《汉书》为《汉纪》三十篇，简要可诵，与纪传并行。
关于东观《汉纪》：明帝诏班固等撰《世祖本纪》及功臣、新市、平林、公孙述事，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又诏刘珍、李尤等撰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建武，讫永初；伏无忌、黄景续作诸王、恩泽侯表及西羌、地理诸志；边韶、崔寔、朱穆、曹寿等补孝穆、崇、顺烈皇后传及《百官表》《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一百十四篇，号《汉纪》。熹平中，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续修，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蔡邕徙朔方，上书求还续十志，未果而董卓乱起，旧文散佚。许都时杨彪稍存注记，然永初以后阙续。魏黄初唯著《先贤表》，故《汉纪》残缺，至晋未成。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纪、志、传俱全，起光武，讫献帝。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凡九十七篇，十典未成而卒。范晔集旧籍，删烦补略，撰《后汉书》十纪、十志、八十列传，百篇。未及成志而被诛。袁宏仿荀悦体撰《后汉纪》三十篇。世称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
关于《三国志》：魏黄初、太和间，卫觊、缪袭草创纪传不成；后韦诞、王沈等共撰，王沈独成《魏书》四十四卷，多为时讳，非实录。吴大帝时丁孚、项峻撰《吴书》，不工；少帝时韦曜、薛莹等续修，曜独成五十五卷。晋陈寿集三国史为《国志》六十五篇。夏侯湛见之，毁己稿。寿卒，范頵表荐，诏写其书。鱼豢《魏略》、孙盛《魏氏春秋》、王隐《蜀记》、张勃《吴录》等异说纷出。宋文帝嫌《国志》简略，命裴松之广采群书补注，今传《三国志》皆以裴注为本。
关于《晋书》：西晋陆机撰《三祖纪》，束晳撰十志，中朝乱后不存。王铨、王隐父子撰《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奏上，然隐才拙，多赖其父旧稿。干宝撰《晋纪》二十二卷，简略婉直，时誉甚高。东晋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等继作，多偏记数帝。何法盛《晋中兴书》、臧荣绪《晋书》合东西二史。贞观中，诏修《晋书》，采正典杂说数十部及十六国伪史，成纪十、志十二、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合叙例目录百三十二卷，遂为定本。
关于《宋书》：何承天草创，山谦之、裴松之续之，松之卒，孙冲之请自撰，未果。苏宝生续传，被诛。徐爰总成，孝武帝亲撰《臧质》《鲁爽》等传，多虚妄；永光后至禅让十余年间全阙。沈约补缀，成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百卷，名《宋书》。裴子野删为《宋略》二十卷，沈约叹服，世推裴略为上。
关于《齐书》：江淹受诏先撰十志；沈约撰二十篇；萧子显启撰，成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五十九篇。吴均撰《齐春秋》三十篇，称梁帝为齐明佐命，武帝恶其实，诏焚之，然私本犹存，与萧书并传。
关于《梁书》《陈书》：沈约等武帝时撰梁史百余篇，承圣之乱焚毁。何之元、刘璠各撰《梁典》三十篇。姚察志撰梁、陈二史，未就。顾野王、傅縡修梁武、文二帝纪；陆琼续撰，繁杂，姚察删改。陈亡入隋，姚察续奏未竟。贞观初，其子姚思廉奉诏凭旧稿加新录，九年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
关于《十六国春秋》：前赵公师彧、后赵徐光等、前燕杜辅、后燕董统、南燕王景晖、前凉索绥、刘庆、前秦赵整、裴景仁、后秦马僧虔、夏赵思群、西凉西秦等各有国史，然多残缺。崔鸿博采众家，考异补阙，易“国书”为“录”、“主纪”为“传”，总名《十六国春秋》。初阙蜀事，十五年后于江东购得，勒为十卷。其子崔缮写奏上，藏于秘阁，伪史始大行于世。
关于《魏书》：道武时邓渊撰国纪十卷未成；明元废；神䴥二年崔浩等撰国书三十卷，浩总监，务从实录；高允、张伟参修；刊石示众，浩因此族诛百二十八人，史官遂废。文成复置，高允主修，刘模执笔。孝文太和十一年，李彪、崔光分创纪传体。宣武命邢峦撰《孝文起居注》，崔光、王遵业续至孝明；温子升修《孝庄纪》；王晖业撰《辨宗室录》。齐天保二年，魏收奉敕撰《魏书》百三十卷，谄齐抑魏，诬江左，憎胜己，报私怨，成书后讼者百余人，杨遵彦党援，讼者反遭重罚，谤声不息。孝昭令研审，武成复令改易甚多，世号“秽史”。隋开皇，魏澹重撰，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九十二篇；炀帝又命杨素重修，未竟。今通行仍以魏收本为主。
关于《北齐书》：祖孝征撰《黄初传天录》，陆元规撰《皇帝实录》，阳休之等续记。齐亡后，王劭撰《齐志》六卷（编年），李德林撰纪传二十七卷，开皇初续至六十五卷。贞观初，其子李百药杂采他书，成五十卷。
关于《周书》：大统中柳虬直笔可称；隋牛弘撰《周纪》十八篇，粗疏抵牾；贞观初，令狐德棻、岑文本修成《周书》五十卷。
关于《隋书》：王劭《隋书》八十卷，类相从，无纪传体；王胄《大业起居注》多散佚。贞观初，颜师古、孔颖达撰《隋书》五十五卷，与《周书》并行。太宗以梁、陈、齐、周、隋五代未有正史，命学士分修，魏徵总其事，贞观三年始，十八年成《五代纪传》二百五十二卷；十志三十卷，后由于志宁、李淳风等续成，太宗崩后始刊，别行于世，俗称《五代史志》。
关于《唐书》：义宁、武德间，温大雅撰《创业起居注》三篇；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立编年“实录”；姚思廉初撰纪传三十卷；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等续为五十卷；龙朔中许敬宗总统，扩为百卷，曲徇时旨，猥饰私憾，多非实录；李仁实续撰《于志宁》等传，直笔可称，惜早卒；牛凤及撰《唐书》百一十卷，喑聋不才，索状为文，鄙俚倒错；神龙元年，朱敬则、徐坚、吴兢等奉诏重修《唐书》八十卷、《则天实录》二十卷，虽事多遗恨，庶为后世削稿之凭。
总而言之，自古史官撰述，大略如此：属词比事，以月系年，实为史家根本，为人伦耳目——此理已尽于此。其余偏记小说，则不及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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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三坟五典”：《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后世儒家附会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曰“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曰“五典”，见《尚书序》。然先秦无实证，刘知几已持存疑态度。
2 伏生口授：伏胜，秦博士，汉初济南人，年九十余，口授《尚书》二十九篇，由晁错笔录，即今文《尚书》之源。《汉书·儒林传》载其“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
3 《泰誓》真伪：伏生本无《泰誓》，宣帝时河内女子献《泰誓》一篇，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文字多异，故《史记·周本纪》未载，东汉马融、郑玄皆疑其伪，至清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确证为伪。
4 孔壁古文：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数十篇，皆蝌蚪文字，即古文经。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增多二十五篇，即《古文尚书》之始。
5 梅赜献书：晋元帝时梅赜（一作梅颐）所献孔安国《尚书传》，后世考定为魏晋间人伪托，非汉时孔安国所作，但自梅氏奏上后，遂为官学定本，影响千年。
6 《左传》与《国语》关系：刘知几明言《国语》为左丘明“撰诸异同，号曰《外传》”，即视其为《左传》之姊妹篇，采各国史志而成，非仅鲁史，此说为后世主流观点。
7 《史记》十篇亡佚：指《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褚少孙所补多为敷衍，非迁原文。
8 谯周《古史考》：三国蜀汉学者谯周撰，以《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为据，考订《史记》上古纪年、世系之误，如谓“神农不作陶”，“黄帝至周凡一千五百二十年”等，开史考辨学先河。
9 魏收《魏书》“秽史”之名：因魏收在《魏书》中贬斥北魏宗室、抬高高欢集团、诬蔑南朝人物、报复私怨（如诋毁李浑、李庶父子），引发北齐朝野激烈抗议，史称“群口铄金，百端交构”，故《北齐书》本传直言“时论以为‘秽史’”。
10 《五代史志》：即今本《隋书》之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百官》《地理》《食货》《刑法》《艺文》十志，因与梁、陈、齐、周、隋五代纪传同修，故唐人习称《五代史志》，后并入《隋书》，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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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古今正史第二》是《史通》外篇中最具史料价值与史学史意义的核心篇章。它超越一般史评，实为一部提纲挈领、脉络清晰、考订精审的“中国正史源流总论”。刘知几以史家之眼、批判之思、文献之功，系统勾勒了从“三坟五典”的传说源头，到初唐官修《五代史》的完整正史演进链条。其价值在于：第一，开创性地构建了“正史”概念的历时性谱系，明确以《尚书》《春秋》《史记》《汉书》为起点，确立纪传体为正统史体，并将历代官修、私撰之史纳入同一评价框架；第二，秉持“直书”“实录”史学理想，对史书真伪、文本源流、作者动机、政治干预进行尖锐辨析，如揭发《舜典》之伪、《魏书》之秽、许敬宗之曲、牛凤及之陋，展现出罕见的史学勇气与理性精神；第三，揭示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文献散佚与辑佚之艰、官方意志与史家良知之冲突、今古文之争、南北史观之歧、体裁演变（编年→纪传→载记）之轨迹，无不深刻影响后世史学走向；第四，文体上骈散结合，逻辑严密而气势磅礴，大量使用排比、对举、设问、反诘，如“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曲希时旨，猥饰私憾”等，形成极具感染力的史论语言风格。此篇不仅是理解唐代以前正史生成的关键钥匙，更是中国古代史学自觉意识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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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之艺术魅力，在于将艰深的史学考据升华为雄浑的理性叙事。刘知几善用“史笔如刀”的冷峻节奏：开篇引《易》《礼》《春秋》经典，立论庄严；继以“爰及后古，其书不传”陡转，顿生苍茫之感；述及伪书、秽史时，则锋芒毕露，“曲希时旨”“猥饰私憾”“喑聋不才”等语如匕首投枪，痛快淋漓。结构上采用“总—分—总”宏阔布局：以“上古结绳”总起史源，中段按《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至《唐书》次第铺展，每部史书皆聚焦“作者—成书—真伪—得失”四维，脉络如梳；结尾“盖属词比事……略尽于斯矣”戛然而止，余韵苍劲。更妙在史识与文心交融：评《左传》云“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寥寥数字道出史家存真的伦理自觉；论《魏书》“刊石写之，以示行路”后即接“浩坐此夷三族”，对比强烈，令人悚然。其语言凝练如“删烦补略”“旁贯异闻”“错综纲纪”，皆成后世史论典范用语。通篇无一句抒情，而史家孤愤、文化担当、理性光芒充溢字里行间，堪称中国古典史论散文之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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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大抵皆讨论史法，而《古今正史》二篇，实为全书之纲领。知几自言‘网罗群言，研精一理’，即此篇之谓也。”
2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古今正史》上下篇，如史家之《春秋》，断自伏羲，讫于高宗，一代之典章，百代之源流，粲然如指诸掌。”
3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刘氏《史通》，其《正史》一篇，实为史部之《七略》，条分缕析，使千载史籍，如观掌纹。”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读《史通·古今正史》，然后知《汉书·艺文志》之略，而刘子玄之详且核，诚史家之津逮也。”
5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刘知几《古今正史》，考证最精，如辨《舜典》之伪、《魏书》之秽、《晋书》之杂采，皆凿凿有据，非空言臆断者比。”
6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通》之可贵，正在《古今正史》诸篇，使后之治史者知某书何自出，某说何所承，某本何以存，某传何以亡，如导盲者以杖。”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刘知几《史通》之价值，首在《正史》诸篇所体现之历史文献学方法，实开清代考据学之先声。”
8 吕思勉《史学四种》：“《古今正史》不仅为史籍目录，实乃一部微型史学史，其中对史官制度、文本层累、政治干预之洞察，至今未过时。”
9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册：“刘知几在《古今正史》中提出的‘史才三长’（才、学、识）虽未明言，然全篇对史家素养之要求——博稽、审辨、直书、不阿——已贯彻始终。”
10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古今正史第二》是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正史源流考述文献，其学术规范与批判精神，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进入自觉成熟阶段。”
以上为【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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