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于五代为僭国，以险为虞，以富自足，舟车之迹不通乎中国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后蜀之丝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
岷江之来，合蜀众水，出三峡为荆江，倾折回直，捍怒斗激，束之为湍，触之为旅。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不及顾视，一失毫厘与崖石遇，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师而移用乎诸州者，皆陆出，而其羡馀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弃之然，其为险且不测如此。夷陵为州，当峡口，江出峡始温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
尚书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为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为下州，廪与俸皆薄，而僻且远，虽有善政，不足为名誉以资进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诗》所谓“恺悌君子”者矣。自公之来，岁数大丰，因民之馀，然后有作，惠于往来，以馆以劳，动不违时，而人有赖，是皆宜书。故凡公之佐吏，因相与谋，而属笔于修焉。
翻译
蜀地在五代时期割据一方自立为国，国号后蜀，以天险为屏障，自给自足富甲一方，跟中原各地几乎不通往来长达五十九年。直到宋朝顺应天命，一统天下，逐一平定四方。宋太祖赵匡胤从建隆改元乾德后第三年，平定蜀地（实际上是建隆二年开始攻蜀，建隆五年才平定蜀地）。于是蜀地产的丝和锦源源不断地供应天下需求，那些往来运输的商人们，有从陆路自关西秦川坐车来的，也有从水路自岷江而来的，熙熙攘攘绵延万里。
岷江是集合了蜀地各条大小水路形成的，出了三峡就叫做荆江，河道曲折蜿蜒，水流激荡湍急。水流聚集速度非常快，就像千军万马奔腾而下。坐船顺流而下，顷刻之间就驶出数百里，船上的人根本就来不及观赏岸边美景。行舟之时如果稍微出点闪失与水道中的礁石相撞，船马上就会被撞得粉碎然后被水流吞没。所以只要是从蜀地运货充实国库和提供朝廷用于各地州府的产品，一般都是由陆路运输。只有剩下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才走水路运输，而且运送这些货物就像扔掉了一样，岷江的凶险和其不可预知性就像这样。夷陵作为州县，正在三峡出口上，岷江到这里水流才转而平和。所以那些行舟之人到了这里一定会喝酒感谢老天爷，互相祝贺就像再世为人一样。
尚书省下工部所辖虞部（宋朝时期尚书省所辖六部分二十四司，工部下辖屯田、虞部、水部三司）郎中朱再治到任夷陵州三个月，在江边渡口修了一座至喜亭，作为从岷江而来的船家的休息场所。而且至喜亭的名字还含有岷江水路的凶险到这里就平定了，行人为此而感到幸运和高兴的意思。夷陵作为偏远州县，这里的官员的俸给和官禄都很微薄，而且由于地处偏远，就算官员有很好的政绩，也不能够传誉天下作为晋升的资本。然而朱再治却能够接受这种并不好的状况，而且他还能够为人们远离忧患而过上快乐的生活，《诗经》中所说的“和乐亲善，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就是像他这样的人。自他到任以后，年年丰收，因为人民生活富足，还能够有所作为，施恩惠给那些往来的客商。修了馆驿来让他们休息，不会误了生意，于是过往的客商们都能够有所依靠，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于是他手下的门吏们互相商量这，找到了我欧阳修写了这篇文章来歌颂他的功绩。
版本二：
蜀地在五代时期是割据政权，凭借山川险要以为防备，依靠物产富饶而自给自足，与中原地区不通往来达五十九年。宋朝承受天命，统一天下，四方依次平定。太祖改元乾德的第三年，才平定蜀地。此后，蜀地的丝织品和精美工艺品开始流通天下，供给朝廷，并运往各地州郡。来往的贡赋、商旅，或经陆路穿越秦、凤州，或沿岷江水道而下，行程万里不绝。
岷江汇聚蜀中众多河流，流出三峡后称为荆江，水流汹涌曲折，冲击奔腾，受两岸夹束而成急流，触碰礁石则浪花飞溅。顺流而下的船只，顷刻间可行数百里，来不及环顾四周；稍有差池，一旦撞上崖石，便粉身碎骨，漂没无踪。因此，凡是要供给朝廷、运往京城或分送各州的重要物资，都走陆路运输；只有剩余的、不急需的物品，才从江上放行，仿佛弃置一般。此江之险恶与不可预测竟至于此。夷陵作为州郡，正当峡口之处，江水一出三峡，才逐渐变得平稳舒缓。所以船夫行至此处，必定洒酒祭拜，互相庆贺，如同重获新生。
尚书虞部郎中朱公治理此州已满三个月，在江边渡口建造“至喜亭”，供过往舟船停靠休憩。同时用以标记天下最险峻的江段到此终于趋于平缓，表达行人脱离险境后的喜悦与庆幸。夷陵本是偏远小州，粮俸微薄，地处偏僻，即使政绩卓著，也难以借此扬名升迁。但朱公却不以此地简陋为意，安心任职，更以百姓脱离忧患、进入安乐为喜——这正是《诗经》所称的“和乐平易的君子”啊！自朱公到任以来，连年丰收，百姓安居有余，于是得以兴工建亭，惠及往来之人，既提供馆舍，又慰劳舟人，施工不违农时，民众因而受益。这些功德都值得记载。因此，朱公的属吏们共同商议，请我欧阳修执笔撰文记述此事。
以上为【峡州至喜亭记】的翻译。
注释
至喜亭：一座重檐三叠、金瓦朱栏、由“品”字形三亭组合的亭阁。
尚书虞部：宋朝时期尚书省所辖六部分二十四司，工部下辖屯田、虞部、水部三司。
下州：偏远州县。
廪（lǐn）：米仓，这里指官员的供给。
岁数：年年。
馀：生活富足、有馀。
佐吏：朱公手下的门吏。
1. 僭国：指割据自立、非正统的政权。此处指五代时期的前蜀、后蜀。
2. 以险为虞：依靠山川险要作为防备。虞，防备、忧虑。
3. 不通乎中国：与中国内地不通往来。“中国”指中原地区。
4. 改元之三年：指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此年宋灭后蜀。
5. 丝织文之富：指蜀地精美的丝绸和刺绣等工艺品。
6. 陆辇秦、凤：陆路经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转运。
7. 岷江：长江上游主要支流，贯穿四川，为蜀地重要水道。
8. 荆江：长江自三峡出口至洞庭湖一段，水流湍急，古称荆江。
9. 束之为湍，触之为旅：被两岸约束形成急流，撞击岩石激起波涛。“旅”通“怒”，形容水势激荡。
10. 沥酒再拜：洒酒于地以祭，再次叩拜，表示庆贺脱险。
以上为【峡州至喜亭记】的注释。
评析
《峡州至喜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于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任夷陵县令时所作。至喜亭，始建于宋朝，当时文学家欧阳修被贬任宜昌县令，峡州太守朱庆基建此亭后，特委托欧阳修专为此亭作记文，使此亭成为峡州三大胜境之一。
《峡州至喜亭记》是一篇典型的宋代亭台记文，兼具地理记述、政治颂扬与人文关怀。文章以蜀地历史开篇，追溯其长期闭塞至归于宋统的过程，继而详述岷江水道之险峻，突出夷陵作为“出险入安”关键节点的地理意义。作者借“至喜亭”的修建，不仅记录地方建设实绩，更升华其象征价值：由险转安，由困至喜，体现民生改善与官德仁政的结合。全文结构严谨，叙事与议论交融，语言凝练而富有节奏感，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的风格特征。文中对朱公“恺悌君子”的评价，既含敬意，亦寄托儒家理想中的良吏形象。
以上为【峡州至喜亭记】的评析。
赏析
本文为欧阳修早期记体文代表作之一，虽名为“亭记”，实则融历史、地理、民生、政教于一体，展现出深厚的思想内涵与高超的艺术技巧。文章起笔即纵览大势，从五代分裂写到宋初统一，赋予“至喜”以时代背景的厚重感。继而聚焦江流之险，以“倾折回直，捍怒斗激”等短促有力的四字句，摹写出岷江穿峡而出的惊心动魄，反衬出“江出峡始温为平流”的安宁可贵。舟人“沥酒再拜，以为更生”一句，极具画面感，将生理之安转化为心理之喜，自然引出“至喜亭”的命名深意。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景物描写或官员颂德，而是通过对朱公“不以陋而安之”“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的刻画，揭示出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结尾点明建亭“因民之馀”“动不违时”，强调政事合乎时宜、取于民而用于民，体现出清醒的民本意识。全文语言简洁而不失华彩，议论从容而富含深情，堪称宋代记体文由形式向义理深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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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修之文章，原本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之间，尤长于序事。”
2.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卷十一：“此记特标‘至喜’二字，盖以天下之险至此而夷，人生之难至此而安，寓意深远，非徒记一亭而已。”
3. 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欧阳修》评：“通篇以‘险’与‘平’对照，以‘忧’与‘喜’映发，结构缜密，意脉贯通。‘以为更生’四字，写尽舟人肺腑，遂使‘至喜’之名跃然纸上。”
4.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六一居士全集录》卷三：“亭本小迹，而引蜀之通塞、江之险夷、官之仁否，层层说来，气象宏阔。结处归功于岁丰民安，尤见儒者经济。”
5.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此文先叙蜀之隔绝，次叙江流之险，然后说到夷陵为险尽喜生之地，因及朱公建亭之举，皆顺题生发，无一字泛设。所谓‘因民之馀，然后有作’，真宰相语也。”
以上为【峡州至喜亭记】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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